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一生，他写作的一生，他思考的一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本书作者以现代人的角度向我们介绍了巴特的传奇，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爱情、他的思想发展以及哲学理论。

1 道路／1

1．1 身体旅途／1

1．2 写作旅途／15

2 五十年代／26

2．1 写作／零度写作／26

2．2 神话学／63

3 结构地图／100

3．1 符号学／100

3．2 文学科学／117

3．3 叙事学／143

4 结构乱了／169

4．1 作者之死／169

4．2 文本／185

4．3 符号帝国／195

4．4 《s／z》：文本内讧／213

5 欲望历险／237

5．1 躯体哲学／237

5．2 爱情戏剧／252

5．3 谁是罗兰·巴特／264

6 背影／287

6．1 思想边缘／287

6．2 形式主义气质／295

6．3 遗产／310

主要参考书目／318

后记／320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巴特此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法兰西学院建成于16世纪，是当时国王和教会对抗的产物，教会把持索邦大学，国王试图建立一个开放的皇家讲座学院与之竞争，后发展为教育体制之外的最高学术机构，有50个左右的教授席位，为终生制，新增选教授由现有教授选举推荐。法兰西学院聚集了法国思想学术界的精英人物，为法兰西学院接纳实际上也就得到了最高的学术荣誉。

巴特此时也面临着反对意见，他和传统的学院式研究大相径庭。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写过一些随笔；而且，他总是出人意料地变化，使人难以摸清他的思想体系，同时，这也为他的思考和论断到底有无真实的价值和凭据埋下了疑问；另外，巴特似乎总是在处理一些小的主题，而不是学院内那留存下来的恒久而宏大的命题，总之，巴特身上的世俗气息压倒了学院气息。但是，关键时候，福柯起了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十多年，彼此没有来往。主要因为两人在一起时，经常发生冲突。那时，他们尚未获取盛名，他们既相互欣赏，又相互竞争，结果不欢而散。当巴特想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福柯已是那里的教授了。显然，就年龄，所获成就以及心理成熟度而言，两人重续友谊是当然的，也是必要的，况且，两人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巴特还曾为福柯的《疯狂与文明》写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并极其准确地道出了福柯这部著作的非凡价值。

福柯回击了那些对巴特的指责。他说：“我要补充一点，如人们所说，公众对他的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使怎样的历史学家相信，一种时尚，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乃至夸张的说法不是反映特定时间内某种文化中的丰富内涵的存在?而这些声音，这些我们在大学以外听到的和正在听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是我们当今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①福柯对巴特的辩护最终使巴特人选。

这无疑是巴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巴特动情地提到了福柯：“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到米歇尔·福柯，本来出于我们的友谊，应当对此保持缄默的，我的始终如一的感情，思想与感激都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他向教授委员会提出设立这个讲座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选的。”从此，两人尽释前嫌，重新开始了友谊，而且更为纯净。的确，巴特在此时已关注到福柯眼下的主题：权力。在这次讲座中，巴特也多次提到了权力，他将权力嫁接到他的惯常主题中：语言结构。语言结构乃是权力的寄生物，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语言、语言结构来现身的。

P12-13

迻译、阐扬“西学”，并因而构筑对“中学”的另一视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果把佛教、耶教的引入也考虑在内——可谓历史悠久，意义非常；而自鸦片战争以降，其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作用尤为举足轻重，关乎国运。

如今，中国与西方已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单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西方”早就内化作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有机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纯粹的文化“中国”概念，只能是自慰自欺的幻觉。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西方同时即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特殊的省察和解剖。

我们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思想是其国民的集体创造，但少数思想巨子则当视为其思想创造力的最集中的表现。丛书选择性地研究个别的西方思想家，而实际上由此将导人对整体的西方思想的了解和批判。

我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西方思想的受惠者。在新的千年里，我们期待着能够比我们的祖先更多地惠泽西方，贡献于世界。不过，眼下最迫切的应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们深信，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是为序。

《西方思想家研究》

丛书编委会

1999年3月

巴特的影响在今天似乎减弱了，他只是在一个少数派(文人)圈子内被谈论着。这毫不奇怪，因为现在四处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是那种诊断、判决、预言、论证社会机制、构型、动力的大理论，人们在进一步地忙于制订某种代数方程式的一劳永逸的解释性框架，他们仍旧相信，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都蕴藏着规律性种子——理论意志再一次在知识界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巴特似乎无足轻重。然而，我要说的是，那些大的解释性理论框架很像是一个没人表演的舞台，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宏大的布景和场面，但就是没有看到丰富的戏剧，没有看到活生生的演员，没有看到身体，没有看到人性。就我来说，个人身体远比那个无所不包的构架复杂和有趣得多。因此，写作和身体、命运、人性联在一起的人，较之那些教授、职业理论家、枯燥的博学之士，更具有美学和伦理学的价值，我也更愿意呆在那些人的文字里：尼采、克尔凯廓尔、卡夫卡、本雅明、巴特和福柯。大学之外才能产生天才写作。

这样，自然而然地，我将巴特的个人性(毫无疑问，同身体性密不可分)表演作为我的对象，我没有将全部的力量用在巴特这样那样尝试的主题上，相反，我全力以赴试图接近巴特这样那样的尝试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后的人性态度。我首先是将巴特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作家来看待的，其次，他才是一个理论家；我相信，所有的理论首先是缘于身体的，其次才缘于各种各样的背景知识，最后，才是那种附加的装神弄鬼的真理性。无与伦比的福柯这样说道：“其实，我的全部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男孩。”

感谢金惠敏先生，他让我相信，信赖、鼓励和帮助是友谊的重要品质。感谢罗佳鑫先生，他是个内行的编辑，是非常具有判断力的编辑，我以我自己做编辑的经验就足可以体会到，在将这部乏味的书稿尽可能完善地转化为书籍的过程中，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另外，这本小书也是一份作业，它惶惶不安地等待着桂子山上的刘安海教授的批阅。

最后，我得说明的是，宋晓萍女士的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的材料、意见、提醒和争辩从头至尾贯穿于书中。实际上，这本书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没有她的帮助，很难想象，这本书会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汪民安

1998年秋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