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典范作品，是风骚传统的源头，两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均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内容既有文化背景的依托，又有从文化背景到文学分论的过渡，更有文学本体的具体研究，由远及近，由宏而微，纵横交错，层层辩论。

“诗经学”与“楚辞学”向称显学，历代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更有超越前人的贡献。但是，对于《诗经》与《楚辞》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深入的空间，随着郭店楚墓等大量儒家经典竹简之出土，儒家文化在南楚的传播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像作者将《风》与《骚》作系统整体研究并撰成专著者，目前尚未幸见，此项研究是甚有学术价值与意义的。

序 褚斌杰

导论

第一章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第二章 楚辞文化渊源综论

第三章 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六论

第四章 《风》《骚》承传关系论略

第五章 《风》《骚》忧患意识原论

第六章 《风》《骚》山水美意识演进论

第七章 《风》《骚》自然生态意识发微

第八章 《风》《骚》龙凤文化寻踪

第九章 《风》《骚》梦幻描写审美

第十章 《风》《骚》“弃妇情结”探赜

第十一章 《风》《骚》体制异同论

第十二章 《风》《骚》比兴艺术演变论

附录

 一、刘勰诗经观平议

 二、刘勰楚辞观简论

 三、《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

 四、释“复关”

 五、《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

 六、《硕鼠》终究不是祈鼠的祝词

 七、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八、“杨柳”牵别情“雨雪”添哀思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三)南北文化交融说。东汉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分别看到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对《楚辞》的影响，但主要倾向于北方文化，故王逸还未真正明确南北文化影响说之概念。较早确认楚辞文化中具有南北文化因子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他认为屈原《离骚》等作品中既有同于北方文化经典的四个方面，又有异于北方文化经典而含有南方本土文化的四个方面，屈原《离骚》是“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伟大作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刘勰的《辨骚》篇因此而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全面评价《楚辞》的理论批评文章。此后，王国维、鲁迅等人都是南北文化交融说的代表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程千帆等《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等，都坚持南北文化交融说。此说从根本上纠正了北方文化影响说和南方文化影响说的偏颇之处，既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又看到本土文化的作用，比较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也较为楚辞学界所认同。

(四)四方文化聚合说。此说的倡导者为萧兵。他认为楚辞文化是以南楚巫文化为主体，同时又吸收了东夷、西夏、北狄文化的营养成分，是一个八面来风的多元结晶体。这一观点有助于拓宽人们楚辞研究的视野，从而体现出楚辞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作为楚辞学者的萧兵，他所喜好与擅长的是从民俗神话学的角度来破译楚辞文化的神秘密码，使屈原的作品几乎成了一部民俗神话的汇集本。这样，自然也就淡化或忽略了作为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主体精神。此外，萧兵对楚辞文化的破译，不像弗雷泽《金枝》中那样的田野考察与实证研究，而大多侧重于理论的推导与逻辑的演绎，其结论的可靠性亦就难保不成问题。

(五)泛太平洋文化影响说。泛太平洋文化影响说，是一种学术视野超越国界的更为广阔的楚辞学理论。代表人物为“剑桥学派”中的一些港台学者如苏雪林、何铸章、凌纯声、饶宗颐等，他们企望为楚辞文化寻找一个统一的民俗文化背景，使楚辞文化研究能够直接与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接轨，其愿望无可厚非。但此说之论者们，多缺少充分的科学实证依据，往往在理论阐述方面打转，观点虽新，其结论大多难以服人。再说，世界各民族文化习俗在他们早期社会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这样，那么，以原始社会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来解释楚辞文化中出现的泛太平洋文化现象，就未免有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之嫌。

(六)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融合说。陈桐生倡导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仍属于南北文化交融说的范畴。他从南楚巫文化的浪漫主义风格与战国士文化的平治天下的时代精神的结合方面，归纳出楚辞文化的特征，即：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巫术神话与士文化精神的统一，自由大胆的想像与火辣激情的统一。此一说强调了楚辞文化的近源——战国士文化，却忽略了楚辞文化的远源——夏、商、周文化及春秋诸子文化，难免求近舍远之弊。

P56-57

          褚斌杰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典范作品，是风骚传统的源头，两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均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诗经》、《楚辞》及二者的比较研究，发掘其思想与艺术之精华，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受邀在中央电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课程，其时李金坤君在江苏某县城任该课程辅导教师，李君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每遇问题，即飞函相问。九十代年末，李君负笈北上，来北大随我作访问学者，研修先秦两汉文学，遂有识荆之雅与论学之乐。访学期间，李君心无旁骛，选课(共选修硕士、博士课程十余门，远远超过规定要求)、读书、听讲座，广采博纳，全力“充电”，诚笃敦厚，勤勉好学，并着手从事《诗经》与《楚辞》的比较研究。今天李君著成《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并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的资助，正是其辛勤汗水浇灌之硕果，我由衷祝贺，并乐为之序。

“诗经学”与“楚辞学”向称显学，历代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更有超越前人的贡献。但是，对于《诗经》与《楚辞》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深入的空间，随着郭店楚墓等大量儒家经典竹简之出土，儒家文化在南楚的传播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李君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像李君将《风》与《骚》作系统整体研究并撰成专著者，目前尚未幸见。李君此项研究是甚有学术价值与意义的。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有很多新颖的观点，如第六章对屈骚作品中山水景物所具有的“感伤性色彩”、“游览性特征”、“亲和性情感”与“虚幻性手法”等审美价值之归纳，新人耳目。第七章中作者将自然生态学引入《风》《骚》比较研究，以博物学的功能符号、社会学的文化符号、文艺学的情感符号、教育学的启蒙符号等全面审察《风》《骚》自然生态之意义与价值，对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诗论做出了全新之诠释。另如第八章指出“《楚辞》比起《诗经》龙凤单独描写的情形和注重实用的艺术特征来，则更表现出龙凤对举综合叙写与浸染南方巫文化色彩的浪漫主义特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龙凤文化，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一种兼容并包、别开生面的新文化”；又如《小雅·采薇》末章“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王夫之认为是“哀景写乐”，而李君认为是“哀景写悲”；朱自清将中国诗歌中“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四类比体诗的源头定在“王注《楚辞》”，李君认为其真正源头在《诗经》，等等。这些论述，能突破陈说，发表新见，可为一家之言，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全书洋洋三十五万言，由正文十二章与附录八篇论文组成，前三章集中阐论《风》《骚》关系之文化背景，由远而近，层层论析，为《风》《骚》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承上启下，就《风》《骚》“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之种种异同作宏观论述，为以下八章详论《风》《骚》中之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审美价值做了最好准备。附录八文，就《风》《骚》比较的相关问题或评或考，或论或赏，精探细研，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全书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风》《骚》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诗歌体式、表现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综合性比较研究，由此窥见《楚辞》对《诗经》的传承之脉与演进之迹。作者又能结合宏观与微观，考与论，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观照与研究《风》《骚》比较之诸问题，这些正体现了李君学养厚重、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方法灵活的良好科研素质。

李金坤君正值盛年，且有幸于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勤学不已，精进不怠，精神可嘉。我深信，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李君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05年11月于北京西三旗育新花园

自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释“复关”》至今，我忝人古典文学研究行列已二十余年矣，而拙著所撰时间跨度亦恰与此相等。其间，岁月老人已无情地将我由青年变为中年。而立未立，有愧孔圣；知命之年，方获小果。甘苦自知，如鱼饮水。玫瑰虽然迟开，但却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亦是《风》《骚》承传关系比较研究孕育的第一个宁馨儿。故亦敝帚自珍，文心稍慰。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而我却是“二十年磨一剑”。原因是《风》《骚》比较研究之“剑”委实难磨，它是一项跨文化工程研究。《风》与《骚》的文化背景广阔而复杂，它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统计学、动植物生态学等诸多学科门类的知识，仅凭本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实在是难以胜任的。车到山前觅出路，惟有知难勇登攀。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发誓一定要啃下《风》《骚》比较研究这块“硬骨头”。二十年来，我不为名缰利锁，甘坐冷板凳，多下笨工夫。一边详解文本，一边汲知“充电”，学研结合，八方求教。这样，研究进度势必缓慢。再者，本人天资愚钝，无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之敏思，成文之迟，自不待言。拙著撰写虽慢，但“存真创新”之要求与原则始终如一。话又得说回来，此项研究毕竟是筚路蓝缕之尝试，说法欠妥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不揣谫陋以奉权作引玉之砖，敬祈学界同仁、读者诸君鉴而教之。

拙著既成，其中凝聚着众多亲朋师友的关心、支持与厚爱之情。谨此，我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由衷感谢伍心镇教授，他是引领我进入《诗经》文学殿堂的第一位导师。1985年，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9名高校青年教师齐聚沈阳师范学院(今名沈阳师范大学)，在这里将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当时，年近八旬的伍先生为我们开设《诗经研究》专题课，学时一年。伍先生那带有浓郁川味的高亢语调、条分缕析简要精当的授课内容，以及爱生若子、治学谨严的优良品德，深深吸引并感染了我，从此与《诗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培养我们的科研能力，伍先生组织我们编撰《诗经析释》一书，对《诗经》305首逐篇进行“解题”、“今译”、“注释”与“简析”。伍先生逐篇修改我们的初稿，一旦发现“亮点”，他总是喜孜孜在课堂上大加表扬。一次，伍先生发现我的《魏风·陟岵》译文甚好，认为既简洁通达，切合诗意，又具有民歌风味，符合“信”、“达”、“雅”的译诗标准。夸奖之后，接着他又用浓郁川味的高亢语调神色飞扬地朗诵起来：“登上青山岗，，把爹望。／好像听见爹说：‘咳!我儿，，服役不停早晚忙!，多保重呀!，回来吧!切莫留他乡!……”诵毕，他又要求大家以这篇译文为榜样，并说以后要多向我这位“有灵气的江南同学”学习。一番夸奖，真让我脸红手汗。再后来，伍先生又将我的一篇习作《释“复关”》推荐到学报发表(刊于《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文虽稚拙，但却是我在古典文学研究之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此次特将它收入拙著，以示对自己学术起步的纪念，同时表达对伍先生奖掖之情的感戴。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当我卒业离校之前，伍心镇先生特地让师母向邻居借来毛笔，在我新购的袁梅《诗经译注》的封二、封三上题写了两则文字遒劲、意味深长的寄语。封二为：“金坤同学留存：自己思索，自己作主!(鲁迅语)丙寅季秋九日伍心镇题。”封三为：“金坤同学留念：君治诗骚，毋惮烦劳。书出心得，我共推敲。丙寅季秋九月九日，蜀叟伍心镇题，时年七十有九任教沈阳师院。”两段题签，一腔真情。恩师期望，何日敢忘?正是伍先生的激励与关爱，使我爱上了《诗经》，进而又做起了《风》《骚》比较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伍先生已仙逝有年，他再也不能见到“江南同学”这本拙著了。不然，又不知他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灯下追思，伍师慈容宛在；遥向奉天，不禁潸然泪下。

我由衷感谢祝诚教授、蒋寅研究员，是他们竭诚“说项”，荐引我进入高校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研工作，从而创造了潜心学问的有利条件。

我由衷感谢赵沛霖教授，1995年，我因购书心切，便贸然去函赵先生求购其大著《诗经研究反思》。孰料赵先生在仅存两本的情况下，却慨然赐下，并附信关照说：“不要寄钱，是送给你的。”我与赵先生素昧平生，而他却如此古道热肠，赤诚待人，君子之德，感铭五内。

我由衷感谢褚斌杰教授，是他于1998年乐意接受我为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对我的《风骚比较新论》课题，从范围、选材、立论、行文等方面予以全面指导，启发良多。褚先生与人为善的美德与务实求新的文风，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当褚先生得知拙著将刊，即抱病赐序。称美甚多，愧赧难当。这是先生对我莫大的鼓舞与鞭策。

我由衷感谢吴文治教授，吴先生乃韩、柳研究名家，著名古代文论研究家，著作等身，却素无凌人之气，惟有仁爱之风。十余年来，厚我实多，鼓我志气，鞭我前行。

我由衷感谢鲁枢元教授，是他开设的《生态精神学引论》的研究生课程，将我引人生态文艺思想的新领域，由此使我尝试从自然生态之角度进行《风》《骚》比较研究，拙著中六、七两章便是其初步成果。

我由衷感谢苏州大学、江苏大学两校领导与研究生部的负责同志，由衷感谢导师罗时进教授，是他们“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宽宏胸襟，使我有机会跻身于苏大这座“天堂”学府攻读博士学位，为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与拙著质量，构筑了坚实的学术平台。

我由衷感谢淑师曹旭教授，承蒙关爱，慨赐其《诗品研究》博士论文等大著，甚受教益。而每年的新春贺卡，他都一律以自己新近发表的古诗与美文相赠，雅才懿德，高情隆谊，感人至深。

我由衷感谢至今未面却一如既往关爱我学术事业的祖国宝岛的朱守亮教授，几年来赠我的《诗经评释》、《韩非子释评》、《诗经论著目录》(《十三经论著目录》之二)等大著已垒案盈尺，真乃学术知音、良师益友。

我由衷感谢《文学遗产》、《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知识》、《学术研究》、《人文杂志》、《中国文化论丛》、《学术前沿》、《江海学刊》、《晋阳学刊》、《北方论丛》、《辽宁大学学报》以及韩国《东洋礼学》、《诗经研究》、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台湾《孔孟月刊》、《经学研究论丛》、《成大中文学报》等国内外编辑先生的厚爱，使拙著大部分篇章的内容得以先期发表，部分论文还获得有关省、市优秀社科成果奖。

学界友人厚我爱我者尚有不少，恕不一一罗列，恭此诚致谢忱，并祝体康研安，合府祥乐!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拙著曾获准为江苏省教委高校社科基金资助项目(96SJB750．11—44021)，同时曾作为中文系本科高年级学生“选修课”讲授多轮。教学互动，每每碰撞出学术思想之火花，有助于课题的深入研究。

拙著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大学校部与人文学院的部分经费资助，特此致谢!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王运熙先生在八十高龄且视力极衰的情况下，坚持为拙著题签书名，尤应感激。罗时进先生向出版社力荐拙著，厚爱有加，甚为感人。

最后，我得好好谢谢亲人们对我学术事业的全力支持。没有他们，我就难以坚定学术之志；没有他们，我就难以走稳学术之路；没有他们，我就难以奉献学术之果。谨以《五十抒怀并序》权作结语，聊表衷曲与谢忱焉。

五十抒怀并序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人生一晃五十春矣。回首二十余年的教研生涯，余与时俱进，不敢懈怠。学笨鸟之先飞，“焚膏油以继晷”；悟龟兔之赛跑，“恒兀兀以穷年”；甘于寂寞，自强不息。终于跨越了人生历程的“四座山”，即：考上大学的第一座山，执教高校的第二座山，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座山。攀摘成果的第四座山。何以如此?除了时代的机遇、师友的关爱之外，亲人的支持予余以最为体贴的温暖与最为有效的动力。为了支持余调入江南某高校执教，年逾古稀且多病的父母与岳父母四位老人，克己为儿，通情达理，非常理解和支持余之选择；余之哥哥、姐姐、姐夫、妹妹、妹夫等甘愿承担照顾双亲之重任；而妻子、女儿则放弃原籍良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随余屈居陋室。……而今，双亲已逝，未及见儿拙著刊世，每念生怆，不禁泪涌。寸草难报三春晖。余惟有努力，惟有奋进，奉献社会，以为报答。鉴此，特赋小诗四首，以表情志焉。

一

锦瑟一叹千年远，蝶鹃珠玉美而幻。

人生胜境苦求索，征途险峰勇登攀。

兰蕙峻茂差可欣。教研偶得聊自安。

雪泥鸿爪何足论，驽马自明不下鞍。

二

光阴似箭五十春。足迹历历寓亲情。

永铭四老父母心，恒谢兄妹体谅深。

更有妻女善解意。不恋新楼居衡门。

念兹在兹何敢忘，笔舌双耕传文明。

三

知命发愤考博士，梦不成真不下场。

刺股悬梁苏孙志，吞吴却秦越楚强。

铁树甘露结铜铃。咸鱼活水腾细浪。

从此昂首学术路，沐浴春风吐芬芳。

四

科研路遥何艰难。蹒跚学步二十年。

八方求知亏师友，一斋觅宝乐书山。

风骚双碑勤溯源。南北一脉细窥探。

纵身且摘创新果。层垒向上著先鞭。

李金坤

2005年11月6日

于江苏大学梦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