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教育史研究，是近些年来在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下，学者们才开始尝试的新课题。它不仅可以使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色的需要。徽州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本书在对徽州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民俗风尚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和促进徽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宋元时期的徽州教育

 第一节 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和人文基础

 第二节 宋元徽州的官学与书院

 第三节 宋元徽州的蒙学教育

 第四节 宋代徽州的科举与仕宦

第二章 朱熹和郑玉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郑玉的教育思想

第三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官学、书院与讲会

 第一节 明清徽州官学的发展

 第二节 明清徽州书院的发达

 第三节 明清徽州讲会的勃兴

 第四节 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

第四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蒙学教育

 第一节 明清徽州社学的衰落与塾学、义学的兴起

 第二节 明清徽州的塾师与塾讲制度

第五章 明清时期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的发展

 第二节 徽州宗族与明清徽州教育的发展

第六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科举与仕宦

 第一节 徽人对子弟科举的扶持及对中举者的褒奖

 第二节 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第三节 明清徽州进士的品质、事功与学术成就

第七章 戴震、程瑶田和凌廷堪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戴震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程瑶田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凌廷堪的教育思想

第八章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与历史作用

 第一节 明清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

 第二节 明清徽州教育的历史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徽州文化全书》后记

二 世家大族的入迁与徽州教育

徽州原是山越人的栖息之地，属于闭塞落后的化外之区。徽州教育的发展及其文化的繁荣，是与北方大族的迁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族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北方各省不断迁入徽州定居。明程尚宽等人修纂的《新安名族志》一书中，记载了80余个徽州大族的渊源与发展，其中可以确认是从外地迁入的就达60多个。③大族迁徽的原因：一是为官新安，或爱新安山水之胜：一是躲避战争和动乱。而以第二种情况迁徽的为数最多。从汉至元，北方因朝代更替，战乱频繁，如西汉末年的赤眉铜马，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及随后的五代之乱和宋末的靖康之乱，等等。这些战争和动乱，不仅使中原地区的一般百姓流离失所，就是对世家大族也常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躲避战争和动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④的徽州则是他们选择新居的最为理想的场所。因躲避战争和动乱而迁徽的大族以晋末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这三个时期为最盛。据《新安名族志》的不完全统计，因永嘉之乱而迁徽定居的共有9族；因躲避黄巢起义而迁徽定居的将近20族；靖康之乱后，随宋室南渡而迁徽定居的约有11族。⑧民国《歙县志·风土》就对大族迁徽的历史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邑中各族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南迁。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期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

迁徽的各族，不是出于显宦之第，就是出于儒学世家。如鲍姓，“其先青州人，晋太康(280一289)中日伸，官拜护军中尉，镇守新安。永嘉(307—313)末，青州大乱，子孙避兵江南。咸和(326—334)间日弘，任新安太守，因占籍郡城西门，继于郡西十五里牌营建别墅。”①程姓，其始迁祖为程元谭，史载：“当永嘉之乱，(程元谭)佐琅琊王都建业，为新安太守，有善政，民请留之，赐第于郡西之黄墩，遂世居焉。”②再如，胡氏婺源考水派，本出自陇西李唐宗室之后，因“朱温篡位，诸子播迁，日昌翼者逃于婺源，就考水胡氏以居，遂从其姓。同光乙酉(925)，以明经登第，义不仕，子孙世以经学传乡人，习称为明经胡氏。”③孔氏大族，本出孔子之后，“先圣孔子之四十八世孙日端朝，宋建炎问为黟县令，遂家歙之城南”④；韩姓，“出唐昌黎愈公之后，本居上党”。⑤随着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大规模迁入，徽州的居民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客户”超过了土著，外来的“名族”大大多于本地的大姓，他们终于反“客”为“主”。

这些迁徽的世家大族，不仅仍保持其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组织严密，而且继承了其宗族“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⑥

正如南宋罗愿在《新安志·风俗》中所指出的：“其(徽州)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人迁，是徽州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人文基础。P5-6

区域教育史研究，是近些年来在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下，学者们才开始尝试的新课题。它不仅可以使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色的需要。①徽州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史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在徽州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民俗风尚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对徽州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则重视不够。②因而，研究徽州区域教育史对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和促进徽学研究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周以前，徽州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秦朝统一后，在徽州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汉朝时，徽州地区曾属于丹阳郡。晋、梁、陈、隋、唐时期都曾在此设置过新安郡，所以“新y-”也就成为徽州的别名。从唐代大历四年(769)起，徽州地区被划分为一州(歙州。宋改为徽州，元升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辖六县(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的格局，直至清代，一直未曾变动。本书的徽州，就是指明清徽州府所辖六县的地域范围。论述的时段大体上从宋朝到鸦片战争之前，而以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为研究的重点。

徽州原是山越人的栖息之地，“自唐以前，以武功著，其文不少概见，宋元以来彬彬称为东南邹鲁”。①唐代以前，徽州“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故“武劲之风”较盛；唐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②宋朝建立后，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徽州教育才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正如方志所说：“自文学盛于东南，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③从此，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列。明清时期，依赖徽商雄厚财力的资助，凭借强大宗族势力的高度重视，徽州教育空前繁荣，被誉为“江左望郡”，成为与苏、杭比肩而立的“人文渊薮”。本书不仅就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官学、书院、蒙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状态及其特点进行了勾勒和分析；而且还有选择地介绍了宋代以来徽州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总结和论述了徽州进士人数、进士群体的学术与事功，明清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的关系，明清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与历史作用等重要问题。

通过对徽州区域教育，特别是对明清徽州区域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认识：其一，区域教育发展，除受到国家政治、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与区域文化背景、社会风尚、社会组织(如宗族组织)、经济基础等息息相关，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二，由于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受其影响的区域教育发展亦呈现出差异性。就徽州区域来说，其教育发展既有与全国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正是区域教育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其三，区域教育发展受到区域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区域教育的发展又必然会对这些影响它的社会因素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①正因为如此，进行区域教育史研究，是了解区域社会发展特色的一把钥匙。

本书第七章中“戴震的教育思想”一节是宗韵同志所写，“程瑶田的教育思想”和“凌廷堪的教育思想”两节为周惊涛同志所写。

本书是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徽州文化研究”的子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明清徽州区域教育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最后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拙作立项、写作和出版的人们!

李琳琦

2003年5月21日

时光荏苒，历时6载，20卷鸿篇巨制《徽州文化全书》终于面世了，我们感到如释重负。

众所周知，徽州文化底蕴深厚。早在上个世纪初，不少中外学者便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这片沃土。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徽学”的地位渐为学界所认识，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徽学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仍是分散的，尚没有整体性系统化的研究成果。

有鉴于此，安徽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编撰《徽州文化全书》，作为安徽省“九五”期间社科研究的重大项目和一项跨世纪学术文化建设工程。这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专门成立了《全书》编撰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时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家丰同志担任主任；由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苹，时任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康盛，时任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余焰炉担任副主任；成员由省直有关单位和部分高校负责人担任。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学术顾问和各卷作者，进行集体研究和攻关。该书于1998年初酝酿，1999年经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批立项。6年多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全国社科规划办的指导下，编委会精心组织，经项目规划、实地调研、资料搜集、书稿写作、研讨修改和编撰出版等阶段，先后召开5次大型编撰会议，在数十位作者、学术顾问、各卷责任编辑和编委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这项集全国徽学研究专家和组织者集体智慧的浩繁学术工程终于完成了。

6年多来，数十位徽学专家学者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为弘扬徽州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本书学术顾问学问精深，知识渊博，视野宏阔，在该书的组织、编撰、审稿中倾尽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本书出版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此，我们对编撰期间不幸辞世的张海鹏、汪世清两位学术顾问深表哀悼。各卷责任编辑以严谨的态度，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编。本书编撰出版得到了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档案局、省社科规划办、黄山市人民政府及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良好襄助，付梓之际，谨致谢忱。

学无止境。《徽州文化全书》所涉及的内容是有限的，因此，《徽州文化全书》的“全”也是相对的，它的编撰完成也只是徽州文化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徽州文化的研究必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向更宽、更深领域拓展。囿于编者的水平，篇幅如此巨大的学术著作定有不少疏漏、谬误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徽州文化全书》编撰出版工作委员会

2004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