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上下两部：上部从女人不同的视角论述女性以及女性眼中的大千世界；下部收录了作者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既有其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又有催人泪下的《我的奶娘》和神秘的《地上有个黑太阳》。这是一本主要体现女性主义的文集。

这是一部有趣的书。上部以女人的眼睛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论述女性以及女人的眼睛里的大千世界；下部则收集了女作家20年创作中的颇有感触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催人泪下的红土地上女人博大胸怀的《我的奶娘》，到景德镇白色土上的神神秘秘的《地上有个黑太阳》，实践了女人写，写女人吧。

胡辛的书，经得起岁月的老，常看常新。

3  自序

9  上部：我论女性

10  一、我论女性·男性的目光

1．女人是什么

2．注视樊篱的目光——王蒙与女性写作文本

23  二、我看女性写作

1．源头的困惑

2．现代：苍凉又美丽的风景

3．当代：起落间的迷茫与执著

4．墙的另一边——当代女小说家的审丑意识

43  三、风俗画中的串串响铃

1．乡土·民俗．小说家

2．市井·民俗·小说家

3．热闹深邃处的荒凉——试析女作家笔下的婚俗描写

4．或许是为民间文化折腰?——试析张爱玲的婚恋

70  四、女性创作的反思

1．步履女人的痛苦

2．开不败的蔷薇

3．并未随风而逝——关于我的三部传记

4．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

——兼谈《陶瓷物语》等景德镇地域文本的创作

5．细雨的呼喊

110 下部：我写女性

111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126  我的奶娘

186  情到深处

202  “百极碎”启示录

213  瓷城一条街

271  地上有个黑太阳

330  街坊·世态变奏曲

367  瓷都梦·一个女子的寻觅

397  女人如花

414  南昌方言与赣菜

420  女人的眼睛

423  后记

女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又新鲜的永恒的话题。

无论是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还是女娲用泥捏成的：无论是“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的赞美，还是“女人水性”“水性就下”的贬斥；无论是男人是江河女人是船帆、男人是树女人是藤的“和谐说”，还是女人不是泥男人不是筐．女人不是月亮男人不是太阳的“否定说”，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从古至今，无论男女，始终关注着“女人的话题”，或庄或谐，或执着或调侃，或投入或旁观。

对于女人，这是怎样的“有幸”，又是怎样的不幸!

也有男人的话题。也有对男子汉的呼唤和寻找。但终成不了气候。男人们无须高扬男性的大旗，社会是以男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中心的，男人们可以对“男性退化论”置若罔闻，依旧自信从容、豪迈潇洒地走向未来。

因此，对女性的关注，便烙刻着父权制的传统和对传统的反叛，是男性视觉对女性俯视的情趣，是女性自卑感的有意无意的展露，更是觉醒女性躁动的魂灵、不屈不挠的执拗的寻觅和追求。

女性曾有过辉煌业绩的母系社会。原始初民中的女性无论在经济生产还是繁衍后代方面都处于支配统治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形成了，“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遭受的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失败。”

这本是历史的进步，无奈男性主体意识无限地恶性膨胀，或许原本出于对父权制的本能的维护吧，女性从一切社会活动中排斥出去，沦为劳动、生育、供玩乐的工具，“女人不是人”了。在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大老中国，为不是人的女人设计制作的规范化的框架便分外牢固精致。从哭嫁歌中蕴含着男权替代女权的习俗溯源，到婚礼中祈子的种种习俗，到生育中“仍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P10弄之璋……仍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天壤之别，到“妇人在家制于父，虽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的封建礼教的严酷，展示着女性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同时也对自身的历史悲剧长期认同。

但是，女性世界并非一片麻木沉沦，其中女性文学诚如陈惠芬在《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自己》中所阐述的：“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斥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蔚为时代风云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发现’自身。”并不浩瀚却极有份量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崛起的女作家群，拓宽了女性意识女性价值探索之路。

1983年，我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懵懂地叩开了女性文学的门扉，茫然地走上了女性文学探索之路。21年过去了，从处女作开篇“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的询问，到1990年冬长篇小说《蔷薇雨》卷首引用的朗费罗的诗句：“有些雨一定要滴进每个人的人生里。没有雨，大地化作一片荒漠：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寂寞、无情而傲慢。”再到《陶瓷物语》中瓷的破碎，我塑造了不多也不少的女性形象，可我不知道我是高扬还是失落了那原本就模糊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

女性意识是什么?你要认识自己是女人。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是人：而女人又是人中的女性，是与男性有别的人。这似乎陷入了难以走出的怪圈，但我相信不至于周而复始，而会取得螺旋式的升华。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对于女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要彻底摆脱习惯或自然的对男性的依附感和并不为世俗所鄙夷的女性自卑感，谈何容易!世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女人独立，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我以为如若能砸掉传统的女人的框架，并且不再铸造新的女人的框架，不将女人的言行举止、服饰装扮、性情能耐乃至感知思维的方法注入规范化的模式，这才是独立的最基本的标志吧。我最痛恨这句话：“女人要像女人”；我最厌恶男人指责女人不像女人，女人惶惑自己不像女人，我最反感评论家们惊叹女人的作品已没有了女人味!为什么总也不能忘却自己是女人?不错，女人与男人不一样；但是，男人与男人也不一样，女人与女人也不一样，人与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手纹脚纹绝对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又怎会雷同呢?何况个性也是复杂多面的。对于男人和女人，刚强是美，柔弱也是美：含蓄是美，奔放也是美；粗犷是美，细腻也是美……有什么必要塑造千篇一律的女性美呢?至于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什么必要对作者的性别耿耿于P11怀呢?男性时装大师设计的女性时装，难道人们会恐惑他的时装失去了男人味吗?只要性别不发生生理异变，无须对女性走出框架的远近大惊小怪。

女性却又终究是有别于男性的人!女性有着母性的体验或至少有过渴求!母亲毕竟不同于父亲。不仅仅是“肌体的裂变”，是生命链条最具象的体现，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深刻的人生过渡和情感的理性升华，母亲的苦难、骄傲和责任融汇于母亲的血液和心中，生育是结晶，发端是或真挚或虚假或理性或盲目的“爱情”。巴尔扎克说过：“男人为名，女人为爱情”；爱情成了女性的一种信仰，一种图腾，也是一种悲憾的局限!就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痛楚，有“我在哪错过了你”的遗憾，有“不谈爱情”的感伤，有“懒得离婚”的麻木的苦恼，终化作欲说还休的“无字”……尽管女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以为“走出伊甸园”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伊甸园是无法走出的，作品中的女性或许能走出，生活中的女性，包括女作家和女评论家本人。是无法出走的!

爱情永恒地与女性意识、女性价值缠绕纠葛在一起!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我虽浅陋却也清楚地回答了：“事业、理想、奋斗、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们啊，答案在哪儿呢?”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玲玲、两离三结的叶芸、庸庸碌碌的淑华、冰清玉洁的柳青，选择的答案都是事业和理想，只不过有的为这种选择的达到而无憾，有的为这种选择的无法实现而痛苦。然而，到了《蔷薇雨》，我的寻觅迷惘了，在曾经弥漫书香墨香的窄窄古巷中，有出身书香名门的七姊妹，更有寻常的民间小女乃至“垃圾千金”，在汹涌的经济大潮冲撞下，在各种观念尤其是婚恋观的急遽嬗变中，理与情、灵与肉、人格与本能在抗衡、在崩裂，也在愈合!拥有事业的女性依旧在情海中沉浮!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是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对爱的渴求并不等同于对男性的依附!可怕的并不是当今女性心田中的躁动和喧腾，不是昔日“井然有序”的女性世界的乱步，这毕竟是女性生命的律动的追求。可怕的是又一代愚昧女性的诞生!并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蔷薇雨》中的七姊妹怕是知识家庭中最后一代，并非遥远的未来．将有为数不少的七姊妹、十姊妹……“超生游击队”的女后代们，在遗弃、歧视、没有教育的氛围中将扭曲为怎样的畸态女性呢?

当今，年轻一代知识女性潇洒的心是值得羡慕的，但不必过份推崇年轻女作家笔下年轻女性的潇洒，没有阅历的潇洒是不堪一击的。教会女性真正潇洒，不是年轻，而是人生。年轻女性袒露着的潇洒的心是很难不受伤害的。她们和她们P12的母辈不会生活在太不相同的空间!或许应该为女性的心护上一件甲胄，我以为那便是贞节。这种贞节不是经过千百年男权的无限强化异化的贞节观，那是女性的桎梏、囚笼，砸碎它时，不妨回归为女性独立意识的甲胄，并不要轻易浮躁地抛却它。

同时，跳出女性的世界，不妨落落大方正视男性世界，男性们何尝不为男人的价值的实现而挣扎拼搏呢?又何尝能没有爱情或超脱于爱情呢?人就是人，男人女人也不过大同小异。

因此，将女人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全归罪于男人。如同男人将王朝的覆灭嫁祸于女人一样，是自卑和无能的欲盖弥彰。

强女人也罢，弱女人也罢，强弱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指性格?能力?家庭或社会中的地位?事业的成功或失败?……埃及艳后慈禧太后或真或假的爱与权的纠葛，只能使人迷惘于女性独立意识的异化和失落；而一个平凡的女子，红颜老去时，那颗伤痕累累的爱心还在搏动，则让人感受到女性的深厚的价值。尼采说了句公道的话：男人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是“他要”。

女性的爱心，不仅仅是狭隘的情爱，而是广博、深邃、无私的爱。

女性意识是对父权制的反叛，但不是对母权制的回归，而是女性男性同行历史的长河，迎接更为辉煌的明天。 并非理论，胡乱的杂感。 恩格斯说：“对于任何妇女来说，社会允许她尊重自己的意见和依赖自己的观察，这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或许，这是本文意义所在。P13

我喜爱暮春雨。

这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2004年的冬季或2005年的暮春雨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这是继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后的二度春。1996年的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和《陈香梅传》。这一回，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爱她们》。

还是八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俯瞰日“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播出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小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沉淀其间，还有走过岁月的沉甸甸的感喟。1991年我作为主创人之一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第一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接连5天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日：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融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应该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也源于童年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工商界的代表、主席团成员，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己达便是当年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于一偶然的机缘中，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7年父、母两个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创作始于1986年，1993年暮春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名)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成为上海的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我的心并不欣喜。想当年张爱玲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T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但2004年的自选集，力图打个平手。《我爱她们》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仿佛是作个见证，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自己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但心并不满足_，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会像“流言”般传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和侯秀芬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暮春，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也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省出版局、出版集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黄鹤先生、许志锐先生、周榕芳先生、张秋林先生的帮助。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邵鸿博士亦是我的忘年交吧。感谢我当年的学生小吴辉和小王奕，吴辉现在北京发展，王奕在江门发展，正是他们常念念要将我的书给当年的同学们，才有了这第二回的自选且成集。我信：清泉汩汩，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还要说的是。无论是2004年的冬季还是2005年的暮春雨时，皆为胡辛我创作、获奖二十一周年纪念，这套六卷本的自选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充溢的是数字化的情趣，蛮好。

我成为一个女性写作者，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实事求是地说，是被动的。

我不是张爱玲，打小起并没有过什么天才梦，不过，我的作文一直得到老师的夸奖，小学作文课时，就常常作为范文讲评。我的语文老师有个很世俗的名字——淑贞。她一直带我们到小学毕业。她的丈夫好像是国民党的军官，在战场上死的，是抗日还是内战时，则不详。她带着一女一儿生活，女儿儿子都在我们学校念书，她的重男轻女是溢于言表、毫不掩饰的。她的装束全然老派，虽不时兴旗袍了，但她只是把旗袍下节剪掉而已，没有穿过一件列宁装青年装什么的。全是斜襟，更奇怪的是，她的长裤好像也是抿裆裤!可能因为她那时就已经很胖之故。她很能干，动辄与人动火，所以，在学校里好像没谁敢主动惹她。长大成人后的我，回想起来，觉得她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否则像她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她的语文课也教得不错，让我们好好写作文。但是她不会拼音，所以，我们这一班，没有受过拼音的教育，普通话糟糕得很!她对我像是很器重。我在干家巷小学念三年级时，有一次改选班干，全班同学突然一致高喊：胡清——胡清——于是我就当了班长，一千便于到小学毕业。但我这个班长是实干班长，打小我尝到的是权力使用的另一面——艰辛。当上班长，喊起立坐下，领广播操，收发作业本，穿梭于办公室与教室间；老师生病时，我得代课，带读课文，报听写，出算术题目什么的；我还替代了老师做家访，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上同学家检查作业等等；到得寒暑假，更忙得不亦乐乎，穿街走巷检查假期作业，还要无比慎重地签上我的大名，还要访问同学的家长，俨然就是个小大人，但我从未打过同学的小报告。还有，我晚熟得很，从未与任何一个男同学单独聊过天什么的。时至今日，我小学时代的同学碰见我，大多滋味复杂地说：你小时真会当官呵!

小学毕业，我是三眼井小学(又名樟树下小学)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保送生，保送至南昌一中，一读六年。无论是文科还是数理化学习始终名列前茅，班干部却再无缘当上，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敢问缘由，不过并不太失落，反而早早地领略到苏东坡“无官一身轻”之语义。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日：你小学毕业的评语中尽管有无数条优点，但有一条“很骄傲”的缺点，这在那时对你可是杀手锏呵。这样，中学六年，“很骄傲”的我似乎成了隐形“白专道路”的典型。日后想想，如若我这班干部一做到底，可能中国就不会有个叫胡辛的女作家了。但我仍学不会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于学习掩饰自己，我就是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嗓门儿宏亮，且有点感召力。

初中时代我们即耳闻目睹了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一中那时尚无大礼堂，行政办公楼名红楼，与北大响当当的红楼同名。红楼一楼还穿插着住了些单身老师。红楼西有个露天舞台，露天舞台北面是大操场。开会、听报告、演节目，不任昼夜，皆露天进行。遇上雨雪，便借一中后门口的鲁班庙进行，那是幢改良老屋。我记得有一次大型批判会就在那进行，舞台上站了一排老师，低着头，我认得的仅是教体育的徐老师和教生物的丁老师，虽都还没教过我们，但徐老师是我们班女同学玲珍的老姐夫，丁老师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是我父亲的学生!大约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当时我的感觉真是梦一般的荒凉。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体育不及格，其他的全是5分!教我们班的体育老师极不负责，女同学都讨嫌他，他横着心打了许多女生不及格，但在我来说，还是公平的，因为我在体育上的确低能。补考时不知何故，由徐老师负责，他那时还不是右派。我当时很紧张，因为我们上玲珍家玩时，他从来不睬我们，整个地目中无人。补考时第一项前滚翻我就拿自己的脑袋顶住了!后来听同学说，徐老师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托住我才转危为安!他的脸也吓白了，说，体育课是为了锻炼身体，可别把身体给搭上了!他不再要求我补别的项目，就给了我及格。他还告诉我说，你只不过是没有掌握要领，像前后滚翻．只要记住后脑勺着垫，一滚就过去了。我回家后在大床上一试，顺溜极了。事后想想，徐老师在课堂上真和气。丁老师是一个让全校女生瞩目的人物。他个子高挑．在那时是老师中惟一着长衫者，灰色的长衫里是西装长裤，讲课时，一只手拿粉笔，一只手插在西裤兜里，天冷时还有一条格子围巾，真像张爱玲所说，有种中国式的特殊的萧条之美。他仿佛复活了五四时代的穿着打扮。我认识他，还是因为体育补考之故，黄昏时与一女同学在操场上练习跳远，我竞跳不下沙坑，把脚给崴了!他不知从哪冲了过来，与女同学一起扶我去校医务室，医生已下班．他便让我们去他在红楼的宿舍，因为他那里有松节油。仿佛命定似的，他的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相册，见着了照片上他在苏州的漂亮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翻过一页，竟见到了他与我父亲的合影!这样，才知道他是父亲的学生。他打成右派的缘由是“破坏中苏关系”，其实，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这是喜欢评说时事惹的祸。后来，右派老师全都处理到乡下去了，他还留在校园里，我们以为他没事了。不想有一天，他在校园里见着我，神色慌乱地说，他明天也要走了。我那时实在太小，一时说不出话来!晚上邀了几个女同学，大家都说，明早一定去送送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赶到红楼，也幸亏我们去得早，只见他拎着简单的行李出了楼口．他见着我们，也许是因为有人跟着他，怕给我们惹麻烦的缘故，他没有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跟在他们的后面，一直送到大门口，那袭灰布长衫在我的眼里渐渐朦胧了。我不知道丁老师日后怎么样了，但我始终忘不了他。至今回想，似乎女同学大多挺重感情，不太去思虑前因后果，常为细枝末节所感动，并心甘情愿为直觉驱动去做一些仍旧是细枝末节的举动。

我读初三时，可能写作的潜能已初露端倪，语文老师要我参加全校的作文竞赛。他姓张，是个老了也很高大魁梧的男人，古文底子深厚。公布结果时，第一名、第二名皆为高中部的女同学，第三名则是我。当我挤看张贴于红楼墙上的喜报时．仰首观望的老师同学皆说：第三名了不起，跟高中部的同学一起打拼，真不容易!当时我真想说：那就是我呀。这件事足以验证我的确“很骄傲”。我至今还记得获第一名的作文名《我的奶娘》，作文竞赛后不久的露天文艺晚会上，她登台朗诵这篇作文。只见她亭亭玉立于月亮星星的夜空下，两条长辫过膝，声音也很好听，普通话又标准。所以至今还依稀记得第一句是“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左腿有毛病，是奶娘纠正的……”她高中毕业后就留校当语文老师，没有考大学，传说是因为家庭出身官僚的缘故，不知确否?在她的《我的奶娘》中，奶娘是一位贫农，不只是哺育了她，而且在她的成长中也一直关心着她。这个题目深深触动了我，因为我也有一位雇农出身的奶娘，且是瑞金沙洲坝人。我与“第一名”日后曾有过交往．说话很是投缘。她当了一辈子的语文老师，退休后办起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蛮有名气，老了的她依旧挺拔，气质极佳。第二名作文名《私生女》，其时的确惊世骇俗。记忆很深的是她戴着厚厚的酒瓶盖似的近视眼镜，面相显老，后来听说是上了北师大的中文系，再后来就不知晓了。我的作文名《苹苹和奶奶》，写的是祖母和孙女儿大炼钢铁的故事。记得当时评价说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这篇作文并未留下来，我也记不清到底写了些什么。我40岁以后，写了个中篇小说《我的奶娘》，很多女中学生、女大学生乃至女研究生看了后，说非常感动，还说流了泪。这是以我的奶娘的真实人生为题材的写作，我写时，是流了泪的。一个雇农女人，用她的乳汁哺育了三个孩子，烈士的儿子、富农的儿子，还有教师的女儿：并将她的善良、坚忍和宽厚贯穿三个孩子的成长历程。其实，我的奶娘的真实传奇远远不止这些!我对苏区的女人，真是有种贴心贴肉的贴恋。唉，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潜意识中只怕就有了“女人写写女人”的理念吧。

我读高中时，当了个化学课代表，但依旧得到语文范老师的厚爱，几乎每次作文讲评时都有我的份。语文老师是广西人，江西师范学院那时是全国招生的，他从师院毕业就分配教我们，教得很现代，经常抛开课本讲电影，《女篮五号》都上了课堂。到得高三时，他办调动回广西家中，但两边没衔接好，他只好又来南昌一中，但一中没安排他的课，他成天跑东跑西，嗓音嘶哑，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我们班的女同学非常同情他，又不知怎么帮他，于是，我和两个女友商量着写封信给他，大意是他的课上得怎么怎么好，让他别着急。这封信是塞到他斗室的门缝底下的。后来他终于办好了调离手续，走时，我们并不知道。四十年后，我们班的同学聚会，邀请他来南昌。没想到，他竟带着我们当年写给他的信，真是难得!当我也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后，觉得学生对老师的情谊真个是很温暖人心的。

范老师走后，我们班换了个老老师，他特别烦我们班的文风，其时，我们班有好些男生写诗，用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是实，但是老老师却拿我开刀!在命题课堂作文《毕业前的感想》中，我第一句写道：“我们即将跨进新生活的门槛——”，他在这一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并在作文讲评时点名批我：什么生活的门槛，风马牛不相及!四不像!等等。我当时就哭了起来，且一路哭回家。回到家中，仍心气不平。恰逢三妹的同学的哥哥前些时在《中国妇女》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得了99元稿费，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本土作家了，于是写了张条子，捎给了他。他倒异常热心，立马让他妹妹回了一封信给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些句子：如果“生活的门槛”都成了“四不像”的话，那么，“理想的翅膀”、“青春的脚步”、“生活的浪花”等等岂不是全得枪毙哕!我立马将这封信在女同学中传阅，真个是斗志昂扬。当然，这事很快就让人报告给了各级领导，不过倒也没十分责难我，只是把我妹妹同学的哥哥远距离地批了一通，尽管他始终蒙在鼓里，但是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生生把他牵扯进来，唉，性情中人方有这般侠义心肠。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事也淡化了，但我仍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好几个男生文风分明浮华．老老师却硬拿我开刀呢?吃柿子拣软的欺，女的就是软柿子?

读高中时，还有一件锥心刺骨之事，那便是我们一中的雷校长在红楼的住室给烧死了，严格地说，是因为酒后躺在床上看书昏沉沉入睡中，可能是烟头未完全熄灭，把被褥引燃，又不是明火，一屋子的烟熏，他被窒息了。发现浓浓烟雾的是一个低年级的女孩，那时晚上规定大家要到学校上自习，她口渴，去到红楼后的厨房讨水喝，于是才发现了浓烟。吓得跌跌撞撞回教学楼报告，当时的团委书记振臂一挥：共青团员们包围红楼——起初以为是坏人放火。损失了雷校长，我们大家都很悲伤，因为大家早就传扬他是中国的四大数学大王之一。一中还有晁三角，也是赫赫有名的，他是个面赤红如落锅虾的老教师，言行皆迟缓，但教学方法非常好，从来不用备课笔记，因为三角在他早已熟极如流。他每天都要去到一中大门对面的猪血摊上喝一碗热腾腾的撒满葱花小麻油的猪血汤，我才明白，有学问的人也可以与短衣帮挤坐条凳上乐融融的。生物教研室有名的老师比较多，有位教动物的徐老师，也是老人，但理论联系实际，在学校厕所旁搞了个动植物园，鸡鸭成群、白兔数笼，更兼瓜藤菜蔬满园。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乐癫癫地做他的助手，每天放学后帮他挑水浇园，喂养动物。要知道，一切收获归公家，而那时的厕所其臭无比!还有个教植物学的王老师，其时传说他已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不知是颂米丘林还是反米丘林。教育改革时同学贴他的小字报，说他上课东扯西扯，他很伤心，每每上课都要抑扬顿挫地说上几遍：你仔细地听就说我有系统，你不仔细地听，就说我东扯西扯。他与徐老师都方言味很重，且说话像吃好东西一样津津有味，句与句之间皆啧啧作响。还有一位原教英语后教俄语的魏老师，也是十分地了得。他不修边幅，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常常把尿桶担进教室，因为师生常常要劳动。即便如此，也掩饰不了他的潇洒自如。他也从不用备课笔记，但他把俄语的语法编成顺口溜来唱，至今记忆犹新。我也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因为我与女友立中每次俄语考试不是100分就是99分。改革开放后，已退休的他还去到深圳大学闯荡，居然还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嗳，出名的老师几乎全是男老师，女老师大多平平，因而也多无大起大落。

在系马桩周遭却有两位“名女人”，估计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忘不了她们。一个是廉堂里的何家姑姑，何家有单独一幢洋房子，三代同堂。何家子辈与我父母同过事，孙辈则与我们姊妹同校。何家姑姑是一白胖高大的女人，剃着光头如青皮萝卜似的，她的穿着打扮也像男人，热天时白麻布背心黑纺绸大短裤。系马桩有了自来水站时，她就挑一担桐油透亮的水桶，每天几次经过我住的大桃花巷1号门口去挑水，一对大奶子在衣衫里颤悠悠的。她从不跟人搭腔，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却空洞无物。听大人们说，她本是复旦大学的，因为失恋，精神受了刺激，削发为尼，何家婆婆却舍不得，硬是接了回来养着她，她却已成了个文疯子。疯子也分文武，武的是要乱打人的。我曾跟着何家姐妹到过她的闺房，素洁干净的一间，有书，还有绣花绷子。她跟着何家婆婆吃饭，饭量很大。还有一个“名女人”，是干家前巷的女疯子，她也是文疯子。但她跟何家姑姑不同，她每天天亮就站到老屋门口喊冤，要喊整整一个上午，下午则休息。形容枯槁的她声音却异常宏亮，可谓响遏行云。大意是你抢了我多少多少金子银子呵要遭天诛地灭呵!小学时代，这是我上午上学放学的伴奏曲!也是听大人们说，她是寡妇，因为家族分财产时受了刺激之故。看她的穿着，永远是一件男人的没有腰身的长褂子，上面缀满了补丁，几乎见不着原来的颜色了。冬天下雨下雪她也喊，只是双手间多了一个陶火钵而已。后来，得知班上一女同学的女伴就住在那老屋里，我们竞激动地涌进老屋，硬是在人家厅堂的八仙桌上玩丢沙包，又借故寻觅女疯子的住房。还真找到了。就在院子里搭了个棚子，清楚地记得稀稀疏疏的篱笆拦就，里边胡乱地有张床和水缸锅盆碗盏等。其时，女疯子枯坐床前，悲惨到了极至。唉，一个为情，一个为财，何苦来哉。这是街坊邻居中正常女人们的嗟叹。

我初中毕业那年，大炼钢铁大炼焦炭，不舍昼夜。徐老师的动植物园成了炼焦炭厂，我们的鼻孔里全是墨黑的炭粉末!我还被一块莫名飞石击中左脚背，血喷出五六寸高，在校医务室包扎后仍彻夜巨痛!翌日我仍被同学搀扶着参加劳动，也没谁表扬我，倒是留下的小疤痕似作了永恒的纪念。高中时，我们同学参加修筑青山路的义务劳动，学校发给每人一根扁担一担筲箕，与女友立中相邀．天还没亮就得赶赴工地，我们的任务是挑土。工地的声势非常大，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红土地上，挑土者如千军万马般在路上来回奔走，还有广播呐喊助威。我那时的确是苦不堪言，因为在家里一担水都没挑过，哪干过这般的苦力?又不会换肩，很快，我的右肩磨破了皮，发炎灌脓，又不敢说，咬着牙一担担挺着。铲土的同学善者看我一脸苦相，便给我少铲点；旁边一位可不依，冲过来加几铲，还用锹死劲拍打紧实，且在我蹒跚而行的身影后甩一句：不是起担了么?挑土担数多的人得表扬，也不全是男的，女生中也有佼佼者，就有人有所指地笑颂新民歌：“哥在前面快如飞，妹在后面紧紧追，哪怕追到云天里，也要拼命追上你!”最苦的是每天正午和傍晚收工前有两次冲锋，大家挑着满担，排好队，在广播中的军乐声和加油声中鱼贯飞行，谁都不能放慢脚步，更休想旁逸斜出!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煎熬过来的，反正没有倒下。在小结会上，一男生居然很凶地批我是资产阶级臭小姐．但再无第二人响应。不久，这位男生在农场劳动时偷了一大包花生躲进甘蔗林中大啖，被人发现。我虽不幸灾乐祸，但也感到老天有眼。并晓得小小年纪也有两面三刀者。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招，没有像我这样挨批。我通过青山公路的漫长锻炼，还真给锻炼出来了。后来大学上白马山农场劳动，我挑一担刚从田里收割下的湿谷．一路不歇，还上了几级高台阶进仓库，待过秤时，足足160斤!不过，我的右肩多出了一鹅蛋大的死肌肉，亦是青山公路筑路的身体纪念。

在高中毕业的门槛上我终究还是给绊了一跤。因为这一跤，我由理工志愿改成了文科。进入江西师院中文系后，第一关就是普通话，师院是所老牌子高校，虽然五十年代院系调整，输出了一大批强手到外省，但师资力量仍很强，对学生要求亦严。我不识拼音，也不喜说普通话，可师院中文系规定课内课外都得说普通话。我实在张不开口，而且很顽强地与南昌同学说南昌话，他们在我的顽强面前不知不觉由普通话改成南昌话。到大三时，我居然出演了一出话剧中的女主角，还没让人发现普通话不行，也是奇事。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话仍不好，这跟启蒙老师是有干系的，可见语言与音乐、绘画一样，愈早挖掘潜质愈好。第二关是写作，可能因为高三的打击，我写作文不太敢像以往得宠时那般飞扬，下意识中有着小心翼翼，所以，大一上时写作成绩让人担心，尽管我考进中文系时，作文成绩是全班女生第一名，因为当时的座号是按作文成绩排的，我是班上第5号，女生第1号。那种沉沉的压力，使我夜不能寐，于是拉着女友在师院湖畔的栀子林中久久徘徊，怀疑自己能否读得穿?是朱自清形容的“浓而不烈、清而不淡”栀子花香气为我分忧，我一篇写栀子的散文终脱颖而出，又接连几篇散文，如写莲、讴歌教师的，都为年轻的助教汪先生所赞赏，评语中有“我读时就很感动”，且在作文课中讲评，一时间我觉得腰杆硬了起来。再接下来的杂文又被助教钟先生作为范文讲评，便有势如破竹之感!大三时，中文系党总支郑书记在我们班蹲点，他很爱才惜才，推举我当文娱班长，这是七个班长之一，而且多次让我清唱一曲。我的入团问题，因父亲解放前在赣南时曾做过音乐指挥，却给封上了无薪无权的什么头衔，所以，入团之事迟迟未决。幸而，江西师院的刘瑞霖院长，解放前就在赣南做地下工作，他亲笔给我出证明，证明我父亲就是一介梗直知识分子。刘院长是当时江西不多的高干之一，他为我这么个小丫头片子出具证明，我真是没想到。我很感动。就在我似乎扶摇青云之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所有的努力都不作数了。在非常岁月，我仍然很倔犟，看尽了世人的白眼，但也得到不少罕见的温暖。大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距景德镇市160里的大山的深处兴田公社教小学。当年，方志敏曾率红军在那里与国民党军队有过激战。不到一个学期，景德镇市二中和竞成中学下迁到这里成立兴田中学，于是我被划了进去，没过几天，校长让我带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又打起背包去到程家山大队，从早敬到晚敬，上课劳作开会全由我管。班上同学则分在农民家中吃住。后来我调到石岭中学，又到景德镇一中，再到乐平江西为民机械厂子弟学校，八年后，才重回南昌。怎么说呢?《渴望》的主题歌唱道：“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地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决非偶然。

我回到南昌，却未能进到市区，在长棱的一所中专学校执教。我的课一周几十节!走廊上一排四个班，我从太阳出山讲到太阳落山，虽口干舌燥，精疲力竭，但同学们对我的十分满意却是心灵的慰藉。然而，当文革后第一次职称评定来到时，我却被告知你只能申报助教!那年，我38岁。我拒绝了。因为同一学校比我大学毕业晚的男老师却可以直接申报讲师!我又被告知，你如不申报助教，等到下一次你还得从助教申报起，这可是你自找的。自找就自找呗，我不想违心。就在此时，一次看病时，被怀疑身体出了大毛病，事后证明是有惊无险，但在我来说．毕竟经历了一场大考验。我发现，我居然还有心思莳弄自家门前的月季!其时我居狭窄的校园内一排低矮瓦屋最东头一间，东墙紧贴土坡，名副其实“陷地三尺”。在1983年3月8日的深夜，我提笔写下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篇即问：“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仿佛我这几十年来对女性生存的种种不自觉的感受顷刻之间化为了自觉的。感谢我的责编周榕芳先生慧眼相识，得以发表。苍天在上，命运之神终于叩响了我的门扉。感谢恩师王蒙老师的鼎力扶植，1984年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暮春时节，我门前的那株香水月季竞高过人头，几百朵红艳艳的月季竞相绽放，真是兴兴轰轰!生命是一首歌，一首什么也挡不住的歌!这一年，我一步到位，破格聘为高级讲师，又调进江西大学，1995年春被评聘为教授。当然，日后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尤其是我进入女性主义研究的领域后，真个是豁然开朗，换一种方式思考，再多的艰难和委屈似皆可忽略不计了，另开一扇窗户看风景，这边的风景与以往那么不同。日子过得很充实，心头没有太多的歉疚，这是自己做得到的。至于别人怎么看你，那是别人的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得记住，一直往前走。

我曾推崇“女人写写女人”，但后来我有所改变，我以为只要你站在女性独立和女性价值的思考立场上，写女人还是写男人都无关紧要了。我对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公平进行种种抗争。但是，男人中亦有不少让我仰视和尊敬者，因为他们平等地友好地对待女性。

胡辛

2005年5月26日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