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却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奏响了长达十年悲壮的雷鸣交响曲，共和国元勋蒙难受辱；正义之士以死抗争，红卫兵狂飙震撼全国……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蛮、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人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回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本书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大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了当年他的所见、所受、所闻、所感，旨在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的悲剧的再发生。

马识途《沧桑十年》序 季羡林

前言

第一章 莫名其妙地变成反革命

一 到农村去干革命

二 天不从人愿

三 “回不来了”

第二章 大祸临头

一 突然袭击

二 机关枪大炮，一起开火

三 批判勇士的嘴脸

四 “你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五 以烂为烂

第三章 祸从何来

一 事出有因

二 国际间谍

三 冰冻三尺

四 要问个明白

五 种棉花事件

六 水利方针争论

第四章 家破人亡

一 妻子惊惧而死

二 但期来生复团圆

三 斗争升级

第五章 流放生活

一 快活的流放

二 苦中寻乐

三 旧地重游

四 笛溪劳改农场遇胡风

第六章 风云突变

一 天翻地覆

二 在劫难逃

三 形势大变

四 斗争示范

第七章 窗口西洋景

一 红海洋和标语大战

二 广播大战

三 “游斗”

四 陈尸游行

第八章 如今何处找好人

一 株连“狗崽子”

二 斯文扫地

三 于危难处见真情

第九章 死人死人再死人

一 说“死人”

二 彭德怀之死

三 罗广斌之死

第十章 逍遥时刻

一 躲进小楼成一统

二 且向大街逍遥行

三 第二把手

四 严重警告

第十一章 小将的丰采

一 标准形象

二 并非铁板一块

三 有脑筋的红卫兵

第十二章 百日之灾

一 上当受骗

二 问题大得很

三 “下威风”战役

四 鸡蛋里挑骨头

五 “追穷寇”战役

六 “抓漏洞”战役

七 意外的收获

八 奇怪的纸板

九 三杯清泪落窗前

第十三章 逃出虎口

一 祸起仓皇

二 精心策划

三 逃出虎口

四 继续逃亡

五 逃往贵阳

六 逃往北京

七 在劫难逃

八 捉回成都

九 做“高级囚徒”

第十四章 初人监狱

一 “这是监狱”

二 荒唐

三 严重的斗争

四 天天读

五 早请示，晚汇报

六 “拉屎大解放”

七 地下写作

八 写材料的风波

九 御批要案

第十五章 狱友群像

一 指日重登点将台——邓华将军在狱中

二 凌烟书记种瓜来——在狱中的杨超书记

三 强女人和弱女人——在狱中的两位“第一夫人”

四 在狱中的沙汀和艾芜

第十六章 狱中生活拾零

一 既来之则安之

二 平常中的不平常

三 建设厅长做工头

四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五 差点落人圈套

第十七章 出狱又入狱

一 出了监狱

二 又进监狱

三 活受罪

四 “假党员”

五 劳动惩罚

六 不可理喻

第十八章 “解放”

一 “可以写检讨了”

二 久拖不“解放”

三 破家难圆

四 寻找磨心

第十九章 再度“走资”

一 说不脱

二 当“替死鬼”

三 农村社教

四 复辟回潮

五 红卫兵女政委

六 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七 避难疗养院

八 是祸躲不脱

第二十章 帷幕终于落下

一 黑云压城

二 报应到来

三 无妄之灾

四 老章程又来了

五 这一天

附录 立此存照——一份珍贵史料

后记

一 到农村去干革命

1966年的夏天，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下放(这是一个在我们的官场中特有的政治名词，恰如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里的“谪贬”、“流放”、“编管”以至“充军”是差不多的意思)到南充做县委副书记，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中，我从担任生产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直到担任一个区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天天就是搞阶级斗争，在基层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斗八斗，总想把“四不清”弄成“四清”，但是越想弄清，却越弄不清，而基层干部的心斗散了，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感到很苦恼，再这么斗下去，恐怕我就要从“不太受欢迎的人”变成“太不受欢迎的人”了。

我不知道到底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解放以后，搞了这么多年“运动”，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够。最近这些年来，还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党的中心任务。我曾听说，我们党内正有一些理论家，创立了什么“革命中心东移论”，起劲儿地在树立所谓世界革命的“第三块里程碑”，并且自告奋勇地以我为中心，把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扛起来。又不知道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说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革命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并且警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而且认定，基层干部总是沿着“懒、馋、贪、占、变”的危险道路滑下去，有“变修”的危险。因此决定，首先在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在全国调集了几百万干部，经过训练，浩浩荡荡地开到农村去，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干部。我就是那时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在乡下跑，对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们热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过人的生活。当时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搞地下工作的，都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和他们一块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牺牲了无数的同志，才终于迎来了解放。当时我曾作过一首《归故园》的七律诗：

江湖浪迹十余年，

风雨黎明归故园。

壮志未酬悲白发，

河山零落哭黎无。

激昂鸡唱将明夜，

慷慨剑啸欲曙天。

七尺堂堂安所用，

警将热血荐轩辕。

解放后我搞工业和科学工作，大半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下乡少了。这次我被下放当了县委副书记，下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下去住在农家里，和农民(哦，自从公社化后，农民改叫社员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惊异于我们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幸福，干了这么十几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后来还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社员真可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坐车下来时，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服褴褛的农民。而我却穿着整齐的四个兜的官家制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着丰盛的伙食，很不是味。解放前农民所梦想的，我们对他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除开在政治上说是翻了身外，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并没有实现。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下放做一个县官，古话叫做“牧民官”，只有真心诚意地给他们做牛马，办点实事来报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心里才过得去。因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诗来表述我的心情：

欣闻放作牧民官，

得意春风马蹄欢。  路遇褴褛羞衮服，

野惊菜色耻丰餐。

早知厚禄当危惧，

岂得高官便苟安?

发奋从兹当牛马，

敢期父老尽开颜。

但是这回我们下来干什么呢?我们下来是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我们向社员宣传，社员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就是因为站在他们头上的基层干部，许多已经变坏了，简直成为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了。因此我们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下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赶上楼”去，就是夺了他们的权，然后一个一个地清查，一个一个地“下楼”，宣布“解放”。这样的斗争，一搞就是几个月，真是斗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基层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下不了台。我已经是努力对他们进行斗争了，可是开起汇报会来还说我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常常要准备接受“右倾”的批评。

就这么斗来斗去，搞了快两年，说的是只要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也许真是因为我抓革命没有抓好吧，生产总是没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爱的左邻右舍，好像也没有搞好生产。其实大家心里雪亮，由于基层干部许多还没有被“解放”，没有资格抓生产，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错误，也缩手缩脚，怕说是“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再抓生产。社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对于国家“修”不“修”，越来越不关心，甚至反感。他们率直地对我们说：“先把我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别的吧。”

我听信了社员的呼吁，先把生产抓上去，把他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我从我原来主管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调几个农业专家来，一块下到东观区的乡下去蹲点，搞“科学种田”，他们准备作两年五熟的丰产田试验。P1-4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人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胡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胡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干胡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返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是为序。

1998．6．4

写了近十年，柜底压了六年，又经过两年多出版中的周折，《沧桑十年》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后，终于面世了。

这是我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个人经历的沧桑岁月的纪实。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多少悲惨、悲哀、悲痛、悲壮的悲剧上演了。那也是一个笑剧和闹剧的时代，多少荒唐、荒谬、可鄙、可恶的笑剧和闹剧上演了。而最终以四只不能再横行的螃蟹吊成一串的喜剧闭了幕。

那也是一次灵魂大展览，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把自己的灵魂不由自主地拿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了本色的展览。多少卑鄙、丑恶、凶残、谀媚、奸诈、虚伪的灵魂，都从自动脱下的漂亮的、道貌岸然的外衣里展示出来，还自鸣得意。同时又有多少正直、忠诚、耿介、光明磊落的灵魂，从被打落尘埃的卑微的躯体中闪射出冲天的光芒，连那些嗜血狂徒也感到可怕。

那也是一个炼狱，使真金变得更纯净，使精钢变得更坚硬，使英雄现出本色，使懦夫起来战斗，使奸宄现出原形。

我也经历过炼狱，我也展示过灵魂，我现在把我淌着血的心捧献于读者面前，不是乞求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想激起仇恨和报复，我只是希望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鉴诫，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老一代的人们创痛其深，记忆犹新。中年一代曾经身受其苦的，特别是经历过“文盲十流氓”的疯狂造反年代，后来又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过再教育的学生，或者还有一些印象。年轻的一代，因为“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的教科书上不著一字，茫然无知，听老一辈说起“文革”的事，以为那是“天方夜谭”，怎么会有那样荒唐的事呢?更小的一代，脑子里自然是一片干净的白纸，将来也不会有人用“文革”去沾污那张白纸。巴金老人建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既然不见踪影，从此“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才能发现它的踪影了。这终于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从“淡化”到“忘却”，好像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外国人没有忘记，中国人更不应该忘记。这场落到中国人民头上亘古未见的灾难，不仅在我们这些受难者的心灵上留下不灭的烙印，在我们整个国家身上也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我们怎么能够忘记，我们浪费了近二十年建设时期，放过了世界上大好发展机遇，我们损失了几千亿的财富，毁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然而更痛心的是毁灭了不知多少个国家栋梁之才，浪费了青年一代的青春年华，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还败坏了社会风气，至今难以矫正。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孰使为之，孰令致之?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知所警惕，不应该告诉后人，知所鉴诫吗?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讳言“文化大革命”，总想“淡化”处理，最好干脆“忘却”。我不敢说有的人是出于一种心理状态，他曾经在“文革”中紧跟过，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表演，现在回想有如幻梦一场，再也不想提起。但是我想很多的人是出于一番好心，历史已成陈迹，家丑何必外扬，翻老账有碍声誉，不利安定。其实这是一种驼鸟思想。历史是由人写就的事实，谁也无法抹去，如果不能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真要如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的沉重之言：“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如果一场悲剧又在中国重演，那带来的损失就更大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任何朝代的任何组织，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承认错误，认真总结，改了就好。如季羡林教授所说的“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但是改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的光辉”。如果我们很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接受教训，那就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事实上我们中国有人敢于面对历史事实，提出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把它转化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谁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一笔宝贵的财富。邓小平就是从这笔宝贵的财富里，寻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而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他的脑子里空想出来的，是从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成功的经验，错误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过去的弱点和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了，使我们从反面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可以对症下药，找到康复之道。这就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笔宝贵财富加以利用的作法。他做得很成功，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

为了不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还应该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去探求其发生的根源，作深层次的考察，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文化大革命”显然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随便利用的，不能把错误完全推给某一个伟人，或全怪罪于几个小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应该深层次地考察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是在中国社会土壤里和在中国历史现阶段发生的，也只有在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发生。邓小平在说到过去的错误时说：“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说：“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他例举了如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的官僚主义；如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什么事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取消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如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个人权力不受限制，对下颐指气使，搞一言堂，以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父子君臣关系，如此一来，自然会形成对个人尽忠，搞个人崇拜。有了这种家长制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如此等等弊端，邓小平把这些都归结为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

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且如邓小平说的，解放后没有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会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自然是不奇怪的了。这样的事，或早或迟，或以这种形态，或以那种形态，总要发生的。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不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在这以前，甚至追溯到解放初我们喊“万岁”的时候，我们唱《东方红》，叫“大救星”的时候，已经露出端倪。这不是毛泽东要我们喊的，要我们唱的，要我们说的，是我们把他捧为大救星，当作红太阳的，是我们自甘匍匐山呼万岁的。只是我们喊了唱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喊“万岁”，是封建王朝里才有的规矩，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有人喊“大总统万岁”，孙中山马上制止，并且以后不准再喊。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国总统，不准喊“万岁”，而我们无产阶级却喊了，而且被接受了。《国际歌》里说：不靠神仙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而在中国却出了“大救星”、“万岁爷”。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发展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捧成天神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一些人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还有待吸收。于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的。只是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以这样的名义发生，而且一发生，就形成为如此暴烈的形式，却是有其历史偶然性的。

在新生的中国发生这样的事，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当然是坏事。但是当其发展到了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坏事反倒转化为好事，转化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了。从这笔财富里，邓小平领导我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建国的经验来，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一条路线，不要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提不出来，就是提出来了，也不会有人接受，而且会说他离经叛道，要群起而攻之的。所以可以这样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翻了筋斗，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只有在茫茫孽海里沉浮，勇敢地游向前去，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凤凰只有在烈火中涅架，才有希望飞升，这也许是一条真理。

为了这条真理，我们应该不害怕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说出来，并且认真进行总结。

正是为了这条真理，为了悲剧不致重演，我满怀赤诚，奉献出我的《沧桑十年》。

《沧桑十年》在出版的过程中，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我拜读了他新出版的《牛棚杂忆》，大为感奋，我决心带着我的《沧桑十年》稿和老友张彦一块去向他请教。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谈起“文化大革命”，畅所欲言，真是拜识恨晚。他说他等了许多年，不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书，“文化大革命”这场亘古的灾难几乎要被人遗忘了，他很担心不接受教训，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所以他怀着一片赤忱，自告奋勇地写了《牛棚杂忆》。如后继乏人，便如空谷足音。我捧出我的稿本，说愿步后尘。他很高兴，马上答应为我作序。我留下稿本，不出一周，一篇情文并茂的序言便送来了。还听说他怕书出不来，特地出钱到街上复印一份自存，我很感动。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我决心尽快修改，争取出版。季老的序言，无疑给我的书增添了不少光彩，更把我写这本书的动机，说得更明白了。“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我们对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我算是寻到一个长者和知音了。

这本书的出版，我当然要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钟碧惠和曲炜同志，他们发现这部稿子后，虽然还没改定，拿去先看看，不到一周，便来找我订合同，决定出这部书。这样地识货，这样的高效率，令我敬佩。我决心奋不顾身，抱病改稿，按期把书稿送给他们。

为这部书的出版而尽了力的还有如张彦这样的北京好友，热心的北京大学李玉洁和中央党校的杜光同志。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我还不会忘记作家出版社的懿翎同志，她热心为我看稿，还在文字上作过校正，特对她表示谢意。

孩子既已出生，是好是歹，就让它去江湖闯荡吧。

1998年10月于成都城隐楼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