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谈诗也谈人的文论创作。作者既勾勒诗人的生平与时代，也拆解外诗中译所面对的困局和荒诞，迫使读者直视文化穿越的可能和不可能。 合上此书，你再也看不见简单的出口，即使有，你也不愿离开，因为你舍不得那遍地的蔷薇。

001 序言 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柏桦)

001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039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073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07 特拉克尔：陨星最后的金色

133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171 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215 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253 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283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323 后记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时，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作此时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P67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还是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却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却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中搜出了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再度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P68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30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而能取得这一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l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前苏联正式得到平反。P69

198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1983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1984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苟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深为震动。1985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笼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1981年10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紧接着我读到了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默的一首伟大小诗《写于1966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北岛译)

以上这段个人的回忆并非是我真想说的，我真想说的是我们即将读到的北岛这本书——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它。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已很少沉入回忆了，但正是2005年春天(这一年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黄仁宇曾说万历十五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北岛的这本书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对了!我真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它将焕发我们走进个人的回忆，那也正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忆——70年代或80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传奇般地翻译、写作和生活。虽然有些人已经死去了，如赵一凡、顾城、海子、骆一禾……但正如北岛在本书中所说：“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引自书中帕斯捷尔纳克一文)的确，在北岛的回忆中，70年代、80年代是永恒的。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诗歌翻译，其中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文本的对照批评及北岛自己的译文。在谈到翻译时，北岛这样说：“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些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诘曲聱牙的翻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引自书中特朗斯特罗默一文)接着，北岛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中又说：”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翻译在今天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而北岛在书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却十分精细到位并且又不失一个诗人应有的警醒之锋芒。同样，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时才可译之，因为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一个诗人，我的意思是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

另外，众所周知，翻译中最难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或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比如北岛所译的特朗斯特罗默，我从1985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这可以前面所引的他译的那首短诗为证。为什么?因为他太理解这位与之交往的瑞典诗人了，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到的：“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说得真是透入骨髓。如此完美的理解，必然译得得心应手。作为诗人，北岛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都谈到，许多译者所译的诗都有添枝加叶、拖泥带水的毛病。说得煞是痛快干脆，真是一语中的。且看他译的一首令我震撼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短诗：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北岛译)

该诗译笔铿镪、坚执、饱满、简洁,仿佛一下就把曼德尔施塔姆直接推到我的眼前。

过去的翻译，直到80年代的翻译，我认为都是相当严谨的。正如北岛所说：“记得80年代中期我翻译《北欧现代诗选》时，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这套‘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意见，并最后把关。—而如今的翻译界却太草率了。我在去年4月曾接受过马铃薯兄弟访谈，当他问及我对当代诗歌翻译的现状是否满意时,我这样说：“在此套用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一句话：‘糟得很’。我甚至不想说哪些人的翻译是比较可信的” 。

此文的重点并非是谈翻译，虽然翻译是这本书涉及较多的一个问题。而我更乐意(同时的确也是这样)通过此书中的翻译话题谈论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北岛的文字里埋伏着一个真正的中心，那就是对一个激情年代的书写。这一点从北岛所选的这些诗人的名字就可看出。他写的这些诗人虽是20世纪西方的大诗人，但这些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与我们80年代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是如此暗合。他们不仅影响了80年代中国诗歌的写作者，而且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又是那么与我们契合，即内心充满了抒情的张力，而不是罗兰·巴特尔所说的那种“零度写作”的后现代”怪物”。正是北岛写出的这些诗人，在80年代与我们相遇了，并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了一种亲切的应答。

在曼德尔施塔姆一文中，北岛谈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人·岁月·生活》，这本书适时地在一个人决定性的年龄得以将他们打开并照亮。生活、写作、翻译连成了一片，“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引自书中曼德尔施塔姆一文)赵一凡，这一传奇人物就这样走进了北岛及一代人的生活与写作。通过《人·岁月一生活》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T·S·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我们像闻到玫瑰花的芳香一样闻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

由于翻译的介入，我们的写作反而具有了时代感或中国性。这样说有人可能觉得不对。西方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西方翻译文学的介入已使我们丧失了中国性，这其中的人名及那些刻薄的言辞我不想在此一一指出了。而且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这“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遭遇现代性的危机与难题，如果中国永远在古典，我们当然会用另一种方式——古文——书写。但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世界诗已进入我们，我们也已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只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只有一种共通的语境。譬如在80年代，当我们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读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时，我们就明确地知道，这些诗不仅是俄国的，也是中国的。这一切就如中国古诗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为此才有了庞德的“cathay”(《古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庞德最优秀的诗歌)，才有了杜甫的美国传人K·雷克斯洛斯。”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处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起源的作家。“(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现代诗的世界语言里》，引自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一文)正是在一种广阔的”互文性”的背景下，北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80年代的中国诗歌精神，而这一精神实践正是通过他所书写的这些西方诗人，通过他们的译文，通过我们的写作，共同完成的。现代汉诗应是一个活的开放性的系统(借自张枣的一个诗观)，它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这犹如北岛在特朗斯特罗默一文中所说：“自80年初起，大量西方作品译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不是非历史主义者。中国不死，传统就在，无论你愿意与否，传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如同现代性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不必细究的。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可以感到北岛诗与文的厚重与可信(那便是一种汉风与洋味的天然融合)。即便在这本书中，他写的是西方诗人，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身上的一种中国风骨，它每篇文章的中心是那么隐密而稳固，既能任意铺开又能轻轻收紧，行文天然、虚实相间而又游刃有余，随处的诗歌评析，对赏诗者可谓是字字精当，值得细细流连。而且整本书散发出一种统一而集中的80年代特有的风度——一种具有奇特魅力的历史感及纯个人的神秘天赋。

正是北岛这本书把我带回到那早已死去的岁月之中并让那死去的得以复活，得以重新闪耀出光芒，我那过去的生活与写作仿佛让我跟随这本书再次经历。一切都在目前，真的可以触摸。它让我沉入回忆，回忆与诗歌初逢的岁月，回忆与优秀译诗相遇的瞬间。

也正是北岛这本书完成了一个使命。它引导了我们回忆，对一个时代独特语境的回忆；同时他也告诉了我们，一种西方诗歌的现代性是怎样通过译文在中国发生的；但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明了，中国的现代性写作是在与这些西方诗人的对话中进行的，我们彼此如此紧密，竟然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丝毫也无所谓的差异性。

最后，让我们打开本书第一页，与作者一同进入回忆，进入一个时代的翻译与写作吧!

2005年3月4日于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本书收入的九篇文章，是为《收获》杂志的“世纪金链”专栏写的，自2004年第一期起，至2005年第三期，分九期连载。

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那词多半来自英文deadline，直译为“死亡线”，可见其凶险。但也正是这贼船带我乘风破浪，窃得此书。

在我看来，20世纪(尤其上半叶)是人类诗歌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其间，诗歌作为一种极高的文学样式，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的国际诗歌。这一诗歌的黄金时代，无疑和工业革命、“上帝之死”、革命与专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大清洗、原子弹……即和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黑暗有关。我不想给它穿上“现代主义”小鞋，那是西方理论主流话语中一个霸道而混乱的概念。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过度消耗，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与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20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现在是废铜烂铁的时代。

自1999年起，我在美国大学教创作课。让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国际诗歌，特别是对这一黄金时代所知甚少。为此我挑选我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编成教材，在课堂上带学生们逐首细读。久而久之，自有些心得体会。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带来进一步的误导，使本来在批评缺席、标准混乱的诗歌中转向的读者越来越糊涂。相比之下，老一代诗人兼翻译家倒在岁月尘封中脱颖而出，译作依然新鲜硬朗，让人叹服。至于我对某些译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引起警醒，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本书中不少片断是在路上写成的。从委内瑞拉山区的小旅店到马其顿湖边的酒吧，从柏林出发的夜行火车到等候转机的芝加哥机场。正是这种跨国旅行，与诗人写作中的越界有对应关系，使我获得某些更深层的体验。为了这种体验，我有时会专程前往某地，比如德国的马堡。在那里，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失恋，告别哲学转向诗歌，写下他早期的重要诗作《马堡》。只有在马堡街头行走，似乎才得其要领，因为这就是首行走的诗，一切都在行走中复活了。

我所热爱的九位诗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风格迥异，构成了20世纪诗歌壮美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我无意勾勒全景，再加上时间精力等原因，还有不少重要诗人未能收入本书。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位诗人中的两位一一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幸与他们相识。在关于他们的文章中，我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采用的是一种较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无疑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像之间的复杂性相关。有人在网上说这是“诗歌传记”，我看不无道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首先是我的妻子甘琦。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就是她提出的，在她的劝说下，我终于上了贼船；她又是第一读者，每篇文章都先由她悉心校阅；我在种种压力下陷于绝望时，她的鼓励，就像孤独的长跑者得到的惟一掌声。另一位是李陀。他对每篇文章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为我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把关。此外，还要感谢唐晓渡、徐晓和李南，他们所做的大量的编校工作擦亮字句，抹去写作中仓促的痕迹。当然，还得感谢《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在“死亡线”那边的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

北岛2005年5月15日于美国戴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