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外无数的阅读鲁迅的著作的人来说，他们大概在心目中都构建了一个个活脱脱的“鲁迅形象”。然而，对鲁迅的认知，却可能不那么客观，也谈不上全面。这部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回忆录将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启迪。书中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鲁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极其重要的史料，不少地方显示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如他对创造社、四条汉子问题等的看法。甚至还勇敢地将笔触伸向了世人想象不到的“禁区”，关于鲁迅如何在八道湾涉嫌羽太信子(鲁迅的大弟媳)的绯闻，造成与周作人一家反目的事件等。此外，书中关于“鲁迅之死”的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过往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本书是“文汇原创丛书”之一，本书披露的180幅图片皆是由鲁迅家属历年珍藏，大部分首次公开（包括鲁迅的一些手迹），无疑它们对认知和研究鲁迅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序／王元化

记忆中的父亲

大陆新村九号

阿花与许妈

父亲的死

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契

建人叔叔的不幸婚姻

朱安女士

“不卖血”的朋友

迁入霞飞坊

霞飞坊邻居

母亲的被捕

我家的房客

几位朋友

母亲娘家的亲戚

坚守上海

胜利前后

到解放区去

从沈阳到北平

我的学习经历

我的婚姻

母亲入党

必需说明的真相

鲁迅手稿事件

我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

长子的婚事

父亲的遗产

再说几句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后记

再版感言

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为了渲染神秘性，介绍此间房屋是父亲攻读马列的场所，称为“秘密读书室”。我尚可根据自己的印象，补叙一些情况。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父亲即打算从北川公寓迁居，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他的日记里就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后因父亲有北平之行，就拖了下来。直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才“决定居于大陆新村”。六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便“移书至狄思威路”。(即今溧阳路1359号二楼)

父亲的习惯是，平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里有个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狄思威路才是他主要的藏书处。

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我曾随父亲去过几回，是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箱子本色无漆，有活门，内分上下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一只只书箱从下而上，几乎叠到屋顶。这种书箱由父亲设计，轻木板制成，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把书籍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有如当今的小“集装箱”。

记得头一次去是某天的下午。我们来到这幢楼下，从大门进去，一转弯走上木制楼梯，来到二楼，父亲用钥匙开门以后，我也随之而人。虽是白天，室内光线很不够，刚一进门，几乎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父亲随手开灯，我环顾四周，粗粗一瞥，只见电灯吊在屋子中央，普通白色的灯泡，顶多二十五瓦，有个圆伞形灯罩。室内没有可供长时间阅读的桌椅，更没有茶具和热水瓶之类的用品，灯罩也未见裹上纸筒。由于久关不住人吧，只感到房间里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便感到有点寒气袭人，冷飕飕的。父亲以极快的动作，从几个书箱中分别取出几册书籍，用随身带来的布包袱包好，锁上房门，即带我来到了街上。

多年前，上海发行了一本《鲁迅的故事》，在《秘密读书室》一节中有这样的文字：“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张纸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为了肯定“故事”的情节，书中还选用了一幅油画作为插图。画的正面，书架上除了林立的书刊以外，还有闹钟一座，时针指向深夜一点半左右，电灯用纸张裹着，地下摆着茶几，上有烟缸之类用具，主人公正在手持香烟，作彻夜攻读状……当时，看了这段“故事”和插图，觉得和自己的印象不太符合。

P5-6

吴洪森(以下简称吴)：这几天有幸读到《鲁迅与我七十年》清样。我想知道周海婴为什么请您为他的回忆录写序呢?

王元化(以下简称王)：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我和鲁迅家人的来往情况。抗战时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杂志叫《妇女界》，许广平是《妇女界》主要负责人。起先上海地下党文委派戴平万同志去帮助作些编排方面的指导(当时就在凌山家聚谈)。后来戴平万有别的工作要做，就派我去，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因这缘故，我见到了许广平。我那时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佩的，总希望从许广平那里听到有关鲁迅的故事。许广平有空也会和我们讲一点，她那时就对我们说，鲁迅也是普通人，不要把他神化，还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她已写到回忆录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听说海婴需要请家教，我的一位友人乐起同志知道后自告奋勇去了。乐起本名乐嘉澍，抗战前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和李政道同学。七七事变后因献身抗日，放弃学业，在上海地下党外围做工作。他也是鲁迅崇拜者。乐起去辅导海婴不久，我们就听说他和海婴玩起桥牌来了。这次看了海婴的回忆录才知道，乐起是以这种方式在教海婴英语。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见到海婴时提起乐起，他还口口声声乐老师乐老师，对乐起很有感情。

一九四二年，我在储能中学教国文，那时周建人也在储能教书，教生物。海婴书中多次谈起周建人，但没有提及这件事。大概他那时太小，不知建人先生因家境困难还在中学兼过课。这里提出来算是给海婴回忆录作点补充。

改革开放后，我和海婴见过几次面，就在前两年，他还为上海召开鲁迅纪念会的事情打电话给我，他说外地有些这类会议的组织者不让周令飞在会议上发言，请我向有关领导反映一下。市里答复上海不会这么做，有关领导还招待海婴和令飞吃了一顿饭。

吴：说实话，我刚拿到这本清样时，期望值并不高。我想，海婴是搞无线电技术的，也没听说过他写过什么文章，再说，鲁迅至今依然是被高度政治化的人物，他的后代能秉笔直书吗?但看着看着，我就被这本书吸引了。海婴的叙述很诚恳很坦率，从朴实的文笔中，可以感到作者为人的正直，即使涉及到一些恩恩怨怨，他也很宽容。

王：是的。许广平解放后也出版过回忆录，当时环境不允许她把什么都讲出来，比如解放后被打倒的胡风、萧军等，许广平的书中就不能不尽量避开。海婴写回忆录是在九十年代，顾虑少，真实性较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实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把很多事都写了出来。

海婴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撇开了上一代的恩怨。比如创造社的问题，四条汉子问题等。即使像李初梨，解放后仍然以偏见成见对待鲁迅，海婴写到他，还是很心平气和的。

海婴是个很有感情的人。鲁迅在世的时候，海婴还很小，鲁迅习惯于夜间工作，早上睡觉，因此每天早上许广平都要叮嘱海婴轻手轻脚。海婴常在临出门上学之前，悄悄溜到楼上鲁迅房间里，给鲁迅的烟嘴装上一支烟。这样的细节令人感动。海婴写到朱安时，带着高度赞扬的口吻。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承担着鲁迅母亲和朱安的生活，她和朱安夫人之间互相尊重，像姐妹那样相处，这是值得后人敬重的。

吴：鲁迅对待海婴的教育方式是尽量不作限制，让他自由发展。但海婴长大后，个性和爱好都很受限制。他十八岁时迷上无线电，还考取业余无线电牌照，但天线才架起来两天，上海地下党就通知拆掉，因为许广平家来往的人太多，怕引起国民党注意。解放后他在北大读物理，有一次看到同学为桥牌的规则争论，他插了几句嘴，结果却传开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一心打桥牌。为此，北大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说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从此他再也不敢参与任何文娱活动。这种影响一直波及到他的儿子。一九八二年，周令飞在日本和台湾女孩恋爱，后来去台湾成亲。国民党的报纸将之宣传为鲁迅的后代投奔台湾，这里则有人向海婴施加压力，要求他发表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幸好海婴顶住了，要不然数年之后，两岸通婚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海婴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婴不仅有宽厚忍让的一面，也有勇于顶住压力，耿介的犟脾气。

王：我们一直把鲁迅当做一面旗帜，海婴的地位处境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误解。海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时时刻刻都活在别人的期望中。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所以人们对他住往期望过高，过严，过苛，甚至有时还提出不应该有的要求。

吴：我原以为海婴属于特权阶层，但看了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们不仅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连应该属于他们的权益也被侵犯了。“文革”时将许广平的医疗单位从北京医院和其他“走资派”一起转到了北大医院，许广平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该医院竞然没有值班医生，因拖延了抢救时间才去世的。许广平去世一个月，他们全家六口就被要求搬家，搬到一套旧建两居室的工房里。而许广平解放初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被公家拿去后，却至今不归还。他们搬到工房后，因为排污管堵塞，粪水满地流，两个孩子都得了肝炎，没钱治病。周恩来知道后，将积存在银行里的鲁迅稿费批了三万块钱给他们，才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为了鲁迅版税的继承权问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协商不成，对簿公堂，社会上就纷纷传言鲁迅的儿子爱钱。

王：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的问题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认为海婴不该这么做。我却不这么看。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就应该依法办事。据海婴和我讲，他到了日本，看到内山完造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回来后就向出版社建议，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连日译本的样书也不给他一本。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没得到尊重，才引发了诉讼的事。

从海婴的回忆录可以看到，他们一家的捐献远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鲁迅当年在北京买下的两处房子捐献出来做博物馆这就不说了。许广平将和鲁迅有关的一切物品几乎全部捐献出来了，包括鲁迅朋友送给鲁迅的物品和文物，连鲁迅特地为海婴重新誊抄的《两地书》，海婴摸都没摸一下，就捐出去了。这些捐献从纪念鲁迅来讲，也可以说是应该的。但自从到了解放区，一直到解放后许广平去世，鲁迅的稿费他们分文未取；而且，许广平作为国家干部，一直在支付保姆的工资，按理她是可以享受由政府支付保姆工资的待遇的。像她这样自觉减轻国家负担，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许广平去世之后，海婴用不起保姆，辞退的费用却要按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让海婴支付。这些是是非非是不难想明白的。

吴：海婴回忆录提到鲁迅的死可能和须藤医生的阴谋有关。在鲁迅病逝前半年，一位美国医生路过上海，经朋友引介，来为鲁迅看病。这位医生的结论是，鲁迅的病情主要是肋膜积水，只要将积水抽去，至少还可以活许多年。这位医生说，这是个很简单的手术，只要他指导一下，一个护士都可以做这种手术。但须藤医生却一直不施行这位美国医生的方案，还是以注射激素的方式给鲁迅治疗。据许广平后来了解，采用激素治疗，病人感觉舒服一些，但同时也会加速病情的发展。最奇怪的是，须藤医生自从鲁迅去世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许广平生前一直对鲁迅的死有怀疑，对海婴也讲过。许广平解放后多次东渡日本，当年和鲁迅有交往的人都纷纷来看望她，惟有这须藤医生没出现，这就加深了她的怀疑。

王：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从海婴回忆录得知，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乌龙会是日本在乡军人组织，这个组织是鼓吹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现在由海婴提出来，希望就此能引起重视，能将这件悬案查个水落石出。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

吴：鲁迅生前希望海婴不要做个空头文学家，要做个能自食其力的人。就此而言，海婴是实现了鲁迅的希望的。

王：我不认为鲁迅的后人从事文学才算继承了鲁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鲁迅以及许广平道德人品的继承。做个空头文学家，道德人品又有问题，那是继承鲁迅吗?那是对鲁迅的背叛。我觉得海婴在很多方面为人正直，这是能安慰鲁迅和许广平在天之灵的。

我已经七十岁了。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但说心里话，我本来并无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虽然此前也偶尔写过，如一九八一年刊出的《重回上海忆童年》，但那只是记忆的片断。如要比较完整地记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涉及父亲的活动，我可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大量的前辈回忆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这方面的资格。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也不甚了然。故现在要我回忆这些，脑子里几乎是退了磁性的录音带。父亲去世后，我家搬到了法租界霞飞坊，家里仅有我们母子两人，那时我已渐渐长大，有些事母亲便与我商量，去什么地方也往往带我同行，知道的事情自然多起来。可是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读书做功课上；况且严重的哮喘又如影子般地折磨着我，使我不时地困卧病床。因此很遗憾，对于在孤岛时期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活动，所知仍然有限。而胜利后至一九四八年，我们离开上海，确是母亲在社会上最活跃的时期。

到了解放后，我已经成年，学习、工作，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虽然与母亲经常在一起，却各忙各的，只是茶余饭后，说些无关紧要的家务事而已。那时母亲担任多种职务，相当繁忙，她的交往广泛，照理必有大量值得记录的故事。但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人，不该让我们知道的，绝不吐露半句；我自己也有意回避，从不主动向她打探什么。加之我以为，既然父亲母亲的文章都已公之于众，父亲的一切遗物手迹亦早交与博物馆、纪念馆保存，又有这么多学识卓著的专家在研究它们，我又不干这一行，也就不去留意。至于我自己，一生并无什么大的建树可供记载，而只是脚踏实地工作与生活，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因此，当回忆录又经《文汇报》萧关鸿等几位先生的重提，并不断热情鼓励，我虽然口头表示愿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和想法，内心总是犹豫不定，迟迟拿不定主意；况且，要认真写出来，又难免牵涉一些人和事，这又使我顾虑重重。须知，我经历的是是非非已经够多的了，实在不愿意到了古稀之年，再惹得一身麻烦。但是，我难辞这几位朋友一再的劝说和鼓励，盛情难却，才终于下决心接受。

说实话，虽然我一时下不了动笔的决心，而记忆的轮子却已在不由自主地转动起来。那些长期积淀于脑底，几乎已被忘却的往事，件件桩桩浮现出来，使我发现：自己这一生，确实经历过，也听到、看到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这当中，既有欢乐，也有酸辛，我为什么不向人们坦白述说呢?这也许是我最后决心写这本书的内心动力吧。

现在，回忆录终于完成了。但在叙述的时间和内容上，并不那么连绵相接，片片断断，缺失谬误在所难免。因为它纯然是从我长久沉积的记忆中挖掘出来的，几乎没有可供核对的资料。这就不免会像出土“文物”，往往难以展现它本来的面貌，在“粘合”的过程中，也许不经意地将甲俑的胳膊错装在乙俑的肩上。但这并非是我不负责的“瞎编”“乱写”，或故意蒙混视听。这是我要坦白报告于读者的。我还要说明：有关童年回忆那部分，是利用我二十年前写出来的文章加以补充调整。至于所附照片，除注明出处者外，大部分是我本人所摄。但是其中有一些我查不到作者，有哪一位知道，请告知出版社。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王元化先生在百忙中答应我的要求，为本书作序；感谢萧关鸿、水渭亭二位先生对本书的关注和付出的许多心血。

期待着读者朋友的声音。

周海婴

2001年春于北京木樨地寓

2006年2月18日修改个别疏漏和误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