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梳理唐代两位著名经学家孔颖达、颜师古家世与生平的基础上，以经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广阔视角，对其学术贡献和思想特色作了深入分析。

本书在梳理唐代两位著名经学家孔颖达、颜师古家世与生平的基础上，以经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广阔视角，对其学术贡献和思想特色作了深入分析。孔颖达为孔子裔孙，曾为隋朝经学博士，入唐后受唐太宗重用，任国子祭酒。主持唐初一系列文化建设工程，最著名的是《五经正义》，在学术上统一南北经学，而在思想上认定《周易》讲求效用，《书》追求“诫慎言行”，《诗》“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礼》既尊自然之道，又体人情之欲，《春秋》教霸王“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等，从而造就了励精图治的人文精神。这些精神，既是国家的统治思想，同时也为汉学向宋学过渡提供了文献和思想的条件。颜师古是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孙子，家学渊源深厚。唐太宗时，曾“封琅邪县男”，撰成《五礼》后，进爵为“子”。参与《隋书》与《五经正义》的编纂，所著《汉书注》，以“因声求义”之法，对前注或存是，或伸意，或匡谬，或删芜，或补阙；而于校勘，则在校正讹误、校正诸表之错乱、恢复旧本之古字故语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因而对于《汉书》的解读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孔颖达、颜师古的家世与生平

一、孔颖达的生平

二、颜师古先世考略

三、颜师古的生平 

第二章 《五经正义》编纂的时代背景

一、经学的统一达到思想的统一

二、南北朝义疏之学的出现

三、《五经正义》的编纂活动与唐初的时代精神

第三章 《五经正义》的体例特色与编纂思想的分析

一、《五经正义》的编纂过程

二、《周易正义》

三、《尚书正义》

四、《毛诗正义》

五、《礼记正义》

六、《春秋正义》

第四章 《五经正义》的刊定

一、《五经正义》编纂的年代及其作者

二、《五经正义》单疏本及卷数

三、《五经正义》中的定本问题

第五章 《五经正义》疏文的政治思想观念

一、《五经正义》的历史意识

二、“皇天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三、君德有四要：慎戒正身，求贤于野，简祀轻戎，兴礼作乐

第六章 《五经正义》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儒学思想再度成为官方正统的指导思想

二、汉代经学与宋代理学之间的重要过渡环节

三、《五经正义》中的一些命题对宋代理学家的影响

第七章 颜师古《汉书注》的成就

一、颜氏以前的《汉书》注家

二、《汉书注》的体例

三、《汉书注》在校勘上的成就

四、《汉书注》的得失

五、关于《汉书注》的几个问题

第八章 颜师古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

一、《隋书》的撰修

二、《隋书》的体例

三、《隋书》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地位

附论一 《匡谬正俗》

一、《匡谬正俗》的流传

二、《匡谬正俗》的内容

三、后世对《匡谬正俗》的评价

附论二 《急就篇注》

一、《急就篇》的作者及其性质

二、《急就篇》的流传及注本

三、颜注《急就篇》的体例方法及评价

附录

一、旧新《唐书》本传

二、孔颖达颜师古大事年表

索 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西北)人。孔氏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其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孔颖达是孔子的后裔。孔子后裔至汉代有孔福，封关内侯。孔福七世孙孔郁为后汉冀州刺史，生孔杨。孔杨为下博亭侯，子孙因此定居下来。其后七世孙灵龟，后魏时任国子博士。灵龟生硕，后魏时任治书侍御史。孔硕生孔安，任北齐青州法曹参军。孔安即孔颖达之父。自孔子至此三十三世，则孔颖达为孔子第三十三代孙。

孔颖达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隋文帝开皇元年，孔颖达八岁，同年就学。孔颖达聪明过人，每天能背诵经书一千多字。数年以后，已经通晓《春秋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儒家经典。又精通算术历法，擅长写文章。

十九岁那年，孔颖达外出遍访名师。同郡有老儒刘焯，名重天下，孔颖达遂到其门下受业。刘焯(544—608)，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少与河间刘炫结识为友，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未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多坟籍，刘焯与刘炫就之读书，十年后，均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隋文帝开皇中，刘焯举秀才，射策甲科。隋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大业四年卒，年六十七岁。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刘焯的经学著作有《五经述义》。由于刘焯是当时的名家通儒，门人弟子众多，对年轻的孔颖达并不看重。一天，孔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刘焯才“改容敬之”。孔颖达要求辞归，刘焯苦苦挽留，不成。孔颖达回家后，以教授为业。

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同时废除了州郡长官辟举佐官的制度，各级官吏包括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选用也不再按门第的限制，用开科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正式实行。隋炀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于大业元年七月，诏令“诸在家及现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大业初年，孔颖达“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所谓“明经”，就是明于儒家经术。孔颖达精通儒家经典，取得明经科高第不是偶然的。隋炀帝又征集诸郡儒官集于东都洛阳，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孔颖达在辩论中十分突出，年少气盛，完全压倒了当时的许多先辈宿儒。这些人气愤不平，暗地派遣刺客谋刺。主持这项辩论工作的礼部尚书杨玄感闻知后，将孔颖达藏在其家里，因此才获免于难。经此一事，孔颖达名声大显，补为太学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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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