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李大召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主体，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中原大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完整发展的实例，也是这个考古资料积累中的一环。此次研究更多地关注对文化谱系的梳理。为我们揭示豫北卫河流域龙山文化内涵，探讨夏商两大文化集团的关系，对研究该地区文化谱系等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

本书系统报道了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于2002—2003年在新乡李大召遗址进行的四次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晚商文化、东周墓葬、汉代墓葬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以龙山文化时期遗存最为丰富。为研究豫北地区龙山文化向夏商文化发展以及与周邻古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等研究的科研、教学人员阅读、参考。

总序

序

第一章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一、地理环境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三、周围古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文化内涵

第二章 遗址概况与发掘经过

第三章 地层堆积与遗址分期

 一、遗址保存现状

 二、探方分布及总基点的设置

 三、地层堆积情况

(一) I区地层堆积情况

(二) Ⅱ区地层堆积情况

(三) Ⅲ区地层堆积情况

(四) Ⅳ区地层堆积情况

 四、遗址分期

第四章 仰韶文化时期遗存

 一、遗迹

 二、遗物

 三、分期

第五章 龙山文化时期遗存

 一、遗迹

(一) 房址

(二) 灰坑

(三) 灰沟

(四) 水井

(五) 陶窑

(六) 瓮棺葬

 二、遗物

(一)陶器

(二)石器

(三)骨器

(四)蚌器

 三、文化特征及分期

(一) 分期

(二) 各期文化特征

第六章 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

 一、遗迹

(一) 灰坑

(二) 水井

(三) 陶窑

 二、遗物

(一) 陶器

(二) 石器

(三) 骨器

(四) 蚌器

 三、分期

第七章 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存

 一、遗迹

(一) 灰坑

(二) 灰沟

 二、遗物

(一) 陶器

(二) 石器

(三) 骨器

 三、分期

第八章 晚商时期文化遗存

 一、遗迹

(一) 灰坑

(二) 墓葬

 二、遗物

(一) 陶器

(二) 石器

(三) 骨器

(四) 铜器

 三、分期

第九章 战国时期墓葬

 一、墓葬形制

 二、随葬器物

第十章西汉时期墓葬

 一、墓葬形制

 二、随葬器物

第十一章 东汉时期墓葬

 一、墓葬形制

 二、随葬器物

第十二章 结语

附表

附表一 龙山文化时期房址统计表

附表二 龙山文化时期灰坑统计表

附表三 龙山文化时期灰沟统计表

附表四 龙山文化时期水井统计表

附表五 龙山文化时期陶窑统计表

附表六 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统计表

附表七 龙山文化时期典型遗迹单位陶器型式组合表

附表八 二里头文化时期灰坑统计表

附表九 二里头文化时期水井统计表

附表一0 二里头文化时期陶窑统计表

附表一一 二里岗文化时期灰坑统计表

附表一二 二里岗文化时期灰沟统计表

附表一三 晚商时期灰坑统计表

附表一四 晚商时期墓葬统计表

附表一五 战国时期墓葬统计表

附表一六 汉代墓葬统计表

后记

英文摘要

日文摘要

李大召遗址位于新乡县大召营镇李大召村北，是1956年新乡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1984年，在河南省第4次文物普查中再次进行复查，认为这是一处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遗址。遗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为4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中部为一高台地，高出四周地面约1～1．4米。文化层厚2～3米。1986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和河南省文物局最近正在编著的《河南省文物志》均把它作为重要遗址予以收录。

2002～2003年，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这里先后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实习，总揭露面积1820平方米，揭示出这处古遗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新乡李大召遗址的发掘资料已陆续有3篇考古发掘简报分别在《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上发表。如今，正式的考古报告专辑《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新乡李大召》)，已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整理编写完成，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应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新成果。

在中国考古学科中，考古发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考古报告编写与发表则是考古发掘的延伸和后续工作，是考古发掘成果一种主要的表现方式，为更广泛、更专门、更深层次的考古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新乡李大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作者用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遗址从早到晚的地层叠压和打破关系，明确了古代先民所创造古代文化的时间框架。用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获知出土器物的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从而使其成为遗址时间框架中的物化载体。

《新乡李大召》一书完全符合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详细、客观、真实、系统地全面报道了考古发掘资料，避免因选择典型而漏掉其他大量的信息。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大批遗迹、遗物的线图，彩色图版和黑白图版，并有很大篇幅的附表，把遗址所包含各个时期发现的房址、灰坑、灰沟、水井、陶窑、墓葬和出土全部陶器的陶系、纹饰、器形一一列出，从不同侧面形象地记录发掘出的遗迹和遗物，并对各个阶段文化自身的分期和与周边同类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诠释。见物见人，去解读古代人类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去认识古代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

通过本书让我们了解到新乡李大召遗址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两周文化和两汉文化，前后延续达4000年之久。新乡李大召遗址就像一部埋藏于地下的史书，记载了从仰韶文化到东汉时期历史长河的轨迹。这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环环相扣，又与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和秦汉帝国文明息息相通。这在其他同类文化遗址中尚不多见。

新乡李大召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完整发展的实例。距今约5000—4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中原大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由发展到解体的阶段，也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即将产生或刚刚产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可以说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当时古国林立，《吕氏春秋·离俗篇》记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也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的“万国”是形容其多。到了商代仍有三千，武王伐纣时还会聚八百诸侯。这时中国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尽管还是初级的不够成熟，可以称之为方国文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这样开始了。

对中原地区来讲，河南龙山文化介于仰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这个结论已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也就是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从原始社会到夏王朝，从氏族“禅让”到王朝“家天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质的变化。新乡李大召遗址丰富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对其文化内涵进行对比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学课题。新乡李大召遗址的发掘与考古报告出版，为研究该遗址龙山文化的发展及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建立豫北卫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序列提供了新资料；为揭示豫北卫河流域龙山文化内涵，探讨夏商两大文化集团的关系，研究该地区文化谱系等诸多方面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

与此同时，新乡李大召遗址又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主体，成为聚落考古的一个亮点。河南北部是古文化遗址分布相当密集的地区，在以新乡李大召遗址为圆心、半径为20公里的范围内，类似的大遗址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相距3公里的新乡县洛丝潭遗址，相距10公里的获嘉县同盟山遗址，相距12公里的新乡市鲁堡遗址，相距17公里的辉县市孟庄遗址，相距19公里的辉县市凤头岗遗址等等。至于其他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未定级的古文化遗址还有数十处之多。在这些遗址中经过考古发掘的为数不多，而编写成考古报告专辑经由出版社印刷出版的，也只有《辉县孟庄》和《新乡李大召》两部，由此也凸显出新乡李大召遗址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通过对文化遗存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其后，这种研究更多地关注对文化谱系的梳理，这是因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演进，还是夏商周三代社会多民族和多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都需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历史的进程和线索，都纳入到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大视野中。近些年来，聚落考古得到更大的重视，促进了从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文化因素分析与量化更加精确，为探讨考古学文化关系及对发展进程的影响等研究提供了条件。随着聚落考古越来越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遗址发掘的观念已从重视单体遗迹的完整把握逐渐转变为通过对过去的活动地面的把握，来了解不同遗迹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加大了聚落形态研究在田野考古中的比例。其中包括遗迹研究、聚落研究和聚落群研究这三个相关的层次，最终归结为聚落所反映的社会的复原，涵盖聚落经济技术内容及其与环境资源之关系，聚落社会组织结构，聚落群的精神文化等。

如前所述，新乡李大召遗址跨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和汉文化，这自然又涉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到高峰。再到秦汉大帝国，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这个过程经由考古资料的积累逐斩明晰起来。新乡李大召遗址，也是这个考古资料积累中的一环。

中国是世界最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从其进入古代文明社会之时起，从未中断的五千年光辉历史进程，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的古文化、古文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库，对其相邻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十分复杂，经济文化类型非常丰富，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平原、山地、草原、河旁、湖边、海滨……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涵，形成了采集、渔猎、畜牧、农业、游牧等各种各样的经济生活。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文化来说，其多样性在世界各地是罕见的，由此构成了中国考古学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中国近代考古学晚于两河流域、埃及和欧洲，甚至晚于日本，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的潜力是巨大的，有充分扩大新领域和增加新内容的发展余地，这无疑在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文物大省——河南的考古工作者，自然会感到任重而道远。中国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样，表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也是连绵不断的，这种古往今来文化传统的延续，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定位，加上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国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形成自己特色的同时，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笔者过去读过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发表的一些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也读过诸如《豫东杞县发掘报告》这种大部头的专辑，这次又有幸作为最早的读者读到了《新乡李大召》一书，着实感触甚深。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荟萃。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郑州大学1976年创办了考古专业。近30年来，薪火相传，既重视基础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又注意抓好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可以说是认认真真培养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在教室上课，在田野考古发掘，在文物标本室整理研究，踏踏实实走过了现代考古学的全过程。一批又一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出了校门，活跃在河南和省外许多文物考古单位、高等院校的工作岗位上，这些充满朝气的青年人，已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骨干力量。在这里祝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越办越好，再创辉煌!是为序。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于1976年，如今已进入“而立”之年。一年一年的历程，星移斗转；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迎来送往；变化的是自然容颜，不变的是学校专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经过几代师生员工的奋斗，在各级政府以及兄弟院校的支持下，郑州大学考古学科已经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许多毕业生奔赴于各条战线，成为国家有关部门的栋梁之材。

在考古学科建设中，始终被视为学科生命的是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郑大考古专业师生以中原考古为中心，结合学生实习，先后参加或主持新郑裴李岗、禹州瓦店、舞阳贾湖、新郑郑韩故城、杞县鹿台岗与段岗、尉氏椅圈马、辉县孟庄、郑州小双桥、长垣宜丘、黄河小浪底库区妯娌．盐东、三门峡庙底沟、重庆忠县瓦渣地等二十余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任务，取得了不少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2002年春天，为了进一步探讨豫北地区古文化发展面貌以及与豫东的古文化关系，经河南省文物局批准，开始对新乡李大召遗址进行调查、钻探、试掘，继而成为2000、2001、2002级本科及研究生的实习基地，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发掘执照。经过4次发掘实习，共揭露面积1820平方米，发现它是一处拥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时期文化、二里岗时期文化、殷墟文化、周文化与汉文化前后延续4000年之久的遗址，不仅丰富了对李大召遗址本身的认识，也对研究该遗址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关系提供了新资料，从而更加有利于今后对该遗址的规划与保护。 

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实习是一项经费支出较大的活动。郑州大学教务处一直拨出专款支持考古专业田野发掘，国家文物局也给予了一定经费补助，后又得到“211”专项经费的资助，在此谨代表考古专业对支持此项工作的上级领导部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发掘中，河南博物院张文军院长、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松林所长亲临工地指导。郑州大学吴逸明教授(原副校长)、宋毛平教授(现副校长)、姜建设教授(现教务处长)以及历史学院的领导也多次到发掘现场指导慰问。整理期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广阔研究员与考古学专业的李锋、张国硕、靳松安老师多次探讨切磋，给予有益启示。2004年10月，召开“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时，许多与会的专家学者也都给予了指点和帮助。另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杨育彬研究员在百忙当中惠阅赐序，考古学专业的华国强老师承担了内容提要的日文翻译，博士研究生徐蕊同学承担了内容提要的英文翻译，博士研究生刘尊志、硕士研究生陈钦龙等同学参与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可以说本遗址在调查、发掘、室内整理与报告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大学、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新乡市文物局、新乡县文化局、新乡县文管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作，在此致以最衷心的谢忱。  报告的出版得到了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闫向东社长及孙莉、张亚娜等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报告执笔：韩国河赵海洲

绘图：许俊平、王相逢、寇小石、刘俭、焦建涛、李杨、陈钦龙、赵海洲、刘尊志，由许俊平老师审核所有图纸资料

器物修复：刘俭

拓片：刘．俭刘尊志张贺军陈钦龙赵海洲

照相：韩国河刘彦锋任伟赵海洲张继华

发掘所获全部标本暂存于郑州大学文物整理室。以往所发简报和其他与本遗址发掘相关的资料，皆以本报告为准。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有限，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诚望各位师长、同行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者

                  20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