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结婚,几天后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卓琳奔向烽火连天的太行前线,奔向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人生旅程。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走进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时期,经历文革动乱的险滩恶浪,到改革开放的叱咤风云,几度起落,几度沉浮,他们58年在风口浪尖上航行的情感之舟见证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凸显着这对革命家伴侣大海般的胸怀和情操。
邓林:我爸爸是职业革命家。他很内向,不会用什么言词表露自己的情感。他考虑问题很实在,很客观。我妈妈恰恰相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小资情调”,有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我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很和谐的,性格的差异反而带来了和谐。我父母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比如说宽容。
邓榕: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非常纯粹的人,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对生活的需求也比较简单。他们表面上性格不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心底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彼此相通、融合的。他们是同志,又是战友,更是夫妻。
2月,邓小平受红七军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期间,他写出了近二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但是,由于他与王明的“左”倾路线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中央根本没有听取他的这个报告。
于是,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到苏区工作的请求。
1931年8月,邓小平由上海经广东、福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士,名叫金维映。
金维映,人们称她阿金,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出生。阿金于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五卅”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邓小平与金维映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中央批准邓小平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时,金维映也被一同派到苏区工作。他们一路同行,结为夫妻。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先任瑞金县委书记,后被调到会昌任县委书记。
在会昌,邓小平坚决贯彻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扩红工作,赤卫队建设,政权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1932年7月,为加强边区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把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连成一体,在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当上中心县委书记。
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3县的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正规红军,并调走了守卫在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3师,造成了苏区南部的防御空虚,致使寻乌县城在广东军阀的大规模进攻中失守。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
1933年3月,在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邓小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撤去了职务。
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导下在宁都召开江西党的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实际原凶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邓小平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