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研究国际政治的部分学术成果和心得。书中既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思考，也有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研究；既有对“文明冲突”的论战评述，也有对亨廷顿理论中荒谬的质疑；既有对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的分析，也有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探索；即有对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有对中美危机行为的比较分析……全书观点新颖，分析透彻，见解独到，体现作者深深的社会关怀之心。

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研究国际政治的部分学术成果和心得，全书分“理论思考”、“战略分析”和“读书拾零”三部分，内容涉及战争与和平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民族与民族主义、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等等。所收部分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产生过广泛影响。

理论思考

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思考提纲

一、新思维的出现

二、新现实的挑战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和启迪

四、不同传统观点的归纳和比较

五、新思路的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和目标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思维框架

三、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

四、中国外交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一、民族概念

二、民族与国家

三、民族主义

“文明冲突”论战评述

一、亨廷顿理论及其反对意见

二、“文明”的概念和划分

三、文明和文化问题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

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五、关于伊斯兰文明

六、关于西方文明

七、结语：政治含义

亨廷顿理论的启迪与谬误

一、“理性”思维的有限性

二、“非理性”眼光的错觉

三、在“诸神的争吵”中多几分超脱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

一、美国意识形态演变的全球化背景

二、美国的社会趋势和意识形态中的新观念

三、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投射

美国霸权的逻辑

一、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

二、立足于国内民主的霸权主义

三、民主的扩大促进霸权思想的膨胀

四、民族主义和基于国内体验的国际行为方式

五、霸权行为的国内制约

六、结论

战略分析

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

一、对中苏“一视同仁”(1972—1978年)

二、“倾向北京”(1979—1984年)

三、苏联因素淡化(1985—1988年)

四、战略利益的重新定位(1989—1991年)

五、分析与结论

“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

一、老问题、新发展，老现象、新解释

二、调整评价尺度

三、全球化和外部世界的挑战

四、结论：“高处不胜寒”

美国恐怖事件的震撼

一、深仇大恨从何而来

二、美国陷入新的战略困境

三、对美国社会的震撼

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强国之路

一、历史环境的对比

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三、关于苏美国力消长和争霸态势的分析

四、霸权的代价

五、结论

冷静、冷静、再冷静——对当前美国与中美关系的几点观察

一、冷眼看美国

二、冷静看待中国的周边环境：“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三、冷静处理中美关系：提高警惕，既不怕，也不得罪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一、中美危机的基本特征

二、中美危机中的非对称性

三、中美两国危机管理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

四、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大危机

Multipolarity versus Hegemonism:Chinese View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Multipolarization

Major Threat: Hegemonism

Desirable International Order: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Policy Implications: A Defensive Posture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The Rise of China

Defining China’s Strategy Toward Asia

The China-U.S.Relationship: A Dominant Factor

Conclusion

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s Image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

The Historical Contrast

Contextual Contrast

Strateg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

American Image, or China's Mirror Image？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After 9/11

The Lonely Superpower

Not Invulnerable

Eye on Asia

Long-term Interests

读书拾零

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国家间政治》译序

一、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

二、关于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

三、关于国家间的权力斗争

四、关于通向普遍和平的道路

五、关于对本书的评价及其他

从国家间政治走向世界政治——《国家间政治》新版译序

政如其人——读《基辛格传》

《美国人民的历史》序

《美国宪政历程》序言

《光荣与梦想》中文再版序言

《美国(列国志)》序言

《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序言

一篇旧作的自省

    二、新现实的挑战

新思维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现实。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交叉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盟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激烈的经济竞争同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安全关系的发展；社会制度上的共性无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军事对抗；共同宗教信仰未必能成为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宗教的号召力却往往是国家间战争的催化剂。由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变化，各国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都会根据各自所面临的新现实，进一步进行调整。那么，我国理论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哪些新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呢？

1.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国理论家需要解释的新现实是：

第一，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战争的危险一直存在，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爆发。军备竞赛的升级与战争危险的增长看来不是同步的。美苏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从陆地、海洋到外层空间，正在不断扩展和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继续压缩国防开支。

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今天对我国领土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其他类型的国家。

第三，战后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虽然有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问题、超级大国争夺等因素，但战争频繁并持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外部干涉。超级大国有时反而需要通过对话或默契以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在地区性民族或种族冲突中，阶级斗争的因素不明显。

第四，战后在西方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些战争及出现的战争危机，例如，美国进行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美国同利比亚、伊朗的冲突，英国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都不是(或不能引发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垄断资产阶级为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进行的战争。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

第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是必然趋势，统治阶级不再靠暴力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也不存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也不直接反映阶级对抗。

2.当代苏联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必须回答上列事实中的大部分问题。与中国面临的不同现实是，苏联的主要军事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的观点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戈尔巴乔夫等人回避了关于社会国家之间战争的理论说明。

但是，苏联在对外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它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带来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阿富汗的侵略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及国内人民的反感和抵制，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政策调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种种事实向苏联领导人证明，单靠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武力的运用，既不能换来自身的安全感，也不能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更不能换取国际威望。相反，战争手段的使用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代价。

3.关于使用武力的教训同样适用于美国。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迫使美国对自己使用战争手段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西方国家在国外长期卷入军事冲突，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遭到驻在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抗议。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日本的和平运动，不能不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

西方过去一贯宣传说，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来自“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煽动的叛乱”。这一论调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面前站不住脚。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它们安全的威胁，反而企图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但中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次，近年来给西方造成严重麻烦的地区性冲突和危机中，许多事件都没有看得见的“莫斯科之手”，更不是当地共产党活动造成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无法归罪于苏联及其同情者。再次，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威胁的程度和方式。

中、苏、美等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取向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战略思想的基础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世界各种基本政治力量进行分析估量。不过，将世界各国按照某些标准(各国标准不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或者“朋友”和“敌人”，这种思维定势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政治进程。多样化的政治现象需要有多元化的政治理论来解释。

           P7-P8

    自序

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研究国际政治的部分学术成果和心得。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错爱，得以结集出版，在此深表感谢。借此机会，也想谈谈在这一学术领域耕耘的过程和点滴体会。

我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长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在12年的时间里同正规的文化教育彻底绝缘。内蒙古草原7年加黄河岸边3年的农牧民和学徒工生活，让我饱尝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处于社会底层的滋味，接受了一场场生动的国情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国际政治系；又是阴差阳错，后来把研究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定为主攻方向。留校任教8年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转眼到了盘算如何安排退休生活的年龄，命运却突然安排我回到北大，在未名湖畔落叶归根。回顾岁月沧桑，不禁嗟叹于“人算不如天算”。

处在社会底层的经历，至今决定着我观察国际政治的视角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我爱内蒙古、河南的老乡和朋友们，也曾经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同那些老乡朋友是一样的凡夫俗子，不会因离开了他们便变得高尚起来，所以无须掩盖自己在现职工作中的功利之心。我们不能要求中国普通老百姓无私，他们有安居乐业、寻求社会公正的权利。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本来同国家政治、国际政治没有必然关联。国家及其各项政策，应该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为他们谋利益为目的。

在涉及国家利益、国际道义的问题上，我于是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他们好不容易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享受到国泰民安的好处’应该让他们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偶尔参与建言献策，为的是不让他们动不动就受折腾，更不能让中国回到上百年前直至几十年前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国际格局基本稳定”、“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国际环境中机遇大于挑战”等等，在许多人听起来都是空洞乏味的判断，在我这里却有着特定的具体内容。我的体会是：有什么样的国内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判断；做出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分析，就反映什么样的国内政治动向。在那种不堪回首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下，国家做出的国际形势判断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之类的口号。如果今天的世界真是处在“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国家还能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平稳走下去吗？本书中发表的一些策论，出发点即在于这方面的社会关怀。

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来，我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社会关怀。粗算一下，迄今为止我在国外进修、讲学和旅行的时间，加起来约占专业生涯的五分之一，加上在国内同海外来客的频繁接触(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所谓“外事活动”，近八年来每天都同海外通电子邮件)，使我偶尔会有“边缘人”的感觉。我同国外的同行朋友不时会因“各事其主”而产生分歧，但更多的时候是志趣相投，切磋学问，沟通信息。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感慨的是，世界各国的军费远远超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大国造出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全人类无数次，而另一些国家以自卫为由，纷纷效仿，不惜牺牲本国本来已经很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可怕的是，过去和今天都有打着各色各样的高尚旗号而进行的战争和恐怖行为，涂炭生灵，破坏自然。我们能否通过对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减少各国间冲突的因素，部分消解人类的灾难？

把这些社会人文关怀带人国际政治研究，会产生不少困惑。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近著《我们是谁》的前言里，特意提醒他的读者说，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虽然他力争做到超脱、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他作为学者的分析很可能受到他的爱国心的影响。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迥异，我同亨廷顿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也许比他更多地感受到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的矛盾。有时，明知某种看法从学术角度看并不客观严谨，但为了发表时不惹麻烦，并达到我希望达到的某种社会效果，就用正确的政治语言加上了包装。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从学术上不难推导出的结论，一些本应让读者掌握的信息，却因社会环境的考虑而不能见诸于文字。这后一种情况，对我来说是更大的缺憾。

爱国之心，治学之心，还有追求普世价值之心，在理性上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但到了具体问题上，理性思考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还以亨廷顿的思想为例。他在上述近著中阐发的一个中心命题是，美国需要敌人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这一判断，对于维护美国特性来说是理性的，也可以找到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对于亨廷顿这一论点，可以做出四种不同的理性反应。第一，亨廷顿是有代表性、有政治影响的美国人，他的话(还有美国的很多实际行为)可以说明美国在寻找敌人，而且很可能视中国为敌人。所以，我们也应该视美国为敌人。第二，亨廷顿的政治视角古已有之。我们的先圣孟子就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即使亨廷顿无此一说，中国人也应当明白，美国或者日本或者什么别的国家就是中国的敌人。没有敌国，中华民族就缺乏凝聚力，就不能崛起。第三，亨廷顿不能代表美国，很多美国人反对他这种思想。即使美国要找敌人，首先瞄准的也是伊斯兰激进势力，将来则可能把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或日本视为敌国，中国不必过虑。第四，亨廷顿的话提醒我们，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为敌，也可能不选择与中国为敌。中国人民要的是安居乐业，长治久安，而不是寻找外敌。我们应当同不想以中国为敌的美国人共同做出努力，防止中美互为敌国。

以我的治学之心，很难排除上述第一、二两种推论，因为它们都是自成逻辑的理性选择。我甚至有能力写出鼓吹这些推论的文章。但是，我所持有的社会人文关怀，我的爱国心，我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把我毫不犹豫地推向第三、四两种理性思考。这种自觉的思想倾向，可以说贯穿于本书始终。

然而我的社会定位毕竟是专家学者，不是官员或谋士。学者人微言轻，坐而论道，不负太多的实际责任，其见解会同政府和政策产生距离。学者有自己的行规，就是必须使用学术语言，引经据典，力求推理缜密。学者要有独立人格，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就要一以贯之，不能一遇风浪便左右摇摆，前后矛盾。学者要充分尊重同自己不同或相反的观点，不能以势压人，给别人乱扣帽子。作为国际政治学者，应当重视对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经验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力戒就事论事。

社会人文关怀和学术标准不能两全的情况，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随处可见，但似乎以国际政治学为甚。当国际政治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它也似乎越来越难被学术界认可为一门科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学者仍在执着地探讨着国际政治学(或称为国际关系学、世界政治等)的新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中国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和学生也以此为己任。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有以探究知识为最终目标而从事学术，才能得其真谛，修成正果。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过兴趣，后来也讲授过相关的课程。但是，受到学术功底、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本人现在完全放弃了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目标。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本学科最终能否形成某种宏大的理论或理论体系，把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现象梳理清楚。退而求其次，在国际政治学的某一分支领域发展出一些理论框架，用历史事实和实证方法加以填充和验证，可能是比较现实的目标。

我是本着以上若干条原则而治学为文的，只不过一直眼高手低。本书收录的个人文章，一部分可以称为有特定思想政治倾向的学术成果，另一部分是用学术语言修饰过的策论，而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一般的时事评论、学术短论、会议论文、政策报告、演讲稿，均没有收入。书中还有一些篇目，是为与本专业相关的一些著作和译著撰写的序言、导读。为他人作序并非我的偏好，但近年来写了不少，原因一是觉得推荐与讲解好书是应尽的义务，二是自己没有时间撰写长篇著作，只好借写序之机强迫自己多看几本新书，为将来写作教书做积累。

二十多年来，我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以及从英文转译为其他外文发表)的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和时事评论，占个人已发表著述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其中许多属平庸或应景之作，但也有若干篇自己比较满意、获得较高评价的。据我个人体验，一种语言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即一种逻辑推理方式。语言的精妙之处，是无法翻译的。要想让英文世界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点，最好直接用英文来写作。本书中《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等文章，都是先用英文写作，再改写为中文的。为避免内容重复，英文原文不再收入。书中的四篇英文论文，则因没有真正对应的中文版本而直接列入。

为了忠实于自己，也坦然面对读者，我在编辑本书时，除了极个别文字勘误之外，让过去发表的文章全部以本来面目出现，没有做任何修改。我认为，在旧作内容上删删补补，还要当旧作来重新发表，不免有文过饰非之嫌。作者过去的观点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应该交由今天的读者来判断。

如果没有北京大学出版社耿协峰先生的频繁催促、精心策划和充分谅解，这本小书的出版将会遥遥无期而且面目全非，所以我的谢意绝非敷衍。最后，谨向为我治学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表达敬意：父亲树立了榜样，母亲留下了智慧，妻子提供了环境，儿子补充了动力，亲友、同事、学生是无穷无尽的精神源泉。

为了他们，我将继续上下而求索。

                 王缉思

              2005年寒露自序于北京平西府农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