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有了友好交往。中国的佛教源自印度，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曾在印度生活和修行过多年。在经济文化和医药等方面，两国人民也有过成功的交流。其中从中国传往印度的有蚕丝、茶叶、瓷器、印刷术等。两国之间还有其他地方相同：二战结束后，两个国家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就是这两个交往已久、互存已久的国家，在二战后，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不愉快。究其原因到底为何？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我们都可以在书中一一看到专家的精辟见解！

1998年，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出版。这部篇幅达500多页的巨著凝聚了印度中国学界著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它为印度人民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国的友谊之桥。

6年之后，我国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也在为中国人民架设一座通往印度的友谊之桥。作为第一步，初步搜集了我国部分印度——南亚学者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

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代序)／季羡林

序/孙培钧

前言/谭中

第一部分 中国领导人论述印度和中印关系

第二部分 印度形象

中国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变迁／谭 中

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印度／耿引曾

康有为论印度／林承节

孙中山对印度的独到见解／谭 中

印度——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刘 建

第三部分 甘地研究

略论甘地在南非早期政治思想／金克木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及其影响／朱明忠

第四部分 尼赫鲁研究

尼赫鲁：消失的毛泽东“新相知”／谭 中

尼赫鲁——印度现代化大业的奠基人／林承节

尼赫鲁——印度不结盟外交的缔造者／尚劝余

第五部分 印度文化、宗教、社会

印度文化特征

——答《电影艺术》杂志记者问／李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季羡林

印度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邱永辉

社会、文化传统与印度的发展

——从与中国比较的角度／尚会鹏

第六部分 泰戈尔研究

暂人绝唱诗界丰碑

一泰戈尔诗选》评介／刘 建

泰戈尔在中国／刘 建

第七部分 印度政治

印度百年老党国大党的兴衰沉浮／梁洁筠

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印度的民主／王红生

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梁洁筠

第八部分印度经济

怎样看今天的印度经济／张敏秋

印度财团的壮大及其对印度经济崛起的作用／华碧云

第九部分 中印关系再思考

外交官论述中印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叶正佳

中印两国的边界谈判及其前景／程瑞声

中印关系的成熟／程瑞声

亲历中印关系的冷暖／郑瑞祥

将军回忆

对印自卫反击战／雷英夫

学者论述中印关系

对中印建立互信关系的几点思考／孙士海

对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的若干思考／赵干城

中国与印度：相互再认识的必要／张 力

友好邻邦还是安全威胁——中印如何看待对方／韩 华

中国的南亚政策：平衡与稳定作用／赵干城

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回顾与反思／郭 实

中印两国安全观的比较研究／马加力

印中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张植荣

第十部分 印度对外关系

印美关系60年／赵蔚文

印度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张敏秋

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及其发展趋势／陈继东

论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途径／程瑞声

后记／张敏秋

            二、正常发展的1O年

从1961年到1976年，中印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双方均未派驻大使。从1981年至1987年，中印就双边问题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双方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未能解决边界问题。我们的印度朋友坚持说，除非解决了边界问题，否则中印关系不可能完全正常化。由于印度人有意要压中国人接受他们的要求，人为地阻挠两国间的高层官方来往长达8年之久，直到1988年底拉吉夫·甘地总理才冲破了这一坚冰。依我看，这是因为印度的官员们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调整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他们以为，中国会否定毛泽东时期对印度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是个里程碑。邓小平先生曾对拉吉夫·甘地先生说，如果说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亚洲世纪的话，那么，它只能在印度和中国都发达起来之后才能实现。邓小平的这番话代表了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中印两国人民在过去都曾遭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现在又负有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在这一共同的使命下，中印必须互相合作，而不能在争吵和对抗中耗费财力和人力。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我们共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

1993年9月，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在北京宣布，印中关系业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的意思是说，中印不会再让分歧来妨碍两国间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我一直抱有同样的看法。中国的学者们对两国关系在那10年里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欢欣鼓舞。

1994年是中印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40周年纪念日。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印关系为何在1959—1962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挫折。我作此文本想澄清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于中印双边关系今后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相信，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甚至仅仅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过多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愿意在其季刊上发表我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十分珍视中印双边关系在那个时候所取得的积极发展，以至于像我们研究所那样的机构都不愿意再去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情。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对1998年5月的事态发展缺乏思想准备的缘故。现在又负有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在这一共同的使命下，中印必须互相合作，而不能在争吵和对抗中耗费财力和人力。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我们共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

1993年9月，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在北京宣布，印中关系业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的意思是说，中印不会再让分歧来妨碍两国间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我一直抱有同样的看法。中国的学者们对两国关系在那10年里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欢欣鼓舞。

1994年是中印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40周年纪念日。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印关系为何在1959—1962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挫折。我作此文本想澄清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于中印双边关系今后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相信，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甚至仅仅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过多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愿意在其季刊上发表我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十分珍视中印双边关系在那个时候所取得的积极发展，以至于像我们研究所那样的机构都不愿意再去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情。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对1998年5月的事态发展缺乏思想准备的缘故。

P293-294

我一向主张，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总之，一句话，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

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

众所周知，自远古以来，中国和印度就一直是好邻邦和好朋友。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在东周时期，我们已经能够在诸如《战国策》和《国语》这样一些中国典籍中，主要是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找到印度影响的一些蛛丝马迹。在屈原的诗歌中，特别是在《天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印度的一些影响，主要是神话方面的影响。在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中国和印度的互相影响。中国的著名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等，从中国传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中国的纸和丝以及丝织品，经由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印度。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功不可没的。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印度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在各种不同学术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印度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人民中风行起来。一言以蔽之，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这种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国的社会进步，加强了我们的友谊，并给两国带来了福祉。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发现的绝无仅有的例证。

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痕迹已昭然可见。到了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普遍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除了四大发明以外，由于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所以隐而不彰。

但是，如果我们肯费上一点力气的话，从双方史籍的语言中仍能够找到一些中国文化影响印度的证据。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先秦时代就知道甘蔗，但在长时期中，中国只知饮蔗浆，不知以蔗造糖，后来终于发明了造糖技术，最初可能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唐太宗才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到了明代，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洁白的砂糖。这个技术明末传到印度，印度许多地方把白糖称为cini，意思是“中国的”。从这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窥见中印文化交流能产生多么有利于双方人民的结果。

祝中印文化交流永远继续下去!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季羡林

                     2003年3月2日

编撰本书的由来，谭中先生在前言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允诺做这件事，目的很简单：加强中印之间的了解，增进相互的信任，使两国尽早成为真正的友好邻邦。

此书得以问世，我要感谢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本书贡献了他们的力作。好几位已经退休的资深研究员专门为本书撰稿。我还要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审阅与出版，钦佩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效率。

由于奉行“厚今薄古”的原则，加之时间局促，篇幅所限，未能刊载更多的文章，如金克木先生的《甘地论》不得不割爱；也未能更广泛地征集文章，重要的、优秀的文章可能被遗漏。这是本书的遗憾与不足。

在编撰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对印度的研究还很不够。如尼赫鲁研究，对于这位对中印关系既创造了繁荣，又带来了伤害的印度伟人，中国应该给予重新的了解与评价。不然，不仅对他有失公正，也不利于解开中印1962年的冤结。

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和研究还应该继续打破历史的成见和禁锢，与印度一起，回归理性的思索。

                  张敏秋

                  200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