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其间也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文家和名文名著。本书用异域之眼，对中国历史文化上的“风景”一一作了剖析，同时也对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先驱作了缅怀。

第一编 中国古典文化的风景……………………………………1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3

 中国人的幸福观……………………………………………18

 诸葛亮与曹操——由《三国志》所想到的………………25

 《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31

 所谓“六朝时代”…………………………………………38

 李白与月……………………………………………………45

 漉我新熟酒——酿酒自乐诗赏析…………………………62

 中国古代的诗人与他们的饮食生活………………………67

 诗人与“食” ——嗜食好饮的白乐天………………………87

 菅原道真与白居易……………………………………………95

 双重矛盾说——读弗朗索瓦-朱利安《无味的礼赞》………99

 汉诗人北条霞亭………………………………………………101

 森鸥外的汉诗…………………………………………………106

 词语与理论……………………………………………………111

 空海与《文镜秘府论》……………………………………12l

 夏目漱石与中国……………………………………………126

 《静夜思》种种……………………………………………131

 日中秀句考…………………………………………………136

 冥界的星座——关于古代中国人的坟墓现象研究………153

第二编 研究中国文化的先贤们…………………………………165

 那一刻——我想起了吉川幸次郎先生……………………167

 吉川幸次郎先生其人及其学问……………………………17l

 关于吉川幸次郎先生《杜甫私注》之我见………………180

 小川环树先生其人…………………………………………186

 性格内向的先生——小川环树……………………………190

 小川环树先生之韵…………………………………………196

 从有关敦煌资料所想到的一些逸事——记小岛佑马先生

………………………………………………………………199

 小岛宪之《汉语逍遥》的世界……………………………202

 铃木修次先生与我…………………………………………212

 矢义高先生之残留印象…………………………………214

 福永光司先生的故事………………………………………218

 向日野龙夫先生致敬………………………………………222

 视天茫茫——悼高桥和巳先生……………………………225

 豹轩——铃木虎雄…………………………………………235

 滑稽故事与唠叨念佛——一海知义先生生前追悼戏文 

………………………………………………………………243

第三编 异域之眼——中国文化札记…………………………249

 博物馆的追思与怀想…………………………………………251

 2000年中国退休纪行………………………………………255

 我与日本中国学会的最早体验………………………………260

 日本中国学的位置……………………………………………264

 追求真心——《京都大学文学部专修案内》序言…………268

 京都大学文学部讲义…………………………………………270

 星期四话题——2000年7月-12月……………………………273

 素食之美………………………………………………………300

 仁者乐山………………………………………………………30l

 曲艺之乐………………………………………………………303

 火钵骚动记……………………………………………………305

 云过长安之空——代后记……………………………………308

 译后记…………………………………………………………312

《庄子》的幸福观，一言以蔽之，是儒家体系所认为的简单的、世俗的幸福。例如《天地篇》出场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儒家的圣人尧；另一个是封人，是守卫国家边界的下级士兵，即防人。圣人尧与一个无名的防人所讨论的都是价值转换的话题，这似乎有讽刺的意味包含于其中。防人首先对尧说“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而尧却对此不予接受。尧的理由是：“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寿则多辱”这句话在《徒然草》中也曾出现过。尧认为这些“非所以养德也”。这里所说的“德”，与儒家的思想颇有不同，“不惧、无事、不辱”的状态，大概便是《庄子》所说的“德”了。

在这里，尧否定了世俗的寿、富、多男子的幸福观，而防人却进一步说：“单纯的否定并不重要。有效的方法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与自然合为一体。”简言之，无为就是一种幸福。由无为而超越人类一般的小智，进而委身于自然，于是便开始人生的充实生活了。

再如，《至乐》篇中有“至乐无乐”的故事。所谓“至乐”虽然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幸福，但它毕竟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快乐。“至誉”作为一种最高的荣誉，可以说实际上达到了超越世俗荣誉的“无誉”的境地。有关生命之类的问题，《庄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不同，他认为人虽保持肉体的形态，但在形态产生之前便已有了精神。本来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直到最后才产生，没有形态，也就没有人的生命了。所谓死，则又属于回到原来的归宿了。有形虽有生命，但最后都是要回到以前无形无气的状态的。

也就是说，生命属于自然的潮流，是类似于四季循环的自然的潮流。而死亡，无论怎样来说都是令人悲哀的，说它是遵循自然潮流的变化也不能算作过分。“生者，假借也”，是把人生看作大道的一时寄托。再如，“生者，尘垢也”，是把生命看作一种微小的东西而已。由生到死的变化，正如四季的变化一样，是遵循自然潮流的。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变革，人们的幸福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在中国，似乎没有根本的改变。三千年的历史一以贯之，形成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这其中也正如上面所述，作为与之对应的内容，也包含了庄子的思想。归根结底，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大多数老百姓把“五福”作为自己幸福的象征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时间的角度而言，作为儒家传统的世界观，在古代就已描绘 出一个灿烂的世界。在昔日尧、舜等杰出帝王中，理想的世界便已 形成于他们的思想中了。只是到了后来，有些人的思想逐渐变得 坏起来。思想变坏之后，昔日杰出帝王的理想时代模式便被颠覆 了。这也是儒家基本的世界观，但并不是终结的观点。逐渐变坏， 然后使世界为之毁灭，这也不是儒家的思想。

再到后来，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于是又产生了一些研究善恶行为的人。在遥远的未来，现实世界将被大火化为灰烬，然后便形成再生的概念。道教的一些观点也是由此而来，道教认为世界最终将被大火烧为灰烬，然后从中再产生一个新的世界。佛、道二教虽然始终充满辩论争吵，但其中也是相互影响的，从而形成中国的宗教。P23-24

我的学术专著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发行，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次了。第一次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译者为彭恩华先生，该书于1984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正是这一年的11月，在上海举行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为了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这部书便似乎在匆忙之中出版了，书中只收录了1982年我发表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等四篇论文。我本人由于初次参加这类会议，于是便直接写了这本书。对自己的专著在中国的学术界所获得的高度关心感到有些超乎想像，它既令我惊讶，同时又让我心存感激。

在此之后第二次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六朝文学论稿》，译者仍是彭恩华先生，该书于1986年6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在这部书中，共收录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论文19篇。彭恩华先生在前面的《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的序中，叙述了翻译我有关六朝文学论文的宗旨，不久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实现了。现在，把我的相关资料整理之后送给彭恩华先生并和他取得联系，我所写的相关学术论文最近也翻译成书了。

随着日本与中国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我在中国的学术知音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单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在发表的论文中，既有中国朋友帮助翻译成汉语的，也有我本人用汉语写成的。这些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但数量不少却毋庸置疑。它们在中国的学术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虽不得而知，但自己的著作能有机会展示给广大中国读者，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

这次与我商谈把我的新著刊行出版的，是王晓平先生。他告诉我，这次出版的不是像从前那样的“研究论著”，而是“学术随笔”。于是我便拿出了1995年出版的杂文集《异域之眼》(筑摩书房出版)和去年秋天出版的杂文集《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管窥》(研文出版社出版)两本书。书中的内容能否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我尚不能做出十分的肯定，但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意义。

为我这本新著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李寅生先生。李先生是以前翻译我的《略论(岁寒堂诗话)对杜甫与白居易诗歌的比较评论》(《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论文的老相识。收录杂文的两本书，由他随意选一些文章进行翻译，具体选用哪些内容也完全由李先生来决定。李寅生先生专心致力于学术翻译，我相信他会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的。对李先生的努力，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如果能够受到中国读者的关心，那么笔者将更是不胜感激。

兴膳宏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名字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为很多人所熟知。在四十多年的汉学研究中，兴膳先生不仅撰写关于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主要论文、论著，而且也归结出独特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

古典文学研究，离不开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兴膳先生编撰出版了《(隋书·经籍志)详考》，全文翻译注释了《文心雕龙》。他的翻译，被认为是对原作者最完善和准确的阐释。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早在公元二三世纪时，中华文化就已传入日本。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十分巨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是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的学术交往中，日本学者精研中华文化，他们并没有把中华文化看作外来文化，而是把它看作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其方法之独特、学术视点之新颖，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迪。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是在和国际汉学、尤其是日本汉学界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么，新世纪的中华文化研究就更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中故步自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膳先生的这些汉学研究论文所带来的新鲜风味，我们应当予以关注、学习、参考。

汉学自古以来是日本学术的主流，明治维新后汉学中衰。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增设了中文系，日本也不例外。兴膳宏先生、村山吉广先生、松浦友久先生、冈村繁先生、石川忠久先生等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在汉学界具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从学术成就来看，他们都是当今日本汉学界最优秀的学者。

1999年9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庆祝杨明照先生九十华诞”活动中，我得以和兴膳宏先生相识。在为杨老先生祝寿时，兴膳宏先生一口流利的汉语，使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为之惊叹。兴膳宏先生有着一双眼眶深陷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面部轮廓峭硬如削，不类一般日本人。当时我和兴膳先生很少交谈，在参观川大博物馆时，兴膳宏先生和我谈起了他对中国学术的一些看法。当他得知我翻译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学术论文时，连连表示赞许；并说以后如看到他的研究汉学的学术论文，不用和他打招呼即可直接翻译，他无任何异议。此后在我为日本学者翻译论文的名单中，又多了兴膳宏先生的名字。

兴膳宏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龙》和六朝文学研究著作早已译成中文。兴膳先生是《文心雕龙》第一部日文全译本的译者，他的翻译至今被视为经典译本，他翻译这部名著时，年仅28岁。这项经典的翻译业绩奠定了他在日本汉学界的学术地位。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诗品》、《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的日译，还有专著《陆机·潘岳》、《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隋书·经籍志)详考》(合著)及随笔集《异域之眼》等。人们都知道兴膳宏先生精通中文，而他法文之好，却鲜有人知。兴膳宏先生青年时代就对二十世纪中叶新思想的发源地——法国十分憧憬，后来他在1986年和1994年两度赴法国讲学，终于圆了昔日的法国梦。他到法国讲学，不是讲日本文学，也不是用日语讲课，而是用法语讲中国文学。他曾翻译过不少法国汉学论著，最新出版的是弗朗索瓦。朱利安的《无味的礼赞》(与小关武史合译，1997年出版)。

兴膳宏先生走上研究中国文学之路，是很偶然的。1957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当时一年级新生是在宇治校舍学习，周围很荒凉。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来此作了讲演，内容是杜甫诗歌，吉川先生对《倦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两句的分析，深深打动了他。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本来他还没有决定读什么专业，吉川先生的讲演立时让他作出了选择。这段经历他曾在怀念吉川老师的文章里有所叙述。

今年年初，中华书局和王晓平先生为介绍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共同商定出版一套《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选取了数位日本汉学家的学术成果和治学论文进行翻译，我承担兴膳宏先生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所翻译的这部著作，是从兴膳宏先生的两部治学随笔中选译的。书中所谈是兴膳宏先生的学术研究、治学随笔以及对日本老一辈汉学家的回忆等。文章的内容，既由一个个单篇组成，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中亦可看出兴膳宏先生的汉学情怀和他独到的治学方法。

我对兴膳宏先生的了解很有限，毕竟接触较少，少有联络，平日也疏于问候。在翻译兴膳宏先生的大作时，由于翻译水平和能力有限，存在错误恐在所难免，在此还望兴膳宏先生及各位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李寅生

                       200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