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之一，是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力作。其主题是关于个体动机、行为(或微观动机)与其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仅探讨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令人惊奇的宏观结果，也讨论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以及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微观动机。本书举例深入浅出、生动、富于想像，并充满了哲理。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个体动机、行为(或微观动机)与其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仅探讨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令人惊奇的宏观结果，也讨论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以及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微观动机。谢林教授通过人们耳熟能详的、简单易懂的例子说明了当总体行为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简单累加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社会成员为何对他们的单独行动所产生的集体后果视而不见，以及为何从群体现象中推导个人意愿的尝试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在书中他还建立了一些既不太艰深又并非显而易见的模型，以及一些基本的分析系统，并将这些模型和分析系统应用于解决类似于由种族、性别、年龄和收入所引起的社会分隔问题上。

第1章 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

目的性行为

市场行为

均衡分析

交换和其他交易行为

人为市场和局部市场

互动行为

第2章 抢凳子游戏中必要的数学分析

概念的定义

两类群体的匹配

两类群体的分布率

成长的动态学

加速原理

在分配中的地位

排队等候和循环运输系统

漏损与衰退系统

模式和结构

第3章 自动调温器、次品以及其他类拟模型集合

社会科学中的模型

临界密度、倾余以及次品

临界质量图解

公地

自我实现及其他预期

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社会契约

第4章 分类与融合：种族与性别

个体激励和集体性的结果

一些数量限制

分离的机制

分类和争先恐后

一个自我形成的邻里模工

连锁反应

这是“分隔”状态吗？

有界邻里模式

关于“容忍度”分布的描述

“容忍度”数据的图形转换

位移的动力

另外一些容忍度的安排

另外一组数据

种族融人事论者的偏好

政策和工具

第5章 分类与融合：年龄与收入

分类与融合的模型

离散的与连续的变量

离散的与连续的行动

限制性恒等式

开放式模型

封闭式模型

封闭模式中的其他偏好

稍微更为一般的公式

第三个房间

分离或不分离的最优性

建模的需要

几个应用

其他的一些“分类变量”

模型的结构

市场上的类比

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改变

协调性变量

第6章 选择孩子们的基因

选择的菜单

选择的技术

性别选择的特异性

选择孩子们的性别

选择其他特征

选择后代的一些人口学后果

选择后代在文化方面的一些后果

预测，还是猜测?

与传统优生学的对比

一些动机性的或者人口学意义上的结构

为谁而选择?

拥有选择的后果

第7章 曲棍球头盔、夏令时以及其他二元选择

知识和观察

囚徒困境

概念的扩展

重要参数

一些不同的结构

交叉曲线

有条件的外部性

公地

双重均衡

作为不完整双重均衡的MPD

曲线弯曲度

一致性

互补性

充足性

概要总结

索引

          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会走右边，那么大家都会走右边。如果在听音乐会时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不会在演奏间歇鼓掌，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人会在这时鼓掌。

多数单行道标志不需要警察来执法，在这里指挥人们行为的——或者说提醒人们行为的——就是自我约束力量。许多法规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这样的法规是好是坏，有总比完全没有法规强；通过人们的预期实现的习惯是非常有用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字母顺序的时代，该是多么糟糕的事情!)但是自我约束力量有时候也会误导人们的行为。一个糟糕的单行道系统与一个良好的单行道系统所产生的自我约束力可能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自人和黑人、学生和老师、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也是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尽管有时候他们的一方或双方不喜欢这种传统，但是只要明显的例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发明交通信号的人一定有化繁为简的天赋。他认识到在两条街道的交叉处，因为人们互相影响而会出现混乱和时间损耗；也许出于个人的经验，他发现行人的自律和相互礼让无法解决这一通行问题。在这里，即使那些很礼貌的人也会因为相互等待而耽误时间。而一旦人们对自己过马路的时间判断错误，就会引起碰撞事故。

他以高度的概括性将所有行人分成两组，一组行人是东西向的，一组行人是南北向的。他把交通问题转换成了一种交互模式。人们过马路时不需要买票，不需要时间表或者事先约定。所有必要的指令都简化成了两种信号：绿灯和红灯；在这个十字路口平面的所有行人都能看见信号；一个简单的信号转化机制就能控制两组交通灯。不需要事先的计划安排，对信号灯和行人都不需要和其他活动进行统一协调，甚至也不需要执行：一旦行人习惯了交通灯的指示，他们就知道，逆交通流而行是很危险的。交通灯创造了一种秩序，不遵守秩序就会受到惩罚。同时交通灯对每个人都是不偏不倚的：它们不对行人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给予某些人好处而伤害另外一些的感情。

社会管理者可以从交通信号灯的例子中得到很多启示。交通信号提醒我们，尽管计划管理往往与控制联系在一起，协调通常才是关键因素。人们需要根据他人的行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事实上，人类社会最具有创造性的一种计划，有可能就是把时钟和日历进行统一的机制。我不用每天早上起床时都把时间拨到零，并让它按照十进制运行一整天。我的表和你的表所显示的时间是一样的，有了统一的时间，我们可以轻松地与所有其他人进行协调。谁也无法欺骗时间。

每年人夏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表向前拨一个小时来实行夏令时，这实际上是对这种协调的一种称颂。对于政府来说，要求每个人干每件事情都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实际上是一种干预，这与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相冲突；我们都不得不每次检查谁实际上改变了时间安排，而谁又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上同时把我们的表都拨快一个小时，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夏令时本身是一个出于良好愿望的武断决定。为什么正好是一个小时呢?难道是因为当古中东人按照与十二宫图和旧式货币中的便士与先令的十二进制(而不是按照我们最初用十指计数而采用十进制)相一致的方式，将一天划分为24个部分时，他们已经预见到了1 OOO年或2 000年之后，城市工业化社会将每天的活动日程正好提前1／24吗?就像母鸡下的鸡蛋大小通常正好能和一杯面粉调在一起一样，是不是某种目的论原理决定了计算时间的单位正好等于夏季天黑前将高尔夫球打入9个球洞中的时间?

我知道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计算过时钟应该调快1小时35分钟，而另一个人的习惯是在8月假期里将表拨快40分钟，这样在某个特定时间正好使太阳越过船的横桅杆。我想他们永远都不会让当局通过这一法案——正如一个以秒表(stop—match)计算的最快的87码跑的运动员不可能获得奥林匹克组委会的认可一样。

交通信号和夏令时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在诸多社会决策中导致人类行为趋同的强制力。度量衡的制定、螺丝钉的斜度、十进位币制、靠右驾驶等行为，都不是某个人能够影响得了的。即使对于政府来说，很少有什么决策比控制人们夏天什么时候起床更简单。先进的钟表工艺使夏令时的推行变得异常容易，它比通过换掉驾驶标杆和路标来使另外一边的所有车辆都在同一时刻注意到这种改变更容易。货币流通比螺丝和螺帽的流通可要快多了。如果我们要清除我们所有五金器具中的螺纹端面角，那可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十进位币制和靠右驾驶也许值得集体努力。历法改革或许可行。字母拼写改革也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要全国人民都讲另外一种语言，这可能是一个专制政权，也可能是某种宗教的狂热，或者原有语言的口音太过杂乱而易混淆，使得新语言的形成成为可能。

在这些社会决策中，有些惯性是非常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人们学会用双手使用打字机之前，打字机键盘就已经产生了。打字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对它加以改进的意见，而实验也证明确实还有更有优势的键盘，而且容易掌握。改变打字机键盘上的键的成本并不高，甚至更换一台打字机也没多少钱，特别是当一幢大楼里不同楼层上的打字员可以使用不同的键盘，且不相互影响。尽管如此，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多久，与食指相比，都会更方便地使用他们的无名指打字。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与夏令时类似但是更加复杂的问题，即在遥远的过去对标准键盘的设计如果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某些社会决策的惯性所在。美国普遍实行5天工作制，但是人们可能还想多些闲暇以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少花点时间在生产金钱可以购买到的物质产品上，这样来看，4天工作制可能会很吸引人。没人保证四天工作制可以得到实施——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可能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无法认为这一较短的工作时间就已经达到了一周工作时间的最短极限。(如果四天工作制确实是最短极限，一天工作9个小时可以使一周4个工作日更容易接受。)那么你想在一周中的哪一天休息?你认为最后会是哪一天休息呢?  这里至少有3个不同的问题：(1)作为个人来说，如果一周之内确实还可以休息一天，那么哪一天是我们各自想要的?(2)总体来看，如果我们所有人的休息日必须一样，哪二天是我们都愿意接受的第二个星期六?(3)如果我们要测算一下2030年时的工作日情况，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测算呢?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愿意休假的那一天可能取决于别人愿意休假的时间。工作日是去看牙医的最好时间，除非牙医们不在同一天上班。周五是去郊外的好时间，可以避开周六的交通高峰期，只要不是所有人都在周五休息就行。如果周三是孩子们不上课的时间，那么周二就不是去海滩的好时间；但是如果孩子们在周二放假，那么这天最好还是和孩子们一起过。把休息日错开可以缓解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的压力；但是如果一周当中每天都有1／5的学生不来上课，那会大大挫伤老师和班级的积极性；如果四年级的学生周二放假，而五年级学生周三放假，家长们会感到很困惑；老师放假的那天学生们也不能很好地去上学；如果牙医放假了，带着孩子们去了海滩，老师们也不能去看牙医。

从总体上看，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我们还是喜欢错开工作日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缓解各处的交通堵塞和上班高峰，但是我们都会更愿意在选择周五休息的20％的行列中，因为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周五去看牙医，并且在不需要看牙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度一个三天的周末。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无法把我们自己的休息日在一个星期的几天内错开；我们只能把周五安排作为共同的假期——这样周五就成了交通拥挤的日子，总体上说这时周五休息还不如在周三休息。路上又出现了拥堵，高尔夫球场或滑雪场排着长队，开门的商场不多，购物也不划算；我们一起把周五这一休息时光给破坏了。我们在周五出现的拥堵就好像公共牧场一样，是随意做出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立选择的结果。  

每个人都希望生态平衡，希望有更高的集体理性，希望有一个目的性的进化过程。但是这并没有使错开高峰期这样的事情起任何作用，这实际上根本不受政府影响。我们似乎不能把二月的每一周设成不同地区庆祝华盛顿生日的日子，以使这一天的飞机航线和高速公路的旅行比滑雪场运行得更平稳。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至少赐予了我们统一夏令时的能力。P98-102

作为译者和审校者，我有幸仔细阅读了托马斯·C·谢林教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书的主题是关于个体动机、行为(或微观动机)与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在书中不仅探讨了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令人惊奇的宏观结果，也讨论了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以及是否可以从所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导出微观动机。由于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学教育背景，以及在美国社会的十几年生活经历，再加上在美多年的工作径历，因此，我对美国人的行为和思想较为了解，所以，对书中的内容深有体会。

在人类的行为中，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些特异的集体性行为，如一个民族聚集为一个国家，或聚集在一个国家的局部地区，如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德国人、意大利人、黑人或拉丁人邻里等的存在。更为常见的日常行为包括男生和男生在一起，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社会上关于吃、喝、穿、用等方面的规范，以及关于人们交往的各种风俗习惯、社会地位与等级的形成。

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并不相同，甚至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比如，流行趋势和游行示威或暴动的形成可能是出于从众心理，即为了不使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同。有时是因为法不责众，比如大家都违规驾驶或停车时，自己也这样做；或者大家都贪污或考试作弊时，自己也贪污或作弊。

这类问题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被作者称为“抢凳子游戏”。如果一个房间中的凳子数少于要坐凳子的人，那么不管这些人如何行为，最后总有一些人没有凳子可坐。这种在物理学上一般被称为“宇称守恒”现象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扑克游戏、麻将游戏以及公地问题等。扑克游戏和麻将游戏都是零和游戏，赢家赢的数量和输家输的数量总是相等。在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问题说明，一种不能排除其他人使用的公共资源，如公地、公共水源、海洋等，由于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或全体人的滥用将会导致其他人或全体人的使用受到损失。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理论描述，除了上面提到的“抢凳子游戏”外，还包括“自我证实的均衡”，“临界质量”，“次品”，“加速原理”等。“自我证实的均衡”模型说明，只要人们能够预期到某种结果会实现，那么这种结果就会实现。就像原子的质量集聚到一定的质量(即临界质量)后，就会发生核子爆炸；雨水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洪水；货币集聚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学中著名的“次品”理论说明，如果一个集合中存在次品和非次品，那么这两类产品会自动形成各自分隔的市场，如旧车和新车市场的分隔。“加速原理”说明，在人们的分离和融合的过程中，一开始也许分离的速度较慢，但是这一过程会逐渐自我加快，以实现分离的结果。比如说，如果在一个混合居住的居民区中有白人开始搬离，一开始也许搬离的白人较少，甚至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随着白人在该居民区的减少，更多的白人也许会决定快速搬离，从而加速该社区的分离速度。

利用以上原理，谢林教授用几章的篇幅分析了各种类型的相关问题，包括人们在衣、食、住、行等行为活动中如何受离散变量如种族、肤色、性别或语言的影响，如何受连续变量如年龄、收入、技艺水平等的影响，以及如何受将来可能出现的变量如性别选择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些普遍的现象，谢林教授对常见的“囚徒困境”模型进行了扩充，得出了一个称为“多人囚徒困境”模型(MPD)。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二元选择，而且选择的收益都一样；同时，不管其他人选择什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偏好的选择；不管一个人选择什么，如果其他人中选择不受他偏好的选择的人越多，他的境况就会更好。最后，存在某种规模的联盟，从而使其中的成员通过选择不受偏好的选择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我们知道，“囚徒困境”的重要特征是，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最优策略选择，最后的结果将是非合作性的占劣均衡，即劣于每个人都选择非最优策略时的合作结果。但是后者并不是一个稳定均衡，而前者的占劣均衡却是一个稳定均衡。所以为了维持“囚徒困境”博弈中的非稳定均衡，常常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协议或外部力量的存在。根据行为人选择不同策略时的收益函数与选择非偏好策略人数的关系，可以得到不同类型的均衡结果，甚至可以得到多个均衡，包括稳定和不稳定的均衡。

尽管书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很有趣，但是它仍然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第一，它不是像书名表示的那样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书中不仅引文较少，而且论证和模型也多为叙述性的，很多推理过程和结论只是一概而论，未能详细说明。第二，它探讨的许多问题的实质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所举的实例并不很实际，如书中开头说的关于就座的例子，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和代表性的事件来对待。第三，有些假设虽然符合逻辑的一致性，但是并不能说明由该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合理的。举例来说，书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社区分离的游戏(第4章)，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是每个格子中的硬币要求相邻格子中的白色和黑色的硬币必须是某种比例。如果使这一假设贯彻始终就会得到书中所说的结果，但是一般情况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这种对邻居的比例要求才会贯彻始终。当社区颜色的硬币比例达到某种水平后，或者某种颜色的硬币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这种对严格比例的要求可能不再重要，从而不会导致书中所说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例子中，如学生在不同餐厅的就餐模式等。

尽管如此，但总的来看，它不失为一本佳著，它能够启发我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广泛思考，特别是当每个个人将自己放在集体或社会环境下来考虑的时候，这种考虑对于邻里社区的形成，社会风气的产生和维护，以及众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

                      李天有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2005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