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给我、你、他上了一堂深动的历史课。讲述了上海近代历史的一段段故事。它离我们每个人是那么的亲近，又是那么的遥远。它既激发我们这一代回忆那逝去的悠悠岁月，又引发我们憧憬那美好的未来。

具有独特活韵味的上海马路弄堂，充满着旖旎万分的海派风情，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就是在这些街头口度过了一段段难忘时光，演绎着一个个悲喜股市。

街头弄口折射出的五光十色，培育着上海人的视觉和感觉，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街头弄口承载着上海人的怀旧情感，那些已经消逝了的景象依然鲜明，时常地闪烁在他们深深的记忆里。

《上海街头弄口》由二十四篇文章组成，分为“衣食风尚”，“弄堂风景”，“马路风气”，“都市风尘”四辑。作者从那些烙下岁月印痕的马路上，弄唐里，寻找出不少令人回味的话题：《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忧忆孩提食粥时》，《弄唐游戏杂忆》，《捉蟋蟀·买蟋蟀·斗蟋蟀》，《“小热昏”卖梨膏糖》，《荐头店的前世今生》，《都市消暑方式种种》，《上海滩赌博风气谈往》……一幅幅老上海草根社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跃然纸上。

自序

衣食风尚

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

话说中山装

赶时髦与海上时装勃兴

菜场、饭摊和“包饭作”

犹忆孩提食粥时

海派菜肴“吃得开”

弄堂风景

弄堂口的剃头店

石库门话旧

弄堂：热闹的公共空间

“滚地龙”与棚户区的形成

弄堂游戏杂忆

捉蟋蟀·买蟋蟀·斗蟋蟀

花鸟虫鱼与赏花传统

马路风气

黄包车小史

“小热昏”卖梨膏糖

街头市场众生相

趋时善变的行话市语

荐头店的前世今生

老上海的商招与月份牌广告

都市风尘

都市消暑方式种种

洋人宠犬“白相人”

老上海的娼妓

上海滩赌博风气谈往

迷信陋俗与数字禁忌

后记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上海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化过程，在饮食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方面发生了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为饮食文化和传统食俗的普遍性变化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餐饮和食品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上海饮食文化大踏步向前跨越的历史。

饮食市场化和社会化，这两个因素胶着状态的发展，竞争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从而又表现为一系列新事物的出现：一是“菜场”的出现；二是适应下层民众需要的“大菜饭摊”的出现；三是类似于后世大食堂的“包饭作”的出现。这三个新生事物，最为充分地表现了饮食市场化与社会化的种种特点。

在餐饮和食品业高度社会化的今天，超市的发达、购物的便捷，人们难以想像老上海的民众，他们为每天的食品消费，走过了多么艰辛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前，上海县只是江南的一个中等县，上海县城也只是一个直径不足三华里的小县城，与江南的其他县城一样，民众蔬菜、副食品的需求与供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就是乡间种菜的菜农，担挑肩扛，到县城里叫卖：时间一长，又有了专门从事销售蔬菜、副食品的菜贩，他们从菜农手里买来蔬菜、副食品，尔后沿街叫卖，以走街串巷的方式，把蔬菜、副食品送到居民区。第二，在老城厢四周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集市街，菜农或专事贩卖的小贩在那里设一些摊位，传统社会的行商坐贾，早先在蔬菜和副食品销售中，已成雏形。有些摊位还形成一定的分工，比如，这条街是专门卖蔬菜的，那条街是专门卖豆制品的，还有专门卖副食品、南北货、河鲜、海鲜的，天长日久，民众到哪条街市买什么东西，都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习惯，大家心知肚明。时至今日，在黄浦区老城厢还保存了一些路名，例如“咸瓜弄”、“豆市街”、“火腿弄”、“面筋弄”之类，应该是菜农与副食品小贩设立摊位并形成格局现象的一种昔日孑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繁华的大都市，这种走街串巷叫卖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当时著名的歌星和影星、有“金嗓子”美称的周璇曾经演唱过《讨厌的早晨》，其歌词云：“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天天早晨随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歌词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三十年代上海里弄居民的生活场景，但是，“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也只是说对了一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上海人是到菜农和小贩的固定摊位去购买的。这个相对固定的“摊贩”的集合处，就是菜场的雏形。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化社会的逐步形成，在上海县城以北出现了租界。最初，租界规定为洋人居住和贸易区，华人是不允许居住在租界的，因而租界实际居住人口很少。有资料统计，在1853年(清成丰三年)小刀会起义前，上海租界内洋人总数仅三百余人，加上为洋行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不过几千人，所以租界不设菜市，租界内洋人所需的蔬菜、副食品主要通过到老城厢采购而获得。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大批人群因躲避战祸而涌入租界避难；1860年至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太平军东进期间，也迫使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致使租界的人口激增。虽然战乱过后，原先的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不少山南海北的难民返回了原先的居住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就在租界里住了下来(有资料说，当时至少十五万人在上海租界定居下来)。租界原是为避免“华洋杂居”而设立的，而此后，租界又成了五方合居、华洋杂处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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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上海的“怀旧热”持续升温，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学研究者，一直在关注着这股热流的涌动。曾经陪伴了上海人整整一个世纪，熟识而又须臾不可离开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化环境及街景民风，随着城市改造中老街、旧里、陋宅、危房的消失而渐渐消逝；那推窗即见邻家饭菜的亭子间、小贩吆喝声声入耳的石库门弄堂、高低不平走在上面会发出清脆动听响声的弹格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些老上海风情，已经成为和将要成为一种怀旧文化被人们收藏在深深的记忆里，并沉淀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有很多比我年长的“老上海”，他们对这一切流露出怀旧的情愫，实在是一种人世间很美好的情感。

如同一个人具有多重人格一样，上海这座城市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上海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折射出的多重色彩，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情感”所能容纳的。上海的城市风貌、城市结构、城市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这种迅猛的城市巨变同时又使上海人失落了什么?无疑，失落的是最具上海人特征的生活方式。苏州河上“渡口”的消失，街头弄口“老虎灶”的打烊，皮匠摊、铜匠摊、修理棕绷摊、修钢笔摊的歇业，最后的剃头担子被送进了老上海博物馆……推倒与重建、更新与新生，改造中和改造后的上海城市更具规模、更富有现代气息，也更繁华。然而，市区居民大量迁移到郊区，大约一半弄堂的消失，使原先支撑着上海人的弄堂文化一下子如釜底抽薪，众多上海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和飘忽的感觉。这是因为，几代上海人形成的生活方式在震荡变迁中裂变，他们固守已久的传统风俗也在新旧交替的阵痛中衍变，广大上海市民为上海的重生，确实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弄堂”这一上海市民特有的居住方式之所以为千千万万上海人所喜爱和留恋，主要是由于它具有浓烈的人情味。在这里有着其他现代居住方式中难以形成的亲密的邻里关系，因为“弄堂”这样一种城市公共空间给邻里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有时甚至是强迫性。人们常说“低头不见抬头见”，邻里之间在这样一种生活空间中被紧密相连在一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也带来强烈的地域感、安全感和家庭感，如石库门住宅往往多家使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就形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超家庭”现象，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生活的某些内容被公共化了。我们在弄堂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犹如城市油画般的景观：主妇们倚门而坐，一面做家务，一面与邻居拉家常，一面又照看着正在弄堂里玩耍、游戏的孩子；弄堂里则有一小群一小群老人聚在一起，或打牌，或下棋，或聊天，或在剃头，或在看人修伞、修棕绷什么的，其乐融融。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一家喜百家来贺，一家灾百家来援；邻里间偶而磨擦口角，便会引来更多邻居的劝阻许多老人热衷于弄堂公益活动，比如打扫卫生、互相照应(帮邻居照看小孩、下雨天黑帮着收衣服)等；若发现陌生人，总有热心人询问、注视等。弄堂内这种邻里关系是非组织的、自然的，因而也更有人情味和审美情趣。这一切都可以用“守望相助”这句话来概括。

如今，同样的这些人住进了两室二厅、三室一厅，空间宽敞了，生活方便了，却少了生动的生活情趣和浓浓的人情味。弄堂文化在城市改造中被肢解了，而海派文化底蕴同样在人们的精神状态中悄悄地发生流变。该走的总要走，不管那里深藏着我们多少情感与多少留恋，“老上海风情”将随着旧世纪的结束而存入上海的记忆，进而成为跨入新世纪的上海人记忆中的风情。

尽管有关这类老上海“怀旧”的书籍已经出了不少，但我的这本《上海街头弄口》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想记录和汇集：记录上海人昨天的沧桑，汇集上海人曾经的民俗，进而留下我多年来对于上海民俗文化的思考和感慨。  我所理解的民俗文化，不是几个民间故事，不是几首弄堂歌谣，不是几个古董的收藏、几种艺术的描摹，也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往日旧账，更不是作为“怀旧”的谈资。民俗文化应该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传和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它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又在现实生活中繁衍，具有一定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制度等，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外延相当广泛，反映民间文化最一般规律性的概念。贯通古今，接通现实生活的芸芸众生的生活血脉，曾经的时尚是今天的民俗，今天的时尚是历史的延续，民俗文化应该是积淀在我们上海人心头恒久的城市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上海毕竟是创造过辉煌、创造过奇迹的城市，我们的祖父、父亲等上几代先人洒在这块土地上的血汗，一定会收获累累。上海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历史可以影响未来，只要我们真正重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在奋斗过程中创造并留下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扬光大，赋予这个城市以自由的、民间的创造活力，上海不仅是充满希望的，而且是前途无量的城市，它总有在文化上重新崛起的一天。我们期待着明天的上海更美好!

上海辞书出版社刘大立先生来找我，约写一本有关上海民俗的书，篇幅不能长，而且要图文并茂。我颇感为难，主要是难在当前老上海的读物已经叠床架屋，要写一本这样的书，难度不小。还是经大立兄的再三鼓励，今天终于完成了，我感到高兴。

二十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上提出了“开拓民俗文化研究新领域”的见解，所幸“民俗文化”在当今已经激起了隆隆回声：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民间，研究民俗文化的队伍在发展，各种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在扩大，理论构架也得到了不断地滋养和丰富，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写的这本小书，尽管是由寥寥二十多个小题目所构成，却也调动了我的全部“积蓄”，如果说平时有点积累的话；每个小题目也都是朝着我自己建构的框架和观点在演绎。但由于所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也参考了学术界和民俗文化学界许多师友的著述与成果，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实在不知道该用怎样的书名来表达本书的内容，本书有“Shanghai Folklore”的含义，意为“上海民俗”或“上海民俗学”。但如今的图书出版都要强调市场的因素，加之上海辞书出版社对书名有成套的总体考虑，又有字数限制，本来想用“上海街头巷尾”作书名，可是上海的弄堂不叫“巷”，“街头巷尾”虽是成语，但用在上海不甚确切，最后定下用“上海街头弄口”来作为书名。然而称为“弄口”会不会产生歧义呢?为此我专门请教了我的同事、语言学博士蒋冰冰副教授，感谢她悉心查对了复旦大学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合作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汉语方言大词典》第2卷第2374页“弄”字，它列有十三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义项如下：“(名)小巷；胡同；里弄。……《海上花列传》第二回：‘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吴哥乙集》：‘十字弄口阿有高明郎中来一个，看好奴情郎。”’用“街头弄口”有了依据，不属于生硬造词，我心里也踏实了。“街头弄口”是上海人生活的公共空间，意在反映老上海传统习俗和社会底层的大众生活。

关于本书的插图，多年来虽然积攒了不少图片资料，但正如一句老古话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图片也是这样，一到用起来就颇感力不从心，因此也采用了一些友人拍摄的成果，借此机会也表示深切的感谢。

薄薄的一本小书，寄托着我对于上海民俗文化的热情，但学问总是需要切磋和交流，我热忱欢迎专研上海民俗的前辈时贤、硕学通人不吝赐教，衷心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由于时间紧促，加之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倘若在史料的准确上和材料与图片的引用上存在什么问题，敬请给我来信，我们可以进一步交换意见，进行修改，以臻完善。我的邮箱地址是：flzhong888@hotmail.com。

最后衷心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晓敏先生、责任编辑刘大立先生、美术编辑汪溪先生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仲富兰

2006年6月18日于沪上凝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