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与文献片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是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记忆的著作。但是，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是政治笑话，包括一些喜剧性电影。作者没有把笑话简单地辑录到一起，而是按照帝国从崛起到覆亡的历史，有序地加以叙述。因此，与其说是讲笑话，毋宁说是讲历史。在这里，笑话成了历史文献，通过它，以及其他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再现纳粹独裁统治下的德国的真实状况，并使之得到深入的说明。全书既有充实的史料，又有相当的文化厚度和思想深度，是一部別开生面的纳粹史。

阿多诺说，希特勒使德国人失去了笑声。但是，当时的德国确实没有了笑声吗?

当然有笑声，任何极权统治都无法压制笑声，尽管以不同方式来表达。当时有受迫害者针对纳粹分子的尖刻“幽默”，有悄悄传播的政治笑话，用来取笑政治新贵的狂妄自负的幽默，有卡巴莱表演艺术家的即兴表演，还有确实针对元首和他同伙的尖刻讽刺。

令人惊讶的是，很早在笑话中就已经反应出人们对专制政权的认识，而且有的人可以讲这些笑话，有的人不能讲

鲁道夫·赫尔佐克根据不同时期流传的笑话，讲述了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且审视这些笑话究竟是巩固还是可以削弱这个政治体制，在这过程中往往得出令人惊讶的发现。

致中国读者的信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治幽默——从内部看第三帝国

 关于“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的传奇

 “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介于批判与宿命论之间的政治笑话

 笑话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二章 政治幽默的形成和发展

 什么时候开始有政治笑话?

 幽默，抚平历史的心灵创伤

 十九世纪末以来德国的政治幽默

 二十世纪的转变和政治笑话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幽默与文化

第三章 夺权阶段

 “噢，你也在找份差使?——”民间笑话和对纳粹掌权的反应

 “你去给他治病吧!”——关于“德国式问候”的笑话

 “谁放火烧国会大厦?”

 政治笑话中反映出的一体化

 早期关于纳粹的政治漫画

 假自由年代的卡巴莱——以维尔纳·芬克为例)

 “讲新笑话有什么奖赏?三个月达豪!”——政治幽默和纳粹恐怖政权的建立

 罗姆事件

第四章 幽默与迫害

 笑话中最初的反犹措施

 喜剧演员和卡巴莱演员在流亡途中——库尔特·格隆，埃丽卡·曼与克劳斯·曼姐弟

 “你们是犹太人!”——幽默中丑陋的脸

 专制政权的宠爱与不满——魏斯·费尔德与卡尔·瓦伦丁

 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的乌法影业公司的喜剧片

 纳粹时代的喜剧明星海因茨·吕曼

 反犹太主义的电影

第五章 幽默与战争

 假自由的结束与通往战争的道路

 “华沙并不在德国”——大战爆发与世界大战的初年

 宣传战中的幽默

 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的产生

 围绕恩斯特·卢比奇的作品《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的争论

 BBC的电台广播——对宣传目的的讽刺

 “德国良民不会做这种事”——纳粹讽刺作品《特朗与赫勒》

 向内的极端化

 讲笑话受审讯——前方的喜剧演员弗里茨·穆利亚尔

 被国民法院判处死刑——一位军工厂女职员的案件

 告密与电影明星罗伯特·多尔塞被处死

 什么时候笑会带来致命后果?

 “请保重身体，以便日后料理好我的坟墓”——灭亡

第六章 幽默和杀戮

 “人们不能听任宰割，而必须自卫”——犹太人幽默中的大屠杀

 面对死亡的卡巴莱——喜剧演员弗利茨·格林鲍姆和库尔特·格隆在集中营

 “元首赠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特蕾西亚城电影

第七章 “奥斯威辛的笑声”?——战后至今的幽默与国家社会主义

 战后初年至90年代初的发展

 一个禁忌的结束——瓦尔特·莫埃尔的《阿道夫，纳粹猪》和罗贝尔托·贝尼格尼的《生活是美好的》

 允许人们嘲笑希特勒吗?

参考书目

图片致谢

作者答译者问

译后记

关于“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的传奇

允许把希特勒作为取笑的对象吗?这个问题常常像个诱人的鬼火，出现在公开的讨论中。毫无疑问，面对触目惊心的事件和大屠杀，人们很难用嘲讽的目光看待第三帝国。这样做，很容易会被认为在进行淡化和洗脱。但是，曾有幽默大师接触过这个棘手的题目。反纳粹的幽默，在一针见血地进行揭发的时候，会发挥出最强烈的效果。那么，是否可以用讽刺的手法处理奥斯威辛的题材?或者说，这样做会使原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庸俗化?事实上，希特勒确实被当作过取笑的对象，而且就是在第三帝国专制统治的十二年里。其实，这个专制时期的笑话多如牛毛。在今天看来，有的很好，有的无聊，有的恶劣，有的平庸。这些笑话有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可以让人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民族共同体”中百姓的真实感受。当时的挖苦和嘲笑主要针对民众所关切的事情。在纳粹时期，滑稽演员也运用政治幽默的手法。他们中间有左派反对党，也有通过他们的说笑支持纳粹当权者的人。通过分析政治笑话，可以令人非常清楚地理解，在已经灭亡的“千年帝国”中，人们曾经想过什么，为什么而气愤，为什么而欢笑，还有，人们知道什么，又很快忘掉什么。同时，在滑稽演员和讲笑话的人面前，国家政权总会觉得受到威胁，从国家政权相应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它害怕什么样的笑话。因此，这本书应该成为返回一个被错误地认为没有幽默的年代的旅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博得读者开心一笑，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里的德国社会。战后时期有关道义的讨论，本书也谈到了，只是没有被置于考虑的焦点中。

本书参考的资料来自不同城市的2。位有亲身经历的证人的陈述，在这本书写作的同时，还有一个电影项目，为了该项目我们采访了这些证人。采访对象中有一个被纳粹分子谋害的牧师的同伴，一个驯兽师的儿子和卡巴莱演员迪特尔·希尔德布兰特。除此之外，一些著名的滑稽演员的生平和战后时期的所谓“政治讽刺笑话集”也非常重要。战后曾出版了六七本以纳粹专制下的政治笑话为内容的书。搜集这些笑话的编者想让人们相信，那些躲在家里取笑希特勒的人，如果不是抵抗组织的人，就是纳粹的反对者。直到最新的研究结果才把这个美好的、基于期盼的设想戳穿，指出那不过是传奇故事。政治笑话不是积极反抗的形式，而是积聚起来的民愤的一种发泄。人们在聚餐时、在酒馆里、在街上讲述笑话，至少在这么个时候，在无拘无束的欢笑中，发泄各自的不满。毫无幽默感的纳粹政权，对此是不会在意的。尽管许多德国人都看到纳粹国家的黑暗面，尽管他们对于各种强制措施、纳粹高官和国家政权的一意孤行感到气愤，但是公开反对是没有的。更确切的说，有谁想用他尖刻的笑话发泄不满的话，他不会跑到街上去，而是会以其它的方式向当局挑战。从那些因为讲笑话而被人告发、上了纳粹的特别法庭的人们身上，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大多数只受到轻微处罚，有的甚至仅仅得到警告而已。所谓“私下讲的笑话”表现出的不是平民的大无畏精神，而是其替代物。就这个题目被采访的见证人，也反驳了在纳粹时期人们只能悄悄地、私下讲笑话的说法。当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几年，气氛十分恶劣，也有个别人因讲笑话被严厉判罚，这一点，本书也会讲到。在战争末期，纳粹政权在无可挽回的崩溃命运面前垂死挣扎，这时明显流传很多“尖刻的”笑话。至于它们流传的范围有多大，现在就很难确定了。

希特勒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玩笑实质上没有批判精神，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当权者的人性方面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罪行。比如，很多笑话是关于戈林的。他古怪、夸张的外表，他热衷排场和勋章，都令人产生很多联想。从那些笑话中流露出的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单纯天真的好感：

最近，戈林在他挂勋章的扣带上别了一个箭头指示牌，上面写着：“背后还有勋章”。

戈林由虐待狂变成杀人无数的屠夫，在政治幽默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被嘲讽的戈林，常常在我们眼中是个爱慕虚荣、惹人喜欢的胖家伙。正由于这个纳粹国家中的二号人物毫无掩饰地表露出人性的弱点，才为大众所喜爱。戈林为人冷血、无耻、蔑视人的尊严，却丝毫无损人们对他的好感，直到他自杀身亡。

“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介于批判与宿命论之间的政治笑话

当然，如上所说，还有其它的公开表达仇恨和反抗的笑话。一个亲历了那个年代的柏林人说，这类笑话被称之为“笑话杀手”——不是因为它们一定让人捧腹大笑，而是一定可以把说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可是也有人认为，在纳粹时期，甚至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笑话，同样也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其依据主要是，这类笑话中流露出的宿命论令人沮丧。尽管这类笑话公开批评纳粹政权，但同时也散布着一种情绪：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比如“元首下达命令，我们坚决执行”的口号，被改成“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上面发号施令造成的灾难后果，任何人都无能为了改变。在维也纳传播的一个笑话也可见类似的情况：

1943年冬天，寒冬赈济组织的海报上写着：“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受冻!”一个工人看到后，对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也不让吗?”

类似在幽默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不仅仅在“德国人”的笑话中有，而且也是犹太人幽默的典型特征，只不过更直截了当、更坚决、更具自嘲性：

在纳粹德国，一个瑞士人拜访他的犹太朋友：“你身边全是纳粹分子时，你感觉如何?”“就像一条绦虫——天天在一群褐色的东西中钻来钻去，等着被清出去。”

这两种笑话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它们的语调和尖刻程度，而在它们不同的作用上。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主要起到出气阀的作用，发泄百姓心中积压的不满，而犹太人的笑话可以被看成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形式，或者，像萨尔茨娅·兰德曼一针见血所说的：这是犹太人求生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活下去。通过这些笑话，犹太人能够化解每日经历的恐怖。即便在犹太人最黑色的幽默中也表达出顽强的意志，好像讲笑话的人在说：我笑，故我在。虽然背后已经没有去路，但也丝毫不缺幽默。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这种精神被推向笑傲死亡的顶点：

两个犹太人据说马上要被枪毙。突然又传说，他们要被绞死。这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瞧，现在他们连子弹都没有了!”

虽然，笑话中的两个犹太人身处绝境，但是对于其它犹太人来说，希望还有，纳粹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只有在犹太人的笑话中才能体验出这样的言简意赅、深沉忧郁又富有哲理的味道。这个笑话以其内容和语调与前面提到的、关于戈林的无关痛痒的笑话完全不同，比较的结果十分清楚，也令人心痛：当时的德国社会对第三帝国的感受是那么不同，受害者与追随者的看法大相径庭。P3-7

4月16日是以色列一年一度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在报上看到，除在以色列举行各种活动之外，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也有近万人在当天游行，纪念在纳粹手下丧生的600万犹太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有满脸严肃的青少年。这一游行名为“生存行军”，始于1988年，持续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最初只有犹太人参加，九十年代起加进了许多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

他们深知，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是人类，而不应视作仅仅是犹太人。

尽管种族屠杀事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尽管事件是由早已覆亡的纳粹党所为，德国朝野上下已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德国政府及其公民至今仍然是负有责任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看到，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慰灵碑前屈膝下跪；我们看到，今年，德国政府在完成发放预定的犹太死难者后代的赔偿金以后，再次宣布扩大赔偿；我们看到，几十年来，在德国，以作为民族奇耻大辱的屠杀犹太人为背景的电影、小说、回忆录，各种研究论著源源问世，从未间断……人类的良知、智慧和勇气，因集体记忆的存在而得以延续。在这里，记忆是历史的引擎，是它以明确的方向性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走向进步的未来。

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与文献片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就是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记忆的著作。但是，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是政治笑话，包括一些喜剧性电影。作者没有把笑话简单地辑录到一起，而是按照帝国从崛起到覆亡的历史，有序地加以叙述。因此，与其说是讲笑话，毋宁说是讲历史。在这里，笑话成了历史文献，通过它，以及其他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再现纳粹独裁统治下的德国的真实状况，并使之得到深入的说明。全书既有充实的史料，又有相当的文化厚度和思想深度，是一部別开生面的纳粹史。

鲁迅说，有奴才的笑，有奴隶的笑。笑的性质可以很不同。在这本书里，作者开出的笑话证实，不但有反犹分子、右翼分子制造的笑话，即使是同样的人民，既可以讽刺暴政，也可以讽刺民主制度。政治笑话不一定是一种抵抗的表现形式，在作者看来，大部分笑话实质上并不具备批判精神，而只是情绪的一种发泄而已。在第三章，写到希特勒上台，整个市民阶层的代表完全被希特勒的亲民形象和各种宣传活动迷惑了，当时的主流思潮是拥护纳粹党的。希特勒所以能够在短期内铲除多党民主制的计划，实现高度集权，除了纳粹分子的积极的、高效的行动之外，其他政治团体的半推半就的暖昧态度，以及老百姓的短视、盲目乐观的情绪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是第三帝国的“太平盛世”：失业率下降，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不安和沮丧，人们重获信心。经济发展掩盖了纳粹政治体制的阴暗面。作者写道，纳粹当权后采取强制措施，对人权实行野蛮限制’对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实施暴力手段等等，与此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在当时，太多数人们是不相信的，认为是荒谬的，是恶意的玩笑。希特勒把纳粹的掌权及社会的重大变化，美化为“民族的崛起”，没有人公开反对宣传部高调喊出的“振兴”的口号。在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大众的幽默也适应着这种新变化，站到了权力者也即胜利者一边。因此，在希特勒统治的早期，即使有不满的笑话，也只是小小的抱怨，这叫“怨而不怒”；但是，随着战争的展开，政治压迫的公开化，政治笑话多了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犀利了，以致成为一种难以控制的大众现象。但是，即使如此，作者指出：这些笑话都只是涉及个別的政治人物和社会现象，并没有涉及一个政治体制野蛮形成的过程。

书中还画了一张“幽默中丑陋的脸”，专章收录并分析了德国人嘲笑犹太人的笑话。诸如青春期性妒忌、贪婪、吝啬等等，这些带有严重偏见的、充分反感的、诽谤性的败坏犹太人的幽默广为扩散，甚至传播对犹太人带有暴力恫吓性质的笑话；这些轻松的玩笑，为第三帝国曰后迫害犹太人准备了土壤。在奥斯维辛的可怕的事实面前，这些笑话的产生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作者笔下的笑话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心态史、精神史，一部德国人民史。“人民”太抽象了，作为一个名词，就分子构成来说，也不妨置换为“大众”、“群众”。广大的人群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它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利益互动。这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的。

宣传部长戈培尔断言：“开政治笑话是一种自由的残余物。”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政治笑话要彻底铲除，连根拔掉。”但是实际上，这些纳粹首脑并不完全厌恶幽默，只是这种幽默必须是“流线型”的。第三帝国生产的90％的电影，就是这种流线型的、圆滑的、肤浅而有趣的小喜剧。作者称之为“褐色恐怖”，他指出：“今天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当年人们怎么会感到这种贫乏低劣的作品有趣。尽管上头布置下来的幽默枯燥乏味，但还是受到群众的赞扬。几乎没有一个观众察觉，这些被误认为是与政治无关的风俗剧掺进了难以看透的宣传性内容。”可以看到，对于群众，对于大众文化中的逃避主义、娱乐主义倾向，作者坚持了一种近于启蒙主义者的批判态度。

本书在笑话中夹杂了不少人物故事，反映了艺术家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艰难处境。对一些喜剧演员来说，幽默是生存的手段，其中包括与权力者妥协的策略，但也可以因此失去正当职业，以致生命。国家级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享有盛名，在纳粹时代，他固然没有主动献媚，却又接受官方的宠爱；在公开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场合，他做出各种努力，争取少出场。但是，作为一种妥协，他又不得不与犹太人妻子离婚。帝国文化协会开除“卡巴莱”演员维尔纳．芬克和他的一些同事，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缺少正面的态度”。他害怕被投入集中营，等到无处容身的时候，只好向前方逃亡，报名自愿上前线打仗，以求摆脱宣传部的控制。他不知道，军队内部颁布了“新规定”，其惩罚条例同样适用于那些“爱发牢骚的人”。这样，他便完全走入绝境了。明星演员罗伯特·多尔塞喜欢拿希特勒、戈培尔这些首脑人物开玩笑，蔑视纳粹分子，拒绝加入国社党，但是他根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有一次，在德国剧院的餐厅里喝酒，他为了释放这种紧张感，用了最新的“元首笑话”轻松气氛，结果死于在场的政府官员的告密。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政治无所不在。作者用笑话连缀起这些人物的命运，通过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揭示，强烈控诉了纳粹政权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罪行。

二战结束了。一个“集体疯癫时代”过去之后，德国如何呢?作者仍然用笑话进行讲说。他告诉我们，独裁政权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深远。四五十年代，关于纳粹时代的笑话很少在社会上传播，反之，一些谈论幸存的犹太人要求归还被抢掠的财产的笑话却被制造出来了。就是说，历史仍在延续。希特勒死后多年，居然不允许嘲笑希特勒。这样的怪现象怎么可能得以产生呢?

作者愤然写道：人们经过这场战争浩劫，种族大屠杀，什么也不想回忆，什么也不想学到；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反思和学习。他说：“这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丑恶的浅薄又回来丁。德国人蒙起眼睛过日子，这种安于现状的情形，完全跟以往一样。”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不是由经历了浩劫的一代来进行，而是始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一代的诉讼，是他们拯救厂德国的名誉、前途，和人类的良知。像批判自己的国家及“元首”这样一类大逆不道的事情，过去只有在外国才可能发生，然而，在德国，及后也终于被容忍和接受下来了。

即便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今要弄清楚整个国家当年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越来越难了。正因为有感于此，他才动手制作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这样的文献片，同时写下这本令人发笑却又笑不起来的书。  在本书翻译出版之际，作者为中国读者做了坦率的说明：他所以会对大半个世纪前的“第三帝国”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个人的。普遍的理由是，“一个民族必须面对她的历史”。他认为，纳粹时代过去了，而对纳粹时代的探讨永远不会结束。至于个人的理由，对一个至今只有三十来岁的年青人来说，他只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寻找历史的证词，寻找解释并理解他的亲人过往的生活道路。

人类的出路在于改革，而现实的改革是不能回避历史的。我国最近翻译出扳了一个英国人杰弗里．雷根的一部通俗历史著作，书名叫《愚昧改变历史》，其实愚昧还不止于表现在历史事件当中，还可以表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面，就是说，有可能继续愚昧。愚昧是反事实、反理性、反道德的。本书的作者，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愚昧——其中，遗忘或可称作“基本愚昧”——而写作的。因此，在本书的中文版付梓之前，作为一名编辑，我愿意写下读后的感受和对作彗的敬意，并郑重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读者。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由三个译者合作完成的。也许人们会感到奇怪，这么一本小书，怎么还要三个人翻译?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去年年底，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向我提出，用一个月的时间，将一本有关第三帝国时期幽默的新书翻译成汉语。听说，这本书有个古怪的书名《希特勒万岁，猪死了!》，出版后在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花城是一个有名的出版社，林贤治先生是资深的出版人，主动约稿，是一种信任和厚爱的表现，哪里还能拒绝。但根据经验，这类书有一定难度，对于一个教书匠来说，就算使尽浑身解数，每天充其量也只能翻译一二千字，单枪匹马完成一本十来万字的书，少说也得3个月时间。幸好林贤治先生认为，可以多人合作，前提是保证质量，风格统一。我想到了我的同事王霹和卞德清，两位朋友听了此事之后，欣然接受邀请，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个三人组合。

当时，出版社还在跟德方商谈购买版权的事情。如果按部就班，等所有手续都完成后才翻译，出版时间肯定要大大推迟。为了使这本书能够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也为了回报策划人对我们的信任，在改完学生的期末考卷后，我们就开始动笔。根据分工，卞德清负责第一、二、三章，林笳负责第四、五章，王霹负责第六、七章，分头进行，全力以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德国媒体和我们国内的报刊陆续出现有关德国幽默的报道，什么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了，什么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号召国人为改变国家形象而努力了，当然，也不乏关于我们正在翻译的这本书的文化新闻。这似乎在不断催促我们要尽快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此期间，我们通过“伊妹儿”联系上了德国作者鲁道夫．赫尔佐克，因为该书引用的政治笑话，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有些问题还请作者直接作出解释。每个人在翻译完成后，互相审阅、校对，再进行文字上的统一工作。就这样，三个人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才把译稿完成交给出版社。此时，花城出版社也已收到德国方面传来的购买版权的正式合同。

应该说，这本书不是一般消遣性的笑话集，而是带有一定学术性的、雅俗共赏的著作，说的是诙谐和幽默，但话题绝不轻松。德意志是一个历史沉重的民族，德国人在不断地反省历史。正如作者在给中国读者信中所说的，“一个民族必须面对她的历史”，就德国人而言，对纳粹时代的探讨将永远不会完全结束。就全人类而言，我们同样可以说，这类探讨也永远不会完结，因为，第三帝国是德国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中不容遗忘的一部分，而且，发生在希特勒时期的事情，在世界上并非绝无仅有。现在，一位年轻的德国作者，打破了德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禁忌，讨论第三帝国时期诙谐与幽默，他的视角是独特的，其中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见解。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了解该书的内容，我们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对书中的若干地方作了译注。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达到其应有的功能，在提供阅读乐趣的同时，不仅让中国读者对德国有更多了解，而且给人们带来更多思考。

我们希望译作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认同。最后，在此感谢赫尔佐克先生为中译本的出版写了《致中国读者的信》，感谢林贤治先生特地为本书写了前言，感谢出版社张懿女士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教师孔礼德(Thomas Korvtko)先生以及所有朋友。

一部关于纳粹时期所讲述的笑话的书，打破了德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禁忌。

——《泰晤士报》

一项既有娱乐性又使人恐怖的关于第三帝国时期诙谐与幽默的研究。这本书以阴森可怕的方式提供娱乐，其爆炸力恰恰就在于此。在鲁道夫·赫尔佐克那里，这本笑话读物成为了普遍知情的准绳。

——《世界报》

一本扣人心弦的学术性通俗读物。

——《明镜》

这本关于纳粹统治下的幽默的新书，向人们提供了一些有关第三帝国生活的有趣的见解，并且打破了德国对其历史论述中的另一种禁忌。

——《明镜·国际在线》

打破了关于德国人被希特勒迷惑以至对他统治的残暴性、有时具有的荒诞性视而不见的神话。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