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是医学史上、心理学史上，乃至文艺理论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学术史上聚讼最多、褒贬最多的人物。他的《梦的解析》能被唐斯博士列入《改变历史的书》中，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更可见出他的著作是何等的深沉有力。正如他所说，他的一生除了思想的变迁，余无一事可资记述，我们从他的自叙传里，可以发现他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而这本以他的学术良心所写就的“思想史”，经由受教于他的詹姆斯·斯特雷奇(Jamcs Strachcy)译为英文，确实能让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多彩多姿的精神生活，以及他所面临的种种挫败和成功，虽然我们不能靠他的现身说法，来给他盖棺定论，但是借着他的现身说法，却能让我们看到他那深奥、浩瀚的学问的大概轮廓。

译者序

弗洛伊德自传

一 摸索、研究与催眠术

二 从催眠术到性因素

三 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

四 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

五 精神分析的历史演进

六 游刃于医学之外

七 后记/1935年

弗洛伊德的一生

一 弗洛伊德的特质和性格

二 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三 关于《梦的解析》

四 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一)

五 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二)

评介弗洛伊德

附录一 弗洛伊德生平

附录二 弗洛伊德年谱

一 摸索、研究与催眠术

我第一次谈到心理分析的发展及其主题，是1909年在麻省沃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 at Worcester Mass．)，当时我应邀在该校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五次演说。直到最近，我有感于《美国20世纪初叶全集》的出版家认清了心理分析的重要性而在全集之中为它留了一席之地，才又做了一次类似的演述。而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演进》(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在这篇文章里，实际上就包含了一切我现在所要谈的基本问题。因为我必须不自相矛盾，也因为我不愿一成不变地再重复一次，所以我必须很努力地去建构一篇主客观态度以及传记、历史趣味并重，而且各成分重新组合的叙述。我于1856年5月6日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Freiberg in Moravia)，那是一个现在属于捷克的小镇。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由于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Calicia)迂回德属奥地利。3岁那年，我到了维也纳，而我一生的教育也就在奥国首府——维也纳完成。在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里，我连续7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去就读。虽然我们家生活在一个极为困顿的环境里，我父亲却坚持要我在选择终身的职业上，必须依据我个人的志向。那时的我，其实后来也如此，对于医生这一行，并没有特别感到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动，那种好奇心只限于人类，而不是对一切的自然物体。说实话，我那时还没有把握到观察的重要性，还不知道观察是满足好奇心最好的方法之一，后来我才知道，我早年对《圣经》故事的熟悉(几乎是在我懂得如何念书以前的事)，对于我感兴趣的方向有极深远的影响。由于在学校里和一个有志成为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相知，受到他的有力影响，我产生了像他那样学习法律，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但是就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那些理论撩起了我对世界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加上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CarlBruhl)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心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

1873年刚进人大学时，我感到极大的失望，尤其是发现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大家都期望我感到自卑，或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外国人。我断然地拒绝去做他们期望的第一件事，我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我得为我的祖先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说的，为我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高举不接受的态度。我不曾为此感到后悔过，因为我觉得虽然受到这样的排斥，一个积极努力的工作者，总不至于无法在人性的伦理范围之内，找到一处立足之地。初人大学的这些先人为主的印象所产生的结果，有的在后来才知道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在早期就习惯了站在反对立场，或被置于大多数的权威禁令下的命运，因此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判断独立性。

此外，在大学的第一年里，我就发现由于天赋的特质和限制，注定我要在我原先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里败下阵来，于是我才了解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主角之一魔鬼梅菲斯特所提警告真谛：“对科学广博的涉猎是徒然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浮士德》第一部)

最后，我终于在布鲁克(Ernst Brucke)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获得满足，同时也在那儿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为楷模的人物：像伟大的布鲁克本人，他的助手艾克斯纳(SigmundExner)和弗列舍。马克苏(Ernst von Fleishl-Marxow)等人，尤其是后者，我能和这样了不起的人为友，真是三生有幸。布鲁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的组织学问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圆满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由于布鲁克很满意，同时也为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进一步地探索下去。从1876年到1882年之间，除了短期的间断之外，我一直都在研究所里埋头工作，使大家相信我很希望去接替一个即将出缺的助理位置。医学本体的各个分支，除了精神病学(psychiatry)，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所以对于医学课程我都不太在意，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那迟来的医学博士学位。

我生命的转折点发生在1882年。那时我寄予最高崇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那高尚但缺乏远见的观念，尤其是鉴于我经济的窘困，大力劝我放弃理论追求的生涯，我遂接受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满怀热望地进入总医院①。不久，我就升为初级住院医师，轮流在医院的各部门工作，其中有半年以上是跟着梅纳特(Meynert)——梅氏的道德文章是我早在学生时代就极为崇拜的了。

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一线工作已经失去了兴趣，布鲁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而今我已转而去研究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在那个时候，弗列舍(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给髓质束的复杂纹理投下了无限的光明，而我之所以选延脑作为我的惟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人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比较起来，我如今却有专注于一项工作、一个问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使我一直被人指责为一面倒或持有偏见的人。P3-6

译完这本传记，深深体会到“生之痛楚和喜悦”的况味。其所以痛楚，是因为弗洛伊德的一生，充满了深奥的学术气息，对于一个未能窥其学问堂奥的人，要想把他一生的思想过程和脉络清畅明确地传达出来，确实有许多绞尽脑汁而不可得的地方。其所以喜悦，是因为能把弗洛伊德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天才介绍过来，虽然力有不逮，而终于能勉力完成，确实有得偿夙愿的感觉，尽管粗疏的地方很多，仍不免要窃窃自喜一番。

弗洛伊德是医学史上、心理学史上，乃至文艺理论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学术史上聚讼最多、褒贬最多的人物。他的《梦的解析》能被唐斯博士列入《改变历史的书》中，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更可见出他的著作是何等的深沉有力。正如他所说，他的一生除了思想的变迁，余无一事可资记述，我们从他的自叙传里，可以发现他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而这本以他的学术良心所写就的“思想史”，经由受教于他的詹姆斯·斯特雷奇(Jamcs Strachcy)译为英文，确实能让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多彩多姿的精神生活，以及他所面临的种种挫败和成功，虽然我们不能靠他的现身说法，来给他盖棺定论，但是借着他的现身说法，却能让我们看到他那深奥、浩瀚的学问的大概轮廓。

琼斯(Ernest Jones)是弗洛伊德最知心的朋友，他本人是英国精神分析的宗师，他那本《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更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是了解弗洛伊德的最佳参考资料，可惜该书长达三卷，卷帙浩繁，而且台湾还没有译本出现，所以特别选译了其中数章，改题《弗洛伊德的一生》，聊尽介绍之力。琼斯说：“我们对于一个人所持有的基本感情，即其爱情态度，若没有半点认识，则要去了解他的心灵，以及其人格的主脉，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很少有像爱情那样，能够对一个人心灵的和谐，加以如此严厉的考验，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像在爱的领域中所见到的各色各样感情反应那样，可以深刻地、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人格内涵显露出来。”这一段话，正是我不惜时间与篇幅去译《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这两章的缘由。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痛苦的经验，因为我所最崇敬的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他的思想那样美，倒是他对儿女的亲情，有着他做学问的那份淳厚。

我之所以翻译《关于(梦的解析)》一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一本“改变历史的书”，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想借此激起有心人士，动念把这部皇皇巨著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已由赖其万、符传孝合译)。看看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这本书的译本，想想自己岂不有点心酸?其实弗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译的实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于《弗洛伊德全集》的出版，岂不是读者无限的福气?

《评介弗洛伊德》一文，是节译自琼斯《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的序文。原作者崔林(Trilling)对弗洛伊德做各个角度的评论，姑不论其是否允当，但是对认识弗洛伊德不无帮助。崔林和琼斯有一篇精彩的访问对话录已由林哲雄先生译出，收于《与当代智慧人物一夕谈》中，其中对弗洛伊德也多有论述，也是了解弗洛伊德的宝贵参考资料。

记得第一次对弗洛伊德感兴趣，是七八年前看了一部名为《弗兰德传》(即《弗洛伊德传》)的电影，由名演员蒙哥马利·克里夫特扮演弗洛伊德医生，这部黑白电影，也成为这个英年早逝(45岁因心脏病猝死于一家公寓)的杰出演员最后的告别作品。内容虽然已经淡忘，但是其中充满着的迷蒙而神秘的感觉，至今犹清晰可见。那真是一部出奇的好电影，当时在看到好电影的惊喜之余，依稀还有点茫然若失的感觉。没想到七八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有机会拿起拙笔，为大家介绍弗洛伊德，心中充满着的，正是三分的期望和七分的惶恐，到底内行如詹姆斯·斯特雷奇才敢翻译的东西，由我这粗疏的门外汉来翻译，是太不自量力了些。但是我希望：如果这个译本可读，愿它能带给大家一点什么!如果不够理想，希望它能激起内行人的“愤怒”，起而执笔做一番最尽职的译介工作。

廖运范谨识于台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