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青年学生在八十年代参与韩国的民主改革为主题展开情节，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为追求更美好生活梦想一代人的形象。作者把自己的经历作为现实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真实地描述出来。通过生活在历史潮流中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生活来审视这个世界。

天渐渐地亮起来，天空已经呈现出灰蒙蒙的色彩，雪也停了下来。高速公路两旁的路灯已经熄灭，只有来往的车灯像动物的眼睛一样依然闪亮着。从道路两旁的山川显露出的旧日风貌中，我知道已经到了汉城附近。我的感觉也像渐渐醒来的黎明一样复苏了，周围的事物开始变得熟悉。这时，我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那个皮夹子。

像盲人阅读盲文一样，我的指尖在皮夹子上摩挲着，犹豫了片刻。那时候母亲还健在，她把一片苦心和泪水统统凝聚在这保佑平安的佛像上。或许懂科学的人会叱责平安符的存在，但我不想把它扔掉，因为在母亲的世界里没有这套逻辑。而现在好像可以把它抛弃了。我取出佛像，用拇指和食指抚摸了一番，又重新放好。我知道下面还有那张半张名片大小的相片，便用手指把它从皮夹的底层摸了出来。

相片中的她没有笑。这张陪伴着我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监狱生活的小相片，由于化学反应已经泛黄了。天然的卷发，使她的头发看起来好像烫过一样从两旁垂下，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照片上的那张面孔依旧是饱满的额头、带双眼皮的长长的眼睛、略明显的颧骨和始终固执紧闭的双唇，给人以精干和思虑深邃的印象。望着照片，我的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说道“好久不见了”。十年前我们还几度通信，后来因为转狱而断了音讯，那些信件也散失了。监狱里，除了直系亲属外概不准会面，通信只能是简单地问候，朋友的信件看完之后必须上交。这张照片大概是被捕时就已经在皮夹子里了，后来又和皮夹子一起被收上去保存起来。每到换季时，我们都会为交还毯子或领取冬衣而来到放置存放品的仓库，因而，我很清楚这张照片的安身之处。钻了孔的铝板隔出了一格格像书架一样的空问，贴着服刑人员号码的每个格子里都分类摆放着饱含着主人生活气息的物品。有后跟已经磨损偏斜的旧皮鞋，上面还沾有它的主人走过陌生的街道和小巷时带上的泥巴；有带着马格利①酒渍的褪色的工作服上装和眼镜盒；有破损得像抹布一样的夏天衣服；有盛夏最为流行的网状拖鞋；还有厚厚的登山靴、各种帽子和戒指、项链、手表之类的随身物品。它们自主人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陷入沉寂，如同死去的记忆般被粗粗的绳索捆作一团。

我也曾把她的信抄下来留作珍藏，但却在转狱期间遗失了。信的大部分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最后一行好像是这样结尾的：

“我会在芦苇山等待你的归来，我们现在还住在那里。”

说不定我把前后句的顺序颠倒了。我把她的照片仍然放到母亲给我的平安符后面，合上了皮夹。

“舅舅，现在我们已经进人汉城了。”

长长的车队走走停停，好像到了进入汉城的收费站。对于这一带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以前我常因为组织上的事情而奔波于南部各地之间，总是搭乘高速公共汽车在这里进进出出。与先前相比，现在收费站的门似乎宽了些。当时一到这里，车子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爬行。

过了奥林匹克大道之后，由于我们的行进方向恰好与上班的车流相反，便又开足了马力。渐渐地，汝矣岛开始出现在视野里，大大小小的楼群也一个接一个地从江对岸冒了出来。小时候夏天常去洗澡玩水的鬼岩水洼没了踪影，大块的岩石也都消失了。事实上，在我坐牢之前洋袜山就已经被炸掉了，那一片片举着穗子的挺拔的芦苇丛和花生地也从此不见了。还记得那时我和弟弟抓鱼归来时，经常坐在大堤上眺望晚霞映照的三角山。在晚霞的光辉下，三角山与前方的仁旺山、北岳山慢慢地由粉红色转为红色，进而又变成紫色，色彩逐渐地变暗。我总是长时间地坐在大堤附近美军部队温热的输油管上，直到弟弟喊饿为止。偶尔地，晚霞中还会出现从汝矣岛机场起飞的螺旋桨教练机，就像玩具一样闪闪而过。P11-12

我的作品《张吉山》出版于1984年，《武器的阴影》出版于1987年。但后者其实是从70年代初开始断断续续地创作，80年代初最终完稿的。仔细算来，到创作《故园》之前，我有大约15年时间没有写作。

在狱中服刑期间，一些前来探视的学弟学妹们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淡忘了我的名字，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听了这样的话，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焦虑和失落。出狱以后，也有许多人关心黄某人今后是否还能继续写作的问题，有一名记者还曾在采访中当面提出了这个疑问。而再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态竟比以前平缓了许多。对此，我不禁感到有些担心。就像是明明抓了一手不怎么样的牌，却又把转换牌运的希望寄托在以后的那种玩家一样。总之，在我内心深处，想要创造那种光彩夺目的作品的焦虑心情已经消失了。与以往那种反复琢磨推敲的富含感情的作品相比，现在的我更喜欢展开平实而淳朴的内心世界。也许是因为年纪的增长，才懂得了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写作吧。

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我常常流连于全罗道，与那个并非故土的地方结下了许多缘。而光州流血事件则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对我来说，那既是件可以称得上幸运的事，也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而言，它确实值得去经历、去体验，但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它给心灵带来的压力，必须去承受一个人承受能力之外的事情。回首过去的日子，我认为自己的确算得上是个幸运的人。在曲折的岁月中，虽然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写着文章，但这些作品却在最终成为了“文学”。而每个作家，都会以文学为生命穷其一生。也许是起伏多变的经历筑就了我成为作家的心灵基础。

这部作品是流亡柏林时期，在韩裔旅德著名作曲家尹伊桑先生的府中最初产生创作冲动，并开始构思的。当时柏林墙还没有拆除。大概是那年的夏天，那天吃过晚饭以后，我与先生坐在客厅里，一边吃着夫人为我们削好的水果一边闲谈。先生对我说，“你看那个。看见它，我常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我抬头望去，只见玄关通往客厅的过道上，垂挂着一幅中餐厅里常见的珠帘。各种颜色的小珠子串在一起，构成一幅有垂柳、河水和渡船的风景画。在风的吹拂下，珠帘轻轻摆动，上面的画看上去仿佛会动似的。先生去家具店时，一下子就被它那浓郁的东方情调吸引住，当即就买了下来。先生怀念故土的情怀也可由此窥见一斑了。然而，仔细想想，画中的地方并非先生的家乡南海或统营。先生成了永远失去家乡的人。韩国民谣“城主谱儿艺”的第一句中唱道：“洛阳城十里墟，古墓高高低低。”这首歌的管弦乐组曲的标题是“洛阳”，“洛阳”两个字的发音用的是中国原有的读音。这首由亚洲、印度和非洲打击乐器共同奏出的曲子，总是令人产生无尽的冥想和深深的孤寂。我问先生为什么偏偏是“洛阳”，他回答说，这首曲子是一边在心中描绘着远古时期那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饥饿、没有压迫，弥漫着和平气氛的亚洲古城，一边谱写出来的。作为一名移居他国的人，先生的故土应该就是在那样一种地方吧。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全部宣告解体。我想，自己并不是仅仅以一个曾亲眼目睹了20。世纪的结束，目睹了冷战和分裂过渡期的作家的身份，而更是从个人角度，通过实际的生活来记录这段经历。

1993年回国以后，我又想起了服刑期间进行户外运动时的那片围绕在高高的水泥墙之间的狭小空间，联想到武陵桃园和香格里拉的传说，还有那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乌托邦，于是“故园”这个题目便在我的脑海里诞生了。我只是希望在回顾我和我的朋友们过去的经历时，把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不是作为对未来或预见的抽象观念，而是作为现实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真实地描述出来。并且，这部作品并不是站在时代或历史的角度，而是通过生活在历史潮流中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生活。来审视这个世界。用德国哲学家艾仑斯特·布劳赫的话来说，《故园》展现了为追求更美好生活梦想的一代人的形象。  立足于新世纪，在回首上个世纪所经历的苦痛、迷失和挫折的同时，我也重新思索着曾有无数人提出的那个问题：“还存有希望吗?”

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准备重新踏上征程。

最后，向我所挚爱的人们，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感谢你们与我携手共同走到今天。

2000年4月，于德山

黄皙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