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文学理论的经典论著！本书为“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的其中一册，收录了宁树藩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史料丰富、考据严谨、笔法灵活、语言流畅，为把握中国新闻史发展脉络和研究、学习新闻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探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脉络，追溯近现代中国报业历程，分析新文学理论的经典论著！“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由李嘉诚先生资助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新闻史论的经典之作，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辅资料。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总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

(民主革命时期)

迈向灿烂明天的历史思考

——纪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八十周年

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

中国新闻记者的战斗历程

——夏林根主编《中国近代名记者》导言

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

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

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

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

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几点意见

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我国的报纸副刊是怎样诞生的

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

陈独秀与《新青年》

蔡和森与《向导》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评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

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评《开智录》

陈独秀与《向导》

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

史量才办报的成功之路

怀念汪英宾教授

——兼论他的《中国报刊的兴起》

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

关于《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

发扬优点继续开拓

——纪念《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评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序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序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序

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

——喜读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上海新闻事业知识的宝库

——评《上海新闻志》

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序

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

党报应该重视“读者需要”

——重读王中同志关于“读者需要”的论述

论新闻的特性

新闻定义新探

松本君平与《新闻学》

“有闻必录”考

裘正义《大众传媒与中国乡村发展》序

黄旦《新闻传播学》序

桑义膦《新闻报道学》序

唐惠虎《舆论监督论》序

王益民《系统·比较理论新闻学(讲稿)》序

新闻学园地里的耀眼新葩

——《传媒角色论：新闻传媒角色与个性风格》一书读后

访谈录

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

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

——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附录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

后记

香港和上海一直是两派特别重视的办报基地。在其前期，香港尤为重要，由于它邻近大陆，又是逃避清廷压制的理想庇护所，两派都积极在这里办报，以沟通大陆和他们海外活动的联系。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和保皇党的机关报《商报》，均在此出版。在国内起义高潮和立宪运动兴起以后，上海在两派报刊的地位迅速上升，驾于香港之上。武昌起义前，革命派在上海约出有30多种报刊，改良派约出20余种。其中，立宪派的《政论》、《国风报》有全国影响，而同盟会的《民立报》则是该会的主要机关报。

关于商业报刊。它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出现的，中国人自办的商业报刊出版较迟，萌发于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主要地点是香港、上海、广州。可是最早做出创办、商业报纸尝试的却是汉口。当时由于该市的条件尚不具备(市场发育不够，读者尚未形成等)，所办《昭文新报》未几月便停。除香港外，沪、穗两地的商业报纸也渐趋萎缩，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更为软弱。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20世纪初出现一次较大的发展高潮，中国人自办的商业报纸，也就在这时开始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各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各地商业报刊的发展状况。据初步了解，这些商业报刊，主要分布在商品经济活跃的沿海沿江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安徽、湖北、四川等省以及上海和香港两大商埠。东北数省和广西、北京也有少量出现。中国人的商业报刊的主要基地是上海、香港、广州、武汉四大商业城市。它们之所以成为主要基地，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商业报刊的数量较多，更为重要的在于它们各拥有一种或数种资金足、规模大、历史久、影响广泛的商业大报。广州出版有在该市商界影响最大的《七十二行商报》，自1906年～1937年，历时31年。武汉则有闻名的《汉口中西报》，1906年5月创办，1937年12月停，历时逾31年。著名的香港的《循环日报》自19世纪末已转为完全商业性质，而原为外国人创办商业报纸《华字日报》，这时已归国人所有。这样，中国人在香港拥有两家历史最久(各70年左右)的商业大报了。在上海，全国影响最大有77年历史的商业报纸《申报》在1909年产权已归华人，中国人并在1906年取得了另一商业大报《新闻报》的部分股权。

P136-137

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界面临空前机遇，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提升，正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传媒生态，而刚结束的SARS风暴危机又赋予了中国媒体更强烈的新闻使命。在全球化、数码化、信息化的时代浪潮中，中国新闻业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化改革，发展自己的道路、特色与方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诞生的。

1981年，知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在家乡汕头创办了汕头大学；2000年，汕大成立新闻系；2003年初，汕大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又成立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创办之始，就倡导教学与研究并重，并且成立出版部门以配合教学与科研，在汕大出版社协助之下策划“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重点出版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另将逐步推出传媒译丛，引进国际新闻传播经典著作与工具书，以体现学院实务与理论并重的办学理念。

史学与理论乃学科之基础，故丛书以“史论篇”为核心，其中又首先出版当代新闻史大师方汉奇教授和宁树藩教授的个人文集。方、宁二师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权威，专著给汕大出版，反映他们对年轻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新一代学者的期许。我们在此将方、宁二师的著作呈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新闻学术发展的朋友，作为本丛书给读者的见面礼。

两师桃李满天下，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卓著，治学严谨，对学问执着追求。他们在文集序言和后记中，不约而同道出了学人的肺腑之言，为后学树立楷模：“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探索也是没有止境的”(方汉奇语)、“此生不息，探索不已”(宁树藩语)。

另外，新闻改革必须植根于民族与文化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寻回中国新闻学的精神和源头。只有了解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坎坷和盛衰，才能洞悉现在，掌握未来。方、宁两师见证了半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起伏，文集涵盖中国新闻史研究之全貌。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先启后，责无旁贷。

“国际本土化”、“本土国际化”是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追求。中国新闻传媒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保持本土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争取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新时代呼唤新思考、新理念。在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途径的同时，诚望“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能成为国内外教育机构及新闻媒体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为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李嘉诚基金会对本丛书的赞助，更代表了基金会对教育事业的一贯承担，谨此致以谢意。

年轻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容许我们采用国际传媒教育的先进模式，以高起点、国际化的定位参与国内新闻教育事业。我们相信，中国新闻教育还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术理论，进而指导新闻实践。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2003年10月于北京

1955年秋，我转到复旦新闻系，做中国新闻史的教研工作，开始进入新闻学专业，职称为讲师。次年发表第一篇专业论文，时年己三十五、六岁了，可说是半路出家。

顺便谈点以前的经历。六岁起从秀才先生在家读书，接受近10年的旧学启蒙教育。抗战时期在大学读的是外文系，我爱好文学，常在东南名报上写稿，毕业后教书时还兼编过报纸副刊。解放初六年，在复旦大学从事政治课教育，讲中国现代革命史，有较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抓得是很紧的。这些经历和新闻学无直接联系，但对后来的研究工作还是有好处的。

我对新闻系给我的任务，感到很能适应，因为当时学界都认为，我所要讲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我原来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彼此相通，不必另起炉灶。一些像《新青年》这些主要报刊，我也是看过的。对这项新工作积极性很高。刚来一年，我就写了1.8万字的专业论文《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还得到我国出版界著名老前辈张静庐先生来信鼓励，信心是有了。

可是刚开始的那股写稿劲头没有持续下去。自1955年到“文革”前的11年间，收入本书的文章，一共只有3篇。所以如此，当和受到这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干扰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我认识到当时我迫切需要做的是什么。我懂得了中国新闻史，并不就等于中国革命史，要真正搞好这门课，献身这一学科，还要下大决心，从头做起。历史研究，史料为先。那时我花最大力气的，是查阅报刊，整理史料。经常埋首校内外图书馆，特别是全国收藏报刊最丰富的徐家汇藏书楼。我和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许多管理人员包括已故的葛伯熙老先生，我们成了好朋友。再就是到处搜购珍贵报刊资料。先到上海街头一个个旧书摊碰运气，后进入摊主私家旧书报库选购，再后他们则纷纷迳来学校送宝。现存复旦新闻系资料室不少珍贵报刊，就是这样获得的。1959年起，走出上海，到北京、南京、合肥、济南各市作报刊史料调查，历时近两月。此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走访众多有重要影响的报人。如果加上上海所访，其人物当遍及“五四”以来各个时期。最令人难忘的，是陈望道、沈尹默两位历史老人。我想，正是这几年默默的工作，为我此后学科事业成长，奠定了较好基础。

1959年至1963年夏，我们的教学活动，转入较为正常的时期。我在这期间一项主要任务，是参加编写我系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本稿实源于高级党校所编《中国现代报刊史》。该稿五章中1、3、5三章，为新近调来我系的丁树奇、李龙牧二教授所写。我系决定重写2、4章，使其成为全由本系编写的教材。我分工写第2章，虽只一章，但感到任务甚重，全力以赴，成稿约8万余字。1962年全书由复旦出版社付印(内部)，成为我国解放后最早自编中国新闻史教材之一种。这期问，还参加了《辞海》中国新闻史条目的撰稿工作。这11年间收入本书另外两篇文章，也是在本期间写成的。

1963年夏季以后，下乡参加运动，教研工作一时中断。可以提及的，是1964年的一次活动。北京中华书局的张静庐先生计划重印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约我和《文汇报》的杨瑾诤先生，为该书做史料考订工作。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查阅资料，写成《中国报学史史料订正表》，拟作为该书附录发表。不意形势骤变，《中国报学史》重印计划搁浅，《订正表》遂也未能面世。“文革”后恰好方汉奇、王凤超二位同行，也积极进行该书史料订误工作，成果甚多，我们遂合成《<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一稿发表。惜张静庐、杨瑾琤二先生早已谢世，未能亲见了。

“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痛苦遭遇不必多说了，这里我只谈一下在其中后期我在专业上所做的三件事：一是大学马克思主义，补读原著。其中一段时间研讨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和办报活动，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创办与编辑的报刊简介》小本子，内部铅印。一是较为系统地研究鲁迅的报刊活动，从《鲁迅全集》中，从各种有关的原始材料中去考订、去评判。写了二十多篇报刊评介，惜原稿现己散失。再就是对严复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当时尊法批儒宣传盛行，严被尊为法家，我应某小报之约，写成《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题目是后加的)。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收藏严复的史料很丰富，我对严很有兴趣，时间也宽裕，可以细细看、细细想、细细写。自信还能依材料、据事实运笔、尚非“追风”之作。“文革”期间收入本书的只此一文，除几处文字略有删动外，全文一依原稿。

回想起来，我体会到在那种不正常的条件下，读原著、考历史、求系统这些治学之道，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当时我所获得的知识，对弥补我的不足，还是大有好处的。

改革开放迎来知识分子的春天，我为有了这充满生机的研究空间而无比振奋。感受最深的是我自身的变化。沉痛的“文化大革命”也具有深刻教育的作用。原来那些习以为常的思想禁锢所带来的失态表现，现在被无限放大，其不合理性是如此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顿然大有醒悟，这是书本教育无法比拟的。有一种理念开始在头脑中树立，那就是“求是”是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它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以新的头脑，投入新时期的专业研究活动，所攻主要还是中国新闻史，不过这时特别强调了研究的总体意识和对规律性的探求。强调对新闻史特性的揭示。鉴于过去的研究重点偏在现代，现在则在一个时期内将重点转向近代。后来还着重进行地区比较研究。收入本书的《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一文，就是第一篇研究成果。史料的搜集，过去只限中国内地。现在则扩及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我们新闻系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曾一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曾数次向该馆购买珍贵资料胶卷、互赠报纸胶卷，我还被邀参加该馆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伦敦1987)，因期误未成行，论文由我一留美学生代宣读。

专业活动完全正常化了，工作热情高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在全国也空前活跃起来。我当时主要忙于参加上海和全国的一些研究项目，主持自己的两个研究课题，和人合作写书，编词典。这期间也写了一批中国新闻史的文稿，数量仍不多，但大大超过前一时期。本书所收文章，除四篇外，全部在“文革”后写的。

这些文章中，份量较重的，是本书为首的一组长文，它们大多是就某一新闻现象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系统梳理，重在进行规律性探索。写这些文章很花力气，难度大，写不好，难以尽意，或可起些开启思路的作用，供研究参考。另外是一些零散文章，或破除陈见，对人和报重作评价；或对一些新搜集、新发现的珍贵报刊进行评介；或作史料考订，曾对百年报刊史料谜团进行清理，另有若干书序、书评稿，这也还是认真写的，我的有些专业思想和学术见解，就是从这些文稿中提出来的。

这里我着重要说的，是有关我们的研究如何体现新闻史学科特性的思考。我常想：一个学科成熟的程度和它所能体现的本学科特性的程度是一致的，也许由于我曾长期受到把新闻史混同于政治史、思想史的熏陶，一旦省悟以后，对体现新闻史学科特性问题，带有特别的敏感性。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专门批判把新闻史混同政治、思想史的倾向，呼唤新闻史的个性和特色。当时把漠视特性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研究方法和受“左”倾思想影响。随后，当对一些问题深层考察后却又发现，那些漠视新闻史特性的研究，又不能简单用研究方法作解释，由此渐渐认识到，根本原因所在，是新闻史本体意识的模糊。收入本书的《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一稿(1998年)，讲述了这一变化。书中举了新闻史研究跟着中国近代史走的例子，人们也许不会全都理解，把对梁启超报章体的研究，从中国文学史路子拉出来，使其转入中国新闻史的轨道，是要经过多么艰难的努力!问题错综复杂，我的认识还不是很清醒。但强化新闻史本体意识，以发展学科研究特性这一方向，则是明白的。近年来常受到学界不少启迪，现在期望获得更多的指教。

“文革”后，我在专业研究方面有一重大变化，就是除治中国新闻史外，还兼治新闻理论。这和受王中教授的影响有很大关系。1979年，王中重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后，新闻理论讨论十分活跃，我常客串参加，趣味很浓。这时，我也常和他商谈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沉闷状态问题。他建议可把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这既可有助于打破把新闻史依附于政治斗争史的框框，也可使三者相互促进，我欣然同意。从新闻业务着手，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概述》的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创刊号(1981年5月)，我还开始了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1982年还为新闻系短训班开设了《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课程，也讲了梁启超的政论文体问题。

不过，和新闻业务比，我所倾情的还在新闻理论方面。这时我已年逾六旬，不能像那些青年学子、那些门宽路熟的资深学者那样，紧跟新闻实践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跑；而是主要做一些比较稳定的基本理论探讨。特别引我关注的，是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界研究状况，对其分歧意见和争论焦点，尤感兴趣。我广读历史的和当前一时纷起的新闻理论著作。这些论著，既是我学习的教材，也是我审视和评析的对象。它们对我所起培育作用，难以忘怀。可是也许由于尚属新手，积习未深，我却又在这些论著中，发现概念模糊，学理不清的现象，随处可见。这就引发出一种想法，就是把自己有限的精力，用来做一些有关理论研究的梳理工作，这是少受人关注的冷门，可以从容应对。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工作大致可归纳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新闻的信息观念，即什么是新闻问题，我也许是我国首先提出这一观念并以此考察各种新闻现象的学人。1982年秋，我在《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的讲稿(手稿)中曾指出：“新闻特性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新近信息”，这虽然还不很准确，但新闻的信息观念，最初我就是这样表述出来了。1984一年在《新闻大学》发表的《论新闻的特性》一文，则是对上述观点的发挥，1987年刊登于《复旦学报》的《新闻定义新探》，则是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加以确立了。

当我以这一信息观念，审视解放前和以后的新闻学论著时，惊异地发现，对新闻一词，不明“新闻”(信息)与“新闻作品”(信息载体)区分的现象，比比皆是(今天仍未绝迹)。这一混乱，又演绎出其他一系列混乱，如曾一度热烈辩论的新闻有没有阶级性、可读性等问题，双方分歧意见，只是由于所据“新闻”的概念不同而产生，所辩实际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又如，学界常讨论“新闻与文学”、“新闻与历史”等二者关系的论述，其实所讲的全是“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新闻作品”与“历史作品”的关系，与本义相去甚远。对这些混乱的清理，要涉及对新闻自身概念的科学界定，这就引起我对陆定一定义的修改，陆的定义实为新闻作品的定义。信息观念所触及的问题实在太广，1993年所写《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原标题有“大陆”两字，后删去)，所考察的则是这一观念对整个新闻学的影响了。

一是新闻学的名实矛盾，实即如何认识新闻学问题。百年以来，我们所称新闻学，其内涵实为报学，名实不符。而另有一种专为研究新闻之学，却不给予新闻学名称，而只让其依附于上述那些实为报学的新闻学，失去独立地位。这些严重的名实矛盾己存在多年，人们已习以为常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由此引发的矛盾、混乱，到现在还没有完结。

1994年，我在黄旦《新闻传播学》序言中，首次提出新闻学这种名实矛盾，并为了梳理这种矛盾，设计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这“两种新闻学”的新概念。当时已意识到这矛盾的份量，但认识不深。

思考中，我感到了一种大惑不解现象，就是这种新闻学的名实不符是明摆着的，很多学者都知道流行于学界的新闻学概念，实是报学，可是长期以来我却没有发现一个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说有的话，我只看到一位美国人，即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博士。他1921年访问上海时曾问，“The School of Journalism”一词中文如何翻译，有人答以“新闻学校”。他不以为然的说：“新闻二字不能包涵报纸全部事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编)。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中国人仍然把他所主持的学院，称之为“新闻学院”。直到1948年末，才发现一位名袁昶超的中国学者，呼吁“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译名”(《报学杂志》1948年1卷4期)。他还要求高校新闻系，应改名报学系。可是习惯的“约定俗成”己成定局。

“报学即新闻学”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其影响不断向外伸展，很快我们看到，报纸和新闻、报业和新闻事业、报界和新闻界、报人和新闻工作者等等、等等，都成了同义语了；而且后者(新闻)有日益超过前者(报)而占主导地位之势。我们查英汉词典，“journalism”的释文，只见“新闻学”没有“报学”了。这种“报学即新闻学”的概念混乱，严重扩大了，社会化了。我们还看到一些学者起而为这种名实矛盾辩护的情况，把无理说成有理。这样，概念混乱又加上逻辑混乱，造成了一种不好的学风。

如果深想一下，还可发现，我们的学者虽然不把本义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对待，但因它实际存在于科学理论的空间，它的身影会时而在学者头脑中闪现，这就使得他们往往把本义新闻学的一些规范、原则、移植于广义新闻学而产生误导。

名实相背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新闻”作为一种称谓，却被不断扩张，气势日盛；但当它作为一种学问。则受到严重制约，被依附于“广义新闻学”，跟着报纸的实践转。所着力研究的是它在报纸上的作用、功能，对其自身性质这类问题并不在意。前面所说，我们新闻学界长期不认识新闻的特性，不能区分新闻与新闻作品的根本原因，当和此有直接关联。

收入本书的《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二文，对所述种种矛盾，曾作评介，可以看出我的思路和认识过程。现在我高兴的是，这一沉重的矛盾，在经过近百年长长路程之后，终于让读者看到了历史的回应。在我国新闻界、新闻学界，看到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迅猛发展的势头，正洋洋自喜，把这看成自己的事业繁荣昌盛的新标志时，一波冲击新闻学的巨大风暴，从这里掀起了。老观念、老说法、老传统不能依样持续下去了。

对新闻学名实矛盾的梳理，似乎到了一个终点。其实要做的事还多，新形势带来的新矛盾更加复杂，学科梳理工作更加繁重。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长期学习的任务了。

对于新闻学，无论是中国新闻史和新闻理论，我都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到于今，成果就是这么一点点，常不禁以此而自惭。但我对专业研究，尚勤奋认真，1997年离职后仍不稍懈。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往往还在穷思苦想，有时盯着一个问题，一想就是数年，甚至十数年。想得多，写得少，想而不作，是大毛病，是积习难改了。

韶光易逝，白到新闻系以来，半个世纪的时光已悄悄逝去。可是在这长长的岁月里，我还没有出版一本专著。记得十几年前，北京新华出版社的赵恩碧女士，曾热情相约为我出一本文集，已列入该社的出书计划。惜我当时正忙于为一些项目撰稿和定稿，一再拖延交稿时间，终致流产。一想起这件事，对赵女士就深感歉意，至今仍感谢她。以后，我没再想这出书的事。这几年，新加坡好友卓南生教授，几次向我敦促出一文集，而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近筹划出版的长江新闻传播系列丛书，有意将这文集列入计划。陈婉莹院长偕同胡兴荣教授亲自登门探访，真是感激莫名。

垂垂老矣，能出一本自己的文集，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它可作为对我过去生活的纪念，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安慰；它可伴我作学术回思，在潜沉往复中认识自我；更能让学界自由评点，起明辩学理，启迪思想作用。我是纯然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碌碌无所作为。可对学术却结下不解缘，虽少有成就，却情结老而弥深。总把扬帆于知识的海洋，展翅于智慧的天空作为最大乐趣。此生不息，探索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