本书讲述了作者加拿大前总统特鲁多和参议员赫贝尔1960年接受中国邀请来中国，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及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的发展，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本书也对加拿大提出了挑战，告诉加拿大人应该自己出去看看世界，也展现了西方人对于变革时期的中国现实状况的看法。

  我们差点打算将这本书定名为：《黄祸新版，由赫贝尔和特鲁多改变校订并作重大扩充》。

这样，为数不少的读者就会想起在他们潜意识里一幅有关中国的情景：在这个国家，密密麻麻簇拥着一大群矮小的黄种人，他们饱受饥馑，诡计多端，而且不论是否有理由，行事多半阴险恶毒。

在偏执的教育者用来毒害我们童年的所有恐怖行为中，包括共济会、锡安山新约教会长老所签订的草约、布尔什维克、美国的实利主义、红靴子、契尼基，还有呢?黄祸也许也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从传教士的宣传中得知，中国是所有灾难的天然故壤：邪教、瘟疫、水灾、饥荒，还有凶残的野兽。定期发行的“圣子童年邮票系列”也趁机提醒我们，那个将婴儿扔进猪圈的民族境况是何等之悲惨，然而同时他们却又多少带着点邪恶的气息。在冒险传说中，通过中国海盗和上海黑社会傅满储的故事，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关于龙的王国中潜藏的种种危险的教育。

等我们成为青少年时，黄祸的形象进一步得到明确。大学教授严肃地用手边的数据向我们证明，人口暴增的巨潮很快就会蔓延出中国的国境，汹涌的黄色海啸很快就会将白人的世界吞没。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信不信由你”专栏的李伯利先生向人们描述了另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如果将中国人排成四个一排的队伍，让他们相继通过某个特定地点——而且将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考虑在内——这列有形的队伍将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我们不知道这些形象今天是否仍然留存在人们心中，不知道孩子们是否仍然在互相告诫说，如果在街上遇到东方人，注意不要吸进受到污染的空气。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我们周围的成人世界里，人们的下意识仍然受到同样的幽灵的影响，甚至变本加厉，因为现在黄祸又插上了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在这种双重恐惧的影响下，我们的行为于是也变得加倍荒谬：政治上，我们拒绝承认统治着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很快就会是三分之一——的政权，并且，我们不能屈尊与其共同在各国议事的会议桌前就座；经济上，我们犹豫不决，不愿与前所未有的这个巨大市场增进贸易关系，而它可是个拥有最大的消费和生产潜力的国家；精神上，我们要让现存的基督教与西方最反动利益就此达成的默契永远延续下去，尤其表现在将某种传教的未来与(难以想像的)蒋介石重获权利联系在一起。

在人们的曰常谈话中，那个中国仍然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东西。就在我们出发前，人们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可真勇敢，竟然到那里去!”开始，我们认为这只是认真严肃的人对我们这些轻薄的旅行者的嘲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其他表现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表示惊讶：“你们立遗嘱没有?”“事故往往就是来得那么突然呀。”“进铁幕容易，出来就难了。”“难道你们就不怕被抓起来做人质吗?”

不胜惭愧，我们实在无法认真对待这些无稽之谈。尤其因为我们每人身上都有一份加拿大政府的文件，在上面，加拿大外务部国务部长盖有公章，“以女皇陛下的名义”，要求“所有国家”均要“给予护照持有者通行的便利，不得阻碍与阻拦”，并要向护照持有者“提供必要的协助与保护”。有了护照这样的安全措施作保障，我们不懂还有哪个国家的国境会对我们形成障碍。此外，就像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会显示的那样，中国人采取了数不清的预防措施，保证我们安全健康地回家。他们似乎害怕，要是我们一行人中的哪一位偶然淹死在大运河里，或愚蠢地栽下长城，西方的某个媒体就会对与一个将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之性命视如草芥的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危险得出戏剧性的结论。

实际上，唯一让我们觉得还算合理的恐惧是，从异教地域回国之后，我们自己会受到同胞的谴责和中伤。事实的确如此。去年春天，有近一百位法裔加拿大人受到了邀请——这事确实发生在联合国民政府垮台以前，但只有二十来人敢于对此做出答复，而且答复当中的一多半是拒绝。  但是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作者根本不把这些报复行为当回事。这两个人由于去所谓的铁幕国家旅行，遭到了串通一气的新闻界的大肆谴责、攻击与蔑视，因此，从中国回来，日后遭到封杀的命运对他们来说也不足为奇。

总而言之，尽管我们俩从未一起旅行过，但把我们俩各自的旅程加起来，足够绕地球四圈了，我们穿越过所有的海洋，长期探索过五大洲，访问过除了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巴拉圭以外的所有国家，我们发现，我们俩对于旅行持有相同的独特哲学：我们觉得，论起对一个国家的了解，那些仔细并且真诚地参观这个国家的旅行者，往往比那些从未参观过这个国家的人要更为深刻详尽。

然而，我们恰恰觉得，处在我们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绝对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如果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人在谈论中国的时候可以不那么胡说八道，如果有人能够启发这些大人，如果他们能够想一想，这个民族承受了难以想像的苦难，因此他们从西方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邮票、鸦片和炮舰，今天的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友好的国家。那么西方政策的相当一部分就不会临时来源于华盛顿和罗马的谣言窟，靠在香港和东京的办事处对中国的报纸剪贴拼凑收集所谓的信息。所以，我们认为补充一些资料，以及为增进理解而做出努力，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不错，我们——由于不能用中国不计其数的方言进行交谈——所了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翻译所赐；并且，我们也许只看到了中国当局允许我们看见的东西，等等。但是，同样的保留态度对于去西班牙、埃及或是圣地的加拿大旅行者也是一样，没有人会想到对他们说，就穿着拖鞋留在南汉姆的圣母院或者边境线的圣一埃米利耶纳好了，而不用亲自去那些国家，并且认为这样他们关于这些国家的见解会更真实。

因为，我们所见到的，无疑是我们亲眼所见；尽管我们所听到的的确来自于官方译员，但它至少反映了这位译员的想法。何况，我们并不缺乏可供比较的观点。将我们在亚洲早些时候的经历加在一起，我们差不多在这里停留了两年，一部分是在共产党政府之前的中国，一部分是在台湾。

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由共产党政府出钱，应邀前往中国并在中国逗留，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我们的证词失效。显然，这些人是低估了自己与他人的诚信。

还有一些奇怪的人会认为，对中国这个地方怀有善意等同于对非共产党世界抱有敌意。对此，除了想要说这并不是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以外，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并不要求这些人读这本书，或是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如果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谴责我们，我们建议他们考虑一下纯粹消极反共的后果。

多年来，这些反共人士全力以赴地想要证明、想要让人们相信，俄国人只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突然间，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拍摄了月球另一面的照片，用他们的科学成就将世界舆论弄得一片哗然。

显然，如果西方政府能够更加仔细地倾听那些谈论苏联进步的旅行者，如果他们对那些搜捕巫婆的人少几分轻信，今天的他们就不至于如此措手不及。因为毕竟我们的政策一贯将共产主义当成敌人——至少是对手——来看待，那么，高估敌人的智力总比对其智力估计不足要更安全一点。

作者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正是为了避免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重复错误。

那些真的坚信“爱邻人如爱自己”的人应该不会因为我们陈述了中国政府如何成功地带领人民走出数千年的悲惨而恨我们。因为，归根到底，从中受益的总是情同手足的人类——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

但是，也许总还有一些读者会指责我们——根据他们自己所持的不同观点，激烈拥护共产主义的或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说我们将今天的中国说得太坏或说得太好。我们接受这份中立的证书，因为如此水火不容的矛盾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双方都不予辩驳：就让他们双方都可以在我们的证词(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充满偏见)中得到安慰吧，夸大敌人的优势只会削弱敌人的力量!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