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现实经济活动的细胞组织，其竞争行为或竞争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创新，是决定现实经济绩效和经济变迁的重要变量。在现实中，企业竞争行为或竞争战略的本质是寻求差异。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主流经济理论是缺乏解释力的，其中的关键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试图透过演化经济学的视角，通过企业异质性假设，构建一个关于企业本质及其竞争行为的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全书把企业看作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有机体，构成该有机体的基本要素或基因是企业内部长期积累的特殊知识和能力，进而对企业本质及其行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竞争行为或竞争战略的本质是寻求差异，企业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及其创新是现实经济增长和持续变迁的根源。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主流经济理论是缺乏解释力的，其中的关键是为了解释价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假设为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而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现实中的企业则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或竞争优势是内生性的，企业的创新性竞争中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导　论

　　第一章　新古典主义企业同质性假设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企业同质性假设及其分析传统

第二节　企业同质性假设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第二章　对利润来源的解释与企业理论的分化和演化

第一节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和剩余价值

第二节　不确定性和利润

第三节　对不确定性的不同解释与企业理论的分化

　　第三章　企业的异质性假设和一个简单的企业竞争行为分析框架

第一节　企业异质性假设

第二节　一个简单的企业竞争行为分析模型

　　第四章　企业的本质

第一节　分工经济及其基本问题

第二节　企业本质的两重性

　　第五章　契约性协调

第一节　企业契约理论的两大分支和两类契约性协调问题

第二节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第六章　作为知识和能力集合的企业

第一节　核心知识和能力及其基本特征

第二节　惯例

第三节　文化

第四节　核心知识和能力的惰性倾向和动态能力

　　第七章　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企业的内生成长

第一节　企业内生成长论

第二节　作为学习系统的企业组织

第三节　知识创新和管理

第四节　核心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企业成长的螺旋

　　第八章　企业的规模和范围边界

第一节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经济

第二节　企业的纵向边界

第三节　企业的多元化经营

　　第九章　产业、区域、国家与企业竞争优势

第一节　产业组织的效率边界：从“斯密定理”到交易成本分析

第二节　产业组织的本质

第三节　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优势

第四节　产业集聚的动态效率分析

第五节　国家竞争优势

　　第十章　组织创新和企业的动态能力

第一节　外部经营条件的变化和企业组织的创新及其演变

第二节　后福特制的本质特征及其组织形式

第三节　集团化发展战略的新解释

　　第十一章　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创新性竞争战略

第一节　传统企业战略理论

第二节　不确定性和创新

第三节　企业创新和惯例依赖

第四节　不确定条件下的战略规划

　　第十二章　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

第一节　竞争力：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二节　创新性竞争战略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节　核心技术、知识创新和我国PDA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三、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的特殊性与模仿和试错行为

在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非竞争性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企业难以通过要素市场迅速获得实施竞争战略所需的资源。关键性要素供给的有限性，使得拥有核心知识和能力的企业获得某种租金收入。而产业内其他企业要想获得相同的赢利水平，必须通过模仿和试错积累起相同或相应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如果模仿是无成本的，产业内某些企业的竞争优势将难以维持。

迪瑞克斯和库尔(1989)通过一个存量和流量分析模型，简洁地说明了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的某些特点。他们指出，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一个存量概念，是一定时期内实施一系列连续性战略的结果，即一定时期适当流量的时间路径选择的累积过程。例如，产品的品质声誉是通过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等策略实施、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通过市场购买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是企业长期培训和集体学习的结果。在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过程中，问题的关键，是从流量到存量的调整过程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模仿和试错行为所面l临的成本约束。其中，社会复杂性和路径依赖特征，是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的重要特征。其中，社会复杂性构成了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中第一个方面的特征。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指出，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的结果，尤其是不同生产过程的协调和多样化技术综合的结果。与物质资本不同，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不仅不会在使用和共享中丧失，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因而，核心知识和能力是企业内部组织成员共同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社会复杂性。核心知识和能力在整体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难以简单量化到个人或者还原为各个部分之和。同时，核心知识和能力大量地表现为非正式的默示性知识，只能在具有某种共同经验的团队成员之间，才能充分共享。

第二个方面的特征表现为，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路径依赖强调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过程中的流量调整，受到一定程度的时空约束。核心知识和能力的路径依赖特征，首先表现为某些核心知识和能力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尤其表现为对特定历史机遇把握的结果。一旦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机遇将随之消失。其次，路径依赖性更主要地表现为，企业的知识流量的选择受到现有知识存量的制约。企业在选择技术投入时，面对的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的技术选择集合。企业现在和对未来的选择，取决于过去所做的和所拥有的。因而，在知识和能力现有存量水平和结构的约束下，企业拥有不同的路径依赖特征。如果企业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是一般性的，企业可以在相当大的生产可能边界上从事生产，其路径依赖特征是宽松的。如果企业生产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是专用性的，企业的路径依赖特征将是狭窄的。此时，企业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

核心知识和能力积累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企业的模仿和试错行为是有成本的。企业的模仿和试错行为所面临的成本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短时期内知识和能力积累的非效率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人为缩短时间将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例如，MBA学生即使在一年内增加两倍的投入，也不可能在一年内积累起两年的知识存量。

第二，知识和能力的总体效率特征。企业某一技术的改进等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利润增长，往往主要归功于现有知识和能力存量的总体效率水平。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成功孕育成功，即初始的知识存量优势对新的知识积累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这意味着在较低水平上积累知识存量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核心知识需要相关知识背景的场合。

第三，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各部分之间的互补性。现有知识和能力存量的增加，不仅依赖于现有知识和能力的总体效率水平，而且依赖与之相关或互补的知识和能力的存量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新产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开发出来的，对于一个缺乏广泛服务网络的企业，要想知道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第四，核心知识和能力更新速度的快慢程度的影响。一般地说，较快的更新和折旧速度，可能减弱拥有不同知识和能力水平的企业之间的非对称程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为拥有总体效率和较高程度知识和能力互补性的企业获得更高的知识积累效率提供了条件。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将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存量来加速技术的开发。相反，短期知识和能力积累的高成本和快速的知识更新相结合，将进一步加剧知识积累的非对称性。

第五，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和具体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企业本身都难以说清楚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与企业持久竞争优势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许多联系常常是隐含的，无法进行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企业的模仿行为将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提高了企业的模仿成本。

实际上，企业通过探索性行为，试图替代成功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努力，同样也面临相应的成本约束。这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成功企业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探索性行为本身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核心知识和能力的难以模仿和替代构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事后限制，使得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得以长期维持。P.79-82

　　近30年来，对企业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对企业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领域：以研究企业的市场行为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以研究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制度安排规律的“企业理论”。　　以研究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内部组织与制度安排等重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由科斯(Coase)所开创的，其标志就是《企业的性质》(1937)的发表。在这篇革命性的论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且认识“企业”的本质就是对“市场”这种配置资源方式的一种替代。张五常教授进一步在《企业的契约性质》(1983)一文中告诉我们，企业在本质上只是用一种要素雇用契约替代商品契约。在科斯之后，企业理论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有关联的方向发展。　　既然科斯已经将我们带入了企业这个原本是“黑箱”的内部，那么研究企业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必然，委托代理理论由此发展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条件下投资者对企业经理的最优激励合约安排是研究的重点。虽然委托代理理论帮助我们深化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但是它却很难将企业特有的契约关系与一般契约关系区分开，因而对于我们理解企业性质、企业边界等很多关键性问题的帮助有限。　　与此同时，以威廉姆森(William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并没有把“交易费用”的成因讲清楚，从而提出了“专用性投资／资产”(specific investment／assets)概念。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交易”被作为了分析单位，并且指出不同的交易性质要求不同的交易方式与之相适应。由此，他们强调了企业是保护和激励专用性投资的装置，研究的重点自然也就转向了纵向与横向一体化问题(integration)。目前，交易费用理论还进一步扩展到多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领域——“网络经济学”。由于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分析对象，而因对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尤其是权利(rights)／权力(power)关系难以进行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以哈特(Hart)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并认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企业制度中最关键的内容。由此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剩余控制权如何在企业中最优配置的学派，即“不完全契约理论”(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contract)。又由于他们认为“剩余控制权”天然地来自于物质资产所有者，因此该学派也被称为“(新)产权学派”(the(new)school of property rights)。由于(剩余)控制权变量的引入，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也就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企业融资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且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还由此发展出一个最新的“最优证券设计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al security design)。　　然而，有的学者［比如津格勒斯（Zingales）和拉詹（Rajan)］进一步认识到，在现实的企业中，权力(power)并不仅仅来自于非人力资本，而且还有其他来源——只要某种东西是企业所必需的关键性资源(key assets)。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企业内部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事实上，津格勒斯等人还认识到，仅仅通过控制和配置对关键资源的“进入通道”(access)也可以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这些都引起企业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方向——企业的“权力理论”(the theory of power)。　　由于企业理论和管理学联系非常紧密，管理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理论的研究领域中。管理学家更为现实地认识到企业并非像经济学理论中所抽象的那种“同质化”组织，而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那么，异质性体现在何处呢?管理学家帕哈拉特(Prahalad)等人认为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的差别性，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研究。　　事实上，除了上述具有某种主流地位的企业理论流派之外，还处在其他一些非主流的企业理论流派，比如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奥地利学派。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环节。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普遍的低效率现象?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什么要走产权明晰化道路?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激励与约束经理人行为?如何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我国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从改革的实践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开始引入国外的企业理论，以便从经济学的层面上给出一般性的解释，进而提出改革设想。例如杨瑞龙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其中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实行双层股份制模式的构想；周昭主张模仿前苏联搞“国民基金计划”；张维迎以及刘恒中等提出将国有资本“优先股权化”或者“债权化”；钱颖一、青木昌彦等人主张采用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即强化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对内部人的相机治理来约束内部人行为。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的扩大，我国经济学家尝试着探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企业问题，比如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最佳契约安排等等。首先，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应循着西方主流理论一贯倡导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周其仁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是由含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他们沿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思路，并结合人力资本不可压榨的思想，指出那些消极的物质资本向来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人手中。随后，杨瑞龙、周业安在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平等产权主体；不仅如此，在企业中不仅物质资本的投资者承担了投资风险，而且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企业参与者也投入了具有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因此也应该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组织租金。也就是说，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是允许众多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　　尽管至今为止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大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企业的认识。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深化和开放程度迅速扩大，我们对企业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的扩展。除了那些经典的研究领域之外，现在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网络化，企业的创业和发展，以及企业制度的演进等等都是国内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国际化。只可惜在这些研究中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思想并不多，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真正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借助我国丰富的企业案例，推进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我们的目标是既用这样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我国的企业服务，又能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走向国际舞台。我们编辑这一套“企业理论丛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正因为我们判断现代企业理论愈来愈成为现代经济学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在我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应用价值，所以我们把“企业经济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的一个子项目。“企业理论丛书”正是由我主持的“企业经济学”项目的一种研究成果的体现。　　“企业理论丛书”分为两个子系统。一个系统是“企业理论译丛”，其目的是向国内介绍国外企业理论的经典和最新研究成果，内容主要涉及企业基本问题研究，如企业理论的思想史、产权经济学、企业的性质、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等，还包括企业的应用研究，如企业家与创业理论、企业财务理论(企业的财务结构，企业的融资契约理论)、企业治理研究、企业的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企业战略研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企业的网络化研究等；另一个系统是“企业理论文丛”，其反映的是国内学者在企业经济学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除了国内经济学家对上述企业的理论及应用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创新性见解外，还对国内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如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研究、企业家问题研究、民营企业问题研究等。　　“企业理论丛书”既是我们向国内的经济学界同行及企业界朋友传递我们关注和研究企业理论信息的一个平台，也是为我国有志于研究企业理论的同行搭建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属于我们大家的平台，开展学者之间、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在推进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同时，更好地让企业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与发展服务。杨其静、周业安、郑江淮、陈宇峰、王忠玉、李卫华等参加了第一批书目的推荐工作，愿更多的同行支持我们的工作。　　杨瑞龙　　2004年春节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篇论文能够最终成书，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杨瑞龙教授。我一直庆幸自己在求学的道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位好老师，在他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知识的渊博和思维的睿智，更多的是严谨的治学精神、直面现实的学术胆识和恢宏的学者气度。三年来，杨老师和我的学术交流是频繁的和高质量的，他的许多指导对我有点石成金之效，这常常引起同学和朋友们的羡慕，甚至是嫉妒。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我生活在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当中，这个团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多老师、同班同学和同门师兄弟。我论文选题的最初萌芽，就是来源于师兄弟之间的学术交流。1999年上半年，在杨老师的主持下，我们每三周举办一次学术交流活动，每次交流的内容是近期各人对现代企业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心得，周业安、陈放鸣、杨其静和胡琴等的发言给了我许多学术启迪。

从2001年9月到现在，为印证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先后走访和调研了数十家制造业企业。在调研中我发现，当讨论企业未来发展时，凡是有作为的企业经营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通过寻找与竞争对手的差异而获得竞争优势。在与企业经营者的交谈中，本书的核心观点受到了他们的关注和认同，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仅仅是对企业异质性假设及其企业竞争行为分析的开始。

刘 刚

2005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