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件奇珍异宝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婉转悠扬的故事，既回味悠长，又让人流连忘返。每一件国宝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沉浸在这些故事里，或欣喜若狂，或扼腕长叹，与众不同的流传经历让这些无价之宝在我们的视野中慢慢呈现。回肠荡气之余，让你在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交流中获益匪浅。曾经璀璨，今又流芳。本书将带你走进异彩纷呈的昔日岁月，穿越时空，向你献上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饕餮大宴。

本书全面反映重大考古的最新发现，图文详解国宝文物的传世价值，涵盖遗址、墓葬、建筑、金石、雕刻、壁画、文献、字画、器玩，每篇均包括发现过程、历史背景、流传及鉴定情况、意义赏析，并配以谨严的图片，带你走进异彩纷呈的昔日岁月，穿越时空，享受一场视觉和精神的饕餮大宴。

上篇 石玻天惊

《神秘之旅——远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地下星图——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

塞外明珠——红山文化探秘

神来之笔——消失的良渚文明

画外弦音——开启上古文明的秘门

殷商文明的华丽篇章——安阳殷墟妇好墓精品文物欣赏

古蜀珍宝——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

横空出世——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

揭开古代小国的秘密——仙人台都国墓地发掘始末

宝瓶飞沙——李冰与都江堰

再世辉煌——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

特殊年代的骄人发现——河北满城汉墓国宝撷英

岭南精粹——西汉南越王墓

尘封两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

轰动一时的直播历史——北京老山汉墓

金光银辉耀大唐——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银器

礼佛的圣地探秘的宝藏——扶风法门寺地宫文物

东方神韵——北魏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惊天发现

问君能有几多愁?——定陵传奇

中篇 盛世遗珍

青铜之冠——司母戊大方鼎

浴火重生的四羊方尊——稀世珍宝的坎坷命运

中国雕塑史上的开篇之作——小臣赊犀尊

武王伐纣的历史见证——西周青铜利簋

“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者——宝鸡青铜博物馆镇馆之宝何尊

稀世珍宝横空出世收藏之路一波三折——大盂鼎历险记

三代之盛的豪华制作——西周重器毛公鼎

能匠巧手绘新篇千年国宝焕新颜——失而复得的班簋

西周夔纹铜禁与斗鸡台盗宝案——稀世国宝背后的故事

中国的“青铜法典”——西周似匮背后的故事

青铜史书——史墙盘

台湾巡抚刘铭传的至宝——虢季子白盘

周礼的典范——虢国墓地的青铜列鼎

息国鹗卣及其背后的故事——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秋水神光——绝世风采吴越剑

王者归来——揭秘中山国

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壶

遥远的音乐国度——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寻珍

杨宁史青铜器的回归——文博大家追讨抗战期间被劫国宝的故事

号令三军何所凭——秦杜虎符

周朝时期江汉开发的见证——太保玉戈

青铜凝固的辉煌——古滇王国

石鼓大籀——秦代石鼓文传世沧桑

小篆精品——秦始皇东巡之泰山刻石

蝉翼轻纱——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素纱禅衣

不朽神话——西汉王侯墓出土金缕玉衣

由新发现引出的新学问——上帝之书甲骨文

甲骨奇遇结良缘——明义士所收甲骨入藏南博记

兵法宝库——西汉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

千古“自大”话夜郎——夜郎国寻踪

流沙遗简——居延汉简发现始末

青峰夺翠——揭开唐代秘色瓷之谜

下篇 中国映像

最早的帛画——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帛画

古建遗珠——东汉长清孝堂山郭氏祠堂

一部刻画出来的“《史记》”——武氏祠画像石

汉画宝藏——东汉沂南画像石墓

神龙潜藏——东晋王羲之书《兰亭集序》

古代女子的标准画像——读《女史箴图》

千古悲欢——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书惟伯远——乾隆“三希帖”

平复堂主——张伯驹与((平复帖》

高士与神仙——“竹林七贤”拼镶砖画

伤痛依旧——北魏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流失

丝绸路上的来客——北周安伽墓石刻画像

简约之美——隋代济南神通寺四门塔

歌兮舞兮——张伯驹抢救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纪事

长虹卧波——隋代赵州桥的传说

佛学宝窟——唐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画轴间的和亲政策——读《步辇图》

太宗铁骑沉浮录——唐昭陵六骏石雕

疑似天子——懿德太子墓葬壁画

素臻狂妙一唐怀素((食鱼帖》

自在田园——唐韩混与《五牛图》

一画尽孝——宋张先《十咏图》

别样颜体——唐代颜真卿所写行书《祭侄文稿》

忠烈书圣——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碑》

谍图传世——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千尺波浪——南唐董源《溪岸图》真伪辨

劫后遗珍——五代河北王处直墓浮雕

莫贪瓷枕误黄梁——国宝定窑孩儿枕欣赏

江湖悲吟——北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鹤祥国亡——北宋赵佶《瑞鹤图》o

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清明上河图》

水漫王陵——明代鲁王墓出土《白莲图卷》

火后剩山——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流传

艰辛回归路一圆明园遗珍

同许多著名遗址的发现情况一样，长清县五峰镇的仙人台遗址也是由当地农民无意中发现的。据这位叫张建新的村民回忆，那大约是在1973或1974年的一个夏天，他游过村南的水库，来到被当地人称作仙人台的崖头上砍树枝。忽然一镰刀下去，猛听见“铛”一声金属的碰击声，循声看去，只见黄土中暴露出一个绿锈斑斑的圆形物体。待扒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带着三条腿的铜“香炉”。再仔细观察土层，发现里面还不止一件。他回家取来铁锨等，半天功夫，挖出八九件大小不等的铜“香炉”和“大碗”，还有一些罐、“灯碗子”之类的陶器。至于具体有几件铜器，他已经不太清楚了，大约有八九件之多，陶器也有五六件。他将铜器和几件尚完整的陶器运回家，破碎的陶器便弃之荒野了。1970年代的初期，众多的农民对于“文物”尚缺乏一定的认识，但受过小学教育的张建新对于出自地下的这些“宝物”，从朦胧的意识上觉得应上交国家。于是，他选出几件铜“香炉”和“大碗”送到济南市博物馆和长清县文化馆，受到县里表彰，并领回了作为奖励的奖状和图书。存放在家中的其他器物，有的被亲戚邻里拿去，有的则被当作废铜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如果不是后来的发掘，这位农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所发现的这些器物，都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一座墓葬的随葬品。他所认为的“香炉”，就是古代的礼器铜鼎；而所谓的“大碗”，则是一种被称为铜簋的食器。他更不会知道，除了这一座古墓外，这仙人台上还有另外六座与之同时代的墓葬，其中有两座，与它并排而列，相距不到一米。

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正是由这位农民发现并送交到县文化部门的几件青铜器，为后来的发掘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长清县地处泰山西北侧，为鲁中南地区和鲁西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向北部是古代的济水，恰恰在古代东方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境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山区、丘陵和平原。1960年代曾经多次出土过商青铜器，在学术界广受重视。收藏在长清县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引起了山东大学几位考古学家的重视，于是便有了1995年仙人台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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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于“古物”的认识大约肇始于先秦诸子先贤。稍后的《汉书．艺文志》总结说，当时的诸子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各家的学说和理论，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被诸侯自君所采用。学以致用，便成为历代士人的永恒追求。在诸子的笔下，“古物”往往被当作上古圣王乃至国家社稷的化身而出现，成为诸子先贤劝诫时王国君效法圣王、奉行王道的有形的依据。“黄帝作宝鼎”、“夏禹铸九鼎”等诸子津津乐道的故事，被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写入后代的正史中。被作为国宝的古物，从一开始便与国运密切相关，从而承载了特定的政治使命。

到了汉代和魏晋时期，受黄老道家学说的影响，统治者宣扬所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盛行，地下出土的古物便被当作上天嘉勉当时皇帝的瑞应，成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有用工具。最为有名的例子，当属汉武帝时因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出土铜鼎而改年号为“元鼎”的故事。结果，铜鼎被陈放到宗庙，“以合明应”(《汉书·郊祀志》)。此类记载充斥着历史，甚至在正史当中，专门辟出《符瑞志》、《祥瑞志》等篇章，以载其详。不过，当时也有有识之士对这类“瑞应说”提出挑战，如张敞。据((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扶风县)出土铜鼎，有人建议效法元鼎元年故事，将鼎存放于太庙。时任京兆尹的张敞研读了鼎上的铭文，报告说这个鼎只不过是周朝的一个名叫尸臣的人所做的一件纪念品，没有什么祥瑞可称，宣帝只好作罢。张敞也成为历史上从学术的角度对出土古物铭文进行正确解读的第一人。

从历史上看，王室历来是古物的最大收藏者。不过，大约从汉代以后，民间的收藏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据载，魏晋至唐代时期出现了以特定的古物种类为主的收藏家，出版了像《古今刀剑录》、《续钱谱》和《三代鼎器录》这样的古器物专题著作，可惜这些著作后来都散佚了。

经过晚唐和五代政治上的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赵宋王朝急需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求王朝统一的话语资源并以礼乐的形式将其制度化，这大大促进了古代典章礼仪制度的研究。但是，由于去古久远，加之受流行已久的科举制度重义理、轻名物导向的影响，到了宋代即使是最为权威的饱学之士对于古代典籍的确解，也已是不甚了了。根据地下出土的古物来稽考上古礼制，成为当时的时尚，地下古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王室和坊问对古物的收藏和研究达到高潮。得益于墨拓术、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宋代正式形成了专门研究古器物的学问——金石学，由民间编纂的《先秦古器记》、《考古图》和官方主持编纂的《宣和博古图》等图书成为金石学诞生的标志，金石收藏也成为士人和市民阶层的时尚行为。反映宋代国都汴梁繁荣商业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专门经营古物的古玩店。

明清两代，金石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古玩市场也得到相应发展。适应金石收藏的需要，明代出现了专门论述古器物真伪优劣的古玩专著，明人曹昭的《格古要论》、清人赵汝珍的《古玩指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举凡青铜、玉石、书画、碑刻、法帖、砖瓦文字、瓷器、漆器、古砚、古琴等，都成为人们搜求的对象。清代末年，随着甲骨文、汉简和敦煌经卷的发现，古物收藏和研究的种类又有所扩展。

不幸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昔日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竟几乎沦为任人宰割的窘境。人们很快发现，那些口口声声标榜来中国寻求平等贸易的西方列强，除了要获取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之外，他们对中国文化上的掠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文化灾难史。发生在公元1860年10月18日北京圆明园的大火和劫掠，是西方列强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人类文化公然的亵渎与凌辱。与这种赤裸裸的罪行不同，有些掠夺行为则是打着探险、考察的名义进行的。这些所谓的探险和考察虽然在学术上有过贡献，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甚至起到过不小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探险者和研究者将大量的中国文物盗运出境，因此，他们的学术成就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侵略的本质。1930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我国首部《古物保护法》；第二年又相继公布了《古物保护法细则》，明令禁止古物非法出境。此后，公开的文物非法出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总的说来，由于执法不严，而且当时没有形成稳定的管理体制，文物保护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地上和地下文物长期遭受人为和自然的摧毁和破坏，仍然有不少珍贵文物被掠夺，盗运出境。本书提到的不少国宝级文物，都没有逃脱几经易手倒卖而最终倒运出境的惨痛经历。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宣告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下，开始对全国文物古迹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各地也设置了负责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建立专业队伍，自上而下地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全国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文物任遭破坏的悲惨现实。但可悲的是，“文革”中大破“四旧”，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文物古迹首当其冲，成批的善本古籍被付之一炬，或者成为造纸厂的纸浆；成吨的金属文物重回熔炉，惨遭灭顶厄运，以至于在经济发展、收藏热回潮的今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民众无不对当年的无知和鲁莽行为扼腕叹息。面对越来越火爆的收藏热，业内人士表示出一些忧虑，担心新一轮的收藏热会带来新一波文物古迹的大破坏。笔者倒觉得，正常的文物收藏本身并不是坏事，相反，它对于保存民间的流散文物有其积极的一面。常言道，盛世言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物收藏已经成为人们提高自身素质，满足文化消费的时尚。君不见，随着国内文物消费市场的扩大，近几年来出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由欧美向国内回流的景象。尽管一宗宗艺术品回流的市场交易背后可能隐含着各种不同的背景，但文物回流这一事件本身无疑是值得叫好的趋势。笔者认为，对于文物流通，政府所要做的，一是要加大文物执法的力度，严格禁止地下文物的盗掘和流散文物的倒买倒卖，尤其是严打文物的非法走私，杜绝历史的悲剧重演；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文物收藏的疏导和文物考古知识的普及，让民众了解文物价值的同时，也要让公众取得共识，那就是非法盗掘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上个世纪的20年代现代考古学的传入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与传世文物和偶然出土发现的文物不同，现代考古学采用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发掘和记录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收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在考古学家们的眼里，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件孤立存在的单个个体，它有着具体的存在环境，而且往往与其他遗物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组合，这就为研究和复原过去人类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可能。传世文物无论多么精美，但如果离开了它们原来存在的环境，其自身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经过几代考古学人默默地辛勤耕耘，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著名学者徐葆耕几年前在一篇世纪之交学术总结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回眸20世纪的学术成果时，不少学者认为考古学为最。这不仅是因为本世纪考古发现的丰硕，而且考古的发现几乎为一切学科的发展提供史实的基础。无论历史、文学、语言，乃至哲学，都不能不因考古的重大发现而改变自身。”(李学勤《四海巡珍))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考古学人，面对这样的赞誉自然会充满成就感，但这样的赞誉只是在学术层面。当被问及考古学究竟为当今社会和主流文化做了什么这样的问题时，考古学实际上是很尴尬的。“公众考古学”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业内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但愿它不仅仅是局限于学术领域，毕竟，考古学和文博事业不是哪几个人的事。

早就想编辑一部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重大考古新发现，又能兼顾传世国宝文物的图书。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常常碰到一些人士，其中有很多是在不同领域做得相当成功的人士，他们对考古学常常怀有一种因神秘引起的向往，对于某一次发现，或者某一件珍贵文物有着难以剖舍的情怀和牵挂。偶然与在北京的赵涛君言及此事，竟促成了本书的问世，实乃幸事!本书的作者大都是在考古文博单位从业的青年学人，书中的文字有的还有些稚嫩，如能在刚刚兴起的公众考古学和文博普及化的潮流中发挥点滴作用，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方辉谨识

                 二零零六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