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这辑《比较》紧紧扣住的是"经济增长"这个主题。当"发展是硬道理"被"和谐发展"代替的时候，当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公平、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议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否会忽略了"增长"，而走向另一极端的似是而非的误区?编委钱颖一教授说："在国际上，中国当今之所以受到空前的尊重和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要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中国的成就，那就是超过10亿人口的经济年均9％的GDP增长。从国内政治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增长越快，社会越稳定，政权也越稳固。"而在中国，稳定和发展成为普遍的共识，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成为普遍的期许，人们不愿意因其他什么别的目标而打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为此，我们从理论、政策和国别比较的多个层面和角度来探讨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诸多问题。

《国家与经济》是王一江教授在国内讲话、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他针对国内近期发生的情况，有感而发。作者提出了三组相关的概念：国家的双重身份，也即国家既是具有消费和生产功能的经济实体，也是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 执行者；三只手，即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国家的本质两难，即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以这三组概念为分析框架， 王一江教授阐述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好的一面，也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坏的一面。他指出，国家占有和支配的资源 太多，就会成为一个不利于经济长期和稳定发展的因素。现代国家制度最重要 的特征是它存在制约和平衡的机制，使国家在积极有效地发挥它应起的作用的同时，无法滥用权力，成为掠夺之手和寻租之源，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就是法治与民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世界的视角和动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劝关系，往往始于充分利用传统体制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使经济能在传统体制下获得初步的和尽量充分的发展。因此，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失为明智有效的第 一步。

"海外特稿"栏目来自对中国财税制度素有研究的专家黄佩华教授，她从本届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新"科学发展观"切入，提出《21世纪的中国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吗?》的问题。她认为，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卓 著，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纪录：人均GDP提高了接近8倍，大约1／4的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中；有4亿人摆脱了官方 定义的贫困状态。她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减贫计划。"不过，以增长 速度为最优先目标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等--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环境恶化和资源瓶颈等问题。因此，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推行新发的发展模式，在作者看来虽然稍嫌迟到，却是很迫切必要的调整。 文章对新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讨论，并评估了中国发展战略转变的前景，特别聚焦于政府能否逆转发展不平等的趋势。而她的主要分析角度依然是政府推行新发展模式的主要工具--财政政策。文章强调，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施更平衡性的国家战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政府间财政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

来自瑞银华宝公司的乔纳森·安德森给读者们提出了一些恼人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大陆的投资在以每年24％的速度增长，出口和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0％和11％，折算起来，真实GDP的年增长率岂不要达到17％左右? 2005年，大陆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可望提高到50％以上，要比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泡沫经济时高得多，也远远超过了过去100年里任何主要国家所达到过的最高水平，为什么宏观经济还显得比较健康?《在居高不下的投资率背 后》一文为此提供了解答。作者认为，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是个背景比较复杂的现象，它没有准确地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状况，相比之下，银行贷款 规模、建筑业和工业生产指数以及贸易额是更好的测度。

近半年多来，钱颖一教授在多个场合发表了关于经济增长对中国的重要性的看法。这是针对近年来关于GDP的批评日益增多的情况："即使数字没有弄虚作假，GDP仍受到两项指责：一是GDP片面反映经济发展，二是片面追求GDP 增长速度不好。"但《理解GDP》指出，当我们更深入地考察GDP，发现它所反映的比想像的要更多。GDP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比任何共他描述某一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它与"人类发展指标"这类更全面 的指标有着高度的相关性；GDP还与我们关注的其他因素相关，例如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推动力。钱颖一教授套用了人人皆知的一句话来总结--"虽然GDP高速增长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高速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国务院信息办的范世涛在其《信息化、工业化和发展政策》一文则从我国 信息化政策的角度探讨了"将发展约减为农业国工业化"这一传统发展观存在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基于信息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在制定信息化政策时应当超越农业国工业化的发展观，使信息化政策能够涵盖更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还特别讨论了信息化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吸收能力问题，认为信息化中的技术创新是一系列事件集合起来的结果，而不是几个关键事件所能决定的，因此制度框架至关重要。

在"前沿"栏目中，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普拉纳布·巴丹的《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一文，以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集为主线，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各种研究路线进行了概括，指出所有发展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许多穷国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政治和制度障碍。他说："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中，有卢卡斯这样的伟大人物不局限于他对理性预期和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性贡献，在过去的 20年中坚定不移地投入到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使该理论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对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来说，如果要想探索不发展的制度障碍，就需要有更亮的指路明灯。"

法律在促进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其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拉·波塔、洛佩兹·德一西拉内斯、施莱弗和维什尼等人(简称LLsV)提出的"法系决定论"，即不同法系是资本市场发展 及其运行绩效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本辑《比较》的"法和经济学"栏目中，我们提供了小约翰·科菲的《社会规范重要吗》一文。该文从公司控制权利益入手，论述了社会规范对股东保护程度、对公司行为等关系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因 素的影响，对法系决定论提出了一些质疑。不过科菲也指出，这并不是说法律不重要，而是指出社会规范的重要性。

《比较》一直非常关注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与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本辑《比较》在"转轨经济"栏目中安排了三篇有关转轨国家的文章。波兰前副总理 格泽戈尔科勒德克的《制度、政策和增长》是编委林毅夫向我们推荐的。科勒德克分析了波兰等转轨国家15年来的改革历程和经济增长状况，他指出15年的经验表明，制度不仅是创造的，而且也是需要学习的。只有那些注意培育市 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确保持续增长，必须要有设计合理、途径和目标明确并得到正确执行的经济政策。

有关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研究和介绍，大多出自俄罗斯国外，因此俄罗斯本国经济学家的分析对我们了解俄罗斯来说就显得十分珍贵。我们特地选择了俄罗斯经济学界新秀谢尔盖·古里耶夫和安德烈·拉辛斯基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中寡头的角色》，古里耶夫曾经参加过《比较》编辑室在两年前举行的"中俄经 济转轨比较"会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中专门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者。在两位作者看来，寡头并非完全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运用种种非法手段掠夺资产，阻碍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实际上他们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寡头是大的私有者，他们乐于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保护合同执行以及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在俄罗斯不成熟的政；台体制下，他们又可以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以再分配的手段掠夺其他经济主体。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权衡问题：既要约束寡头的力量，防止他们掠夺其他经济主体，同时又不应该遏止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个国家的经济平稳发展。

其实，我们对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动态了解得既不够及时也并不那么准确和详尽。比如，我们不太知道，斯洛伐克在过去两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受到广泛的称颂：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列为其所调查的53个发展中国家商业环境最好的20个国家之一，许多评论家、政治家和商界人士都把它和香港、爱尔兰相提并论。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尔加·格亚法索瓦《从黯淡到辉煌》一文简要论述了斯洛伐克如何从当年被称为"欧洲心脏里的一个黑洞"转变成当 今的"投资者天堂"，成为中欧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遗憾的是，这篇短文过于简单，只是说了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激进改革获得了成功，但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细节依然是没有提供的。

金融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体制框架层面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技术性的细节层面更应引起重视，因为这些方面更容易遭人忽视，最终却反过来制约整个体制框架的改革。"金融论坛"栏目提供的两篇文章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细微处着手来反照更高层面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改善中国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的条件与环境》一文是她在2005 年4月23日"中国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论坛"上的演讲。作者提出要从干部 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财政税收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产权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正当竞争与反垄断制度、社会中介机构规范服务制度等方面来为金融企业改善其治理结构创造外部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李波的《银行存贷利差的比较经济分析》是针对我国银行业目前的存贷利差状况对银行业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而作。文章从理论和经验比较的角度分析了影响银行存贷利差的各种因素，并指出，根据我国银行的自身条件、运营环境和市场现状，即使按照很乐观的估计，大致也需要提高银行存贷款年利差1.5个百分点，才能保证我国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同时创造合理的资本回报，降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为我国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创造条件，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为我国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做好准备，防止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