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价值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品牌栏目可以持久？多媒体集团的资源为什么能共享？……本书作者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NBC、ABC、CBS、PBS、CNN，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全面呈现了美国新闻类电视节目从栏日创建、主题选择、材料准备，到现场实施、审片等制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透露了电视台内部的财务预算、人员招聘等管理内幕。

作者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NBC、ABC、CBS、PBS、CNN。她的采访对象既有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蒂姆·卢瑟特、彼得·詹宁斯、华莱士等，也有《60分钟》、《新闻时间》、CNN国际频道等著名栏目和机构中的总制片人、高级制片人、总编辑、高级撰稿人等幕后人员。

作者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全面呈现了美国新闻类电视节目从栏日创建、主题选择、材料准备，到现场实施、审片等制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透露了电视台内部的财务预算、人员招聘等管理内幕。

读者通过这一场场的情景对话，以及作者对自己在国内传媒业经历的感悟，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囤电视业的发展现状和运作机制。

自序：为什么要去美国 王利芬

序：我看电视 赵启正

开篇

第一章 主持人的价值为什么那么高

第一节 新闻主持人靠的是观众的信任

——采访NBC《晚间新闻》主持人汤姆·布罗考

美国大选时的政治分化更加严重 

我的核心观众是那些小镇上的人 

今天的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比上一代弱 

第二节 准备，准备，还是准备 

——采访NBC《会见新闻界》主持人蒂姆·卢瑟特

尽量向你的嘉宾学习 

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会花上一整周的时间准备：

我很清楚其他与我们同类节 目的状况

出身贫寒恰恰是我生活的秘密武器 

第三节 投入节 目内容是我的工作习惯

——采访ABC《今夜世界报道》主持人彼得·詹宁斯

一个电视新闻巨星的殒落

交接文化最能体现文明水准

我痛十艮只会念稿子的主持人

总编辑的职责

长相问题不再困扰我

我要用我的眼光看中国 

与团队的合作关系 

与竞争对手常常一起吃饭

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在支撑彼得? 

第四节 永不放弃对新闻原则的捍卫

——采访ABC《夜线》主持人特德·科佩尔

与总制片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夜线》在华盛顿而不是纽约 

精彩的报道瞬间

我们的电视被商业利益追赶着

我不怕落伍

彼得比我高大且英俊

我们的驻外记者站越来越少

第二章 为什么名牌栏目可以持久

第一节 在CBS的《60分钟》

100多号人都在为七位主持人服务 

从一个栏目的构架看东西方的管理思路 

这么多人服务的主持人是如何工作的? 

采访华莱士

莫利·塞弗：年轻人不看电视，那是他们的问题

《60分钟》栏目如何运作

总制片人的职能如何切分给高级制片人

第二节 在PBS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

民营媒体公司如何办新闻分析栏目 

采访总制片人

丹告诉我什么是职业化

《新闻时间》栏目的日常运作

第三章 多媒体集团的资源为什么能共享

第一节 关于CNN 

时代华纳离我们有多远? 

见到CNN的创始人特纳 

我们面临的管理难题

CNN的组织结构 

第二节 资源共享的关键 

CNN的总任务台 

第三节 透过几个部门看CNN集团的运作

如何准备突发新闻之外的重大新闻报道? 

为什么主持人不走穴? 

复杂的编辑程序如何适应大生产化的要求?

一份菜何以多吃? 

电视台的网站是转载消息的吗? 

电视台的人力资源部门是如何工作的? 

《深度报道》栏目与新闻性频道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四节 CNN国际频道是如何运作的?

关于主持人和团队

采访国际频道的负责人

采访国际频道主持人

采访国际频道内容总监

采访国际频道总编辑

采访国际频道责任编辑吉姆·谢尔曼(Jirn shiffmen)

采访国际频道写手

采访国际频道高级制片人萨拉·亚格林(Sara Yeglin)

后记：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非常可笑的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主持人时，我问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主持人走穴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主持人在内容上的投入问题，这两个问题让他们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存在这种问题。走不走穴的问题事关自己的职业声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再说，与用人方的合同中签订得很清楚，没有谁会违反合同。另外，如果在内容上没有驾驭的能力或者不用功，用人方很快就会解约。我问过几个管理主持人的行政高管人员，他们说，如果对某主持人不满意的话，即使是合同期不满也不会用，他们宁可继续付给你工资直到合同结束。

在美国传媒业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30年来一直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的主持人的素质的确是很高，竞争的千锤百炼让这些顶级的主持人拥有着在他所在的职业队伍中最高的素质和某些别人难以企及的才能。

我所着力采访的三大主持人几乎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顶级人物，他们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标杆，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们在某一新闻中出现或对某一新闻的关注已变成这条新闻的重要与否的标志。一般来说，得到一次两次全国性的大奖(如美国电视艾美奖)已实属不易，如果有一个外国人能得到这个奖项，那么他就会很容易申请到绿卡，因为他会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卓越贡献的人。而在他们三位主持人的办公室，那些全美国电视的最高奖项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几乎多得没有地方放。我记得特德·科佩尔的办公室中除了书架上有许多这样的奖外，窗台的角落还躺着好几个，而他还拿这些奖项轻松地与我开玩笑。

我在本章中所采访的4位头牌主持人中有3位已是年过六句，还有一位也接近60岁，他们都在从事传统的严肃新闻。在每一位心中，我都感受到他们有一种被时代趋势一点点隔离开的感觉，在三大晚间新闻网的收视率持续下降而不可遏制时，我分明听到了他们每一位心里的哀叹声。对于曾经驰骋于一个时代的豪杰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时代逐渐不再需要他们更难过的了。但是，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时代的变化，通信和互联网的技术兴起加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同时也缩短了每一代英雄的寿命，这三位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前辈克朗凯特一样其新闻生命持续那么长，因为时代的脚步的确太快了。人的生命有周期，观众选择新闻的方式也出现了周期，而且这个周期也越来越短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的历史，她既经受着传统新闻的复归的过程，同时也遇到了全球范围的新技术的革命，这两个因素相加，使新闻业态呈现着一种难以预测的复杂，此时我们极有可能手足无措，观念不清晰。因为我们的发展轨迹要复杂得多，难以剖析得多。这种诸多变量使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比发达国家充满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他国经验都难以轻易地简单化借用。那么我为什么要采访这些上一代的名牌主持人呢?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应付任何非确定性都需要信息的掌握和确定性的经验，因为在时代向前似乎一日千里的推进过程中，唯有历史的经验和个人的经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抓手。

其实有关这些主持人的各种报道和资料多得不能再多，他们的观点到处都是。应该说，关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新闻，也没有多少新的观念。那么我为什么要采访他们?我想通过近距离的接触感受这些行业精英，在对话中感知他们的工作态度、人生态度和待人处事的态度。这些是我从那些堆成山的关于他们的资料中所得不到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任何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我希望我能准确地传达出我对他们采访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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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美国

一年前当我去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签证时，我排的那一队有1 1个人，我排在最后一位，除了我以外，前面的10个人全部被拒签。这10个人被拒签后，离开窗口时的脸色不是发青发红就是发灰。拒签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要么重来，要么就永远也别想得到再次签证的机会，因为有过拒签经历的人再签时顺利的可能性并不大。

去美国的签证先是用电话预约，到了约好的时间，拿着各种材料到美国大使馆前等着叫号。说是美国大使馆前，其实不是，因为大使馆门前已经被铁栏杆围住，并延伸了整整两个半条街，等着叫号的人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挤着。离街边不到两米的地方高高地站着两个哨兵，他们负责叫号。在这里，你会发现许多人不是忘了拿这个证明就是相片不合格，或者没有填好人名、电话号码等等，总之会有无数进去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任何一项材料不合格或者缺少任何一项都必须出来再准备。所有的有一些差错的人都会急得一头汗，因为错过了当天的时间，你又得重新来一次。好在这里有一些小贩，他们的买卖就是帮你完成这些事情，准备各种琐碎的材料成了小贩们的商机。

被叫上号后要签证的人会沿着铁栏杆走好几分钟，铁栏杆围住的地面上是积水过后的青苔，显然这里被围了很长的时间了，可能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中国学生在这里抗议后围起来的吧。在这个长长的围栏内，走错一个口都会被哨兵以军事口吻叫住，其氛围让人很不舒服，也与附近一派和平的城市景象不协调。

如果说走进门前是不好受的话，那么进门后就更难受了。并不是你走到门口后就让你进，而是等足了一定数量的人才一起放进去。进去后首先是进行安全检查，过了安全门后，要排两次队，一次是按手印，一次是真正地排队等签证。两个队排下来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以上，由于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多数人只能生生站上两个多小时，而且是人挨人，不能聊天讲话，如果讲话声被听到，训斥会随时出现，他们的盛气凌人让人感觉到是在看护一群犯人。

终于排到窗口前时，签证官通常不会超过五分钟就把你给打发了，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就伸手过去取那张拒绝签证的单子，许多有经验的学生一看见签证官的手往那叠拒签的表前伸时，脸色就变了。

签证的经历像一场噩梦，它让你的自尊最大限度地受辱，让你的体力(也就是站功)最大程度地受考验。但凡有可能，没有任何人愿意再走进那个地方。

这样的经历让我不禁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美国?”是的，美国我并不是第一次去，只不过此前去都是公派无须亲自来这里。我读过不少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它的伟大人物、它的历史我知道得比一些美国人还多。不仅如此，我清楚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威胁其他国家和捍卫自己的领土的能力，它仍然控制着全球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和系统，它决定着全世界的金融和信用构架，它同时也是创新的发源地。

这些都是书面上的东西，也是模糊的、抽象的，并不足以说明想去这个国家的理由。真正地知道这个答案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到中国的日子。在回到国内的这段日子里能清晰地凸显的感觉是：

·在美国，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华盛顿，你想任何事情似乎都是站在全世界的顶端或中心，仿佛眼前永远有一个世界地图，而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或者说全球感回国后一点点地在消失。

·只有在美国，在各种强烈的对比中，你会如饥似渴不由自主地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也似乎就在那个时候，你发现你比以前在中国时更懂自己的国家，更懂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不易。在200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曾经有一个题为“成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论坛。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让人夜不能眠的题目，其实这对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其意味都不尽相同。50～60岁的中国人，生命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反左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龄更大的中国人还须饱受内战、日本侵略战争之苦；30～40岁的中国人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同时，更须经受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振荡和价值失范后的变型和失衡；20多岁的中国人的确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更现代、更现实，也更新潮，但他们所遇到的将是一个改革了近30年后真正需要闯大关、需要大阵痛的时代。在中国，你不会时时刻刻感受到你是一个中国人，而在国外，尤其在美国，这种感觉简直是如影随形。

·面对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极为市场化的国家，你会感到它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中国的明天，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中国特色，我们的许多发展趋势仍是在向着它的方向前行。这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一定就像美国，一点也不是，我指的是时代趋势。这个判断其实与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以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的敏感并无多大的关系，它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

在去美国之前，胡舒立的《财经》杂志与北大的徐泓老师请英国《金融时报》为中国的财经媒体记者做过一次培训，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学员中的一个。当时作为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四档财经栏目的总制片人，每天要处理的事情让我无法像别人一样全部脱产去学习，哪怕只有12天。然而就是那样断断续续的学习，仍然觉得收获颇丰。我们学的内容是如何写公司新闻，怎样报道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如何写商业新闻特写、资本市场的故事，如何报道金融消息以及基本的写作技巧。在这个培训班里学习的一个并不完整的12天，让我领略了什么是职业化的含义，也初步知道了一个真正的财经记者的水准。这次培训l包括一次实地实习，后来我又去香港《金融时报》亚洲总部学习了一个星期，每天近距离看他们的发行人、总编辑、编辑、记者如何工作，从早到晚观察、学习、请教，感叹良多。《金融时报》从内容到发行，一张日报竟然只有40多人，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金融时报》的总部在伦敦，但香港的亚洲总部和纽约的美国总部三个地点随时差的交接就像在一个办公楼进行，电视会议让全球工作的员工如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与发行人交谈如何管理的过程中，我特地要了一张他们每一年的评定表，上面有上一年工作目标评定、一年中的执行情况、下一年度的目标。当时看到这几项时我很兴奋，这种业绩评估是我们缺乏的，也是未能很好地执行的。所以当时我还特地找他们要了一张已评定好的表格给我做个示范，我希望在我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借鉴。

这次培训和实习不仅强化了我一定要停下来花一年的时间出国学习的想法，更让我模糊地了解了一些西方媒体的职业特点和管理思路。在那里其总的思想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功能划分，再对每一个职业的操作进行细分，尽可能将任何一个职业和组织管理中变量和非透明的程度减少到最小，让所有的操作都程序化、流程化，固化那些能固化的东西，留下创造性的空间。

当然我更想弄清的是与我的行业相关的美国电视的运作和理念。

是的，这些都是去美国的理由，所有这些说得出的原因和内心发生的看不出的变化可能都是答案。所谓内心的变化是进一步自我选择上的宽阔的心理背景和空间，是一种对自己的真实才能在多种角度和时空下认知的加深，是一种在充电的同时知道如何使用有限能量的智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获，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理上的从容。

回国后我特地又去看了一眼签证叫号的地方，一切还是老样子。声调照旧，不舒服照旧，拥挤照旧。一年前我离开这里时，知道了情形是什么样，一年后重回这里，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知道更多的不是逻辑上的，是心理认知上的。

在美国的一年中我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络中的NBC、ABC、CBS、PBS、CNN中几十名中高级从业人员，采访的问题涉及了我作为一个电视人的所有困惑和疑问，在众多的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具有其普遍性，同时这三个问题也是电视生态的一个链条。电视是以主持人作为用户界面、以栏目为载体、以一个频道为依托的。所以我想回答的这三个问题是：

·主持人的价值为什么那么高?

·为什么名牌栏目可以持久?

·多媒体集团的资源为什么能共享?

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背后，是深深困扰我的中国现实。

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中国观众的公共话题。我曾管理过一些主持人，也有几个称得上朋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在盛名之下其实有着一个并不太好的职业状态，他们会冒着被台里处罚的危险提心吊胆参加一些走穴，主持一些商业活动获得收入。更多的主持人由于对节目内容没有掌控权而停留在读稿状态，或者是一种并没有多少挑战感的工作状态，而这，会极大程度地妨碍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在工作中的提高。所以我首先关注的是美国最大牌的主持人，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工作和思想的。

其次，是我们的名牌栏目的生命力总是不强，三五年工夫就不行了，这也是业界和外界常常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专门选取了美国CBS《60分钟》进行解剖，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老牌栏目。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华莱士由于采访过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中国有着比美国其他节目主持人更高的知名度。

再次是美国一个频道和一个媒体集团的资源共享问题，这是一个让中国许多媒体的管理者头疼的问题，也是我管理二频道几档经济节目中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个部门、一个频道，更多地存在于多个频道和不同媒体并存的媒体集团里，所以本书重点将观察美国电视业中这三个问题。

到本书出版前，我回国已有7个月。我记得回国第二天见赵化勇台长时我就说出了我想做一档大型的电视赛季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就是《赢在中国》。这是一个用电视淘汰的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选拔创业型人才的过程，它再也不是仅凭电视这一个单向度传播就可成功的节目，而是一个集多种传播手段为一体的交合作用的结果。

这个创意其实是受美国《学徒》的启发，我所说的启发指的是商业人才的选拔可用电视来表达。回国后我看到有好几个中国版本的《学徒》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促使我想了许多。首先的一点是，照搬必死无疑。因为原有美国《学徒》中价值观的东西将会受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抵抗，但若改掉它的话，其节目本身的好看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这样，若想借用这档节目必须本土化。“本土化”这三个字我们并不陌生，我想伴随着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公司走出的进程，这是一个让二者都很头疼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让我们观众打心眼里喜欢。若对观众心理的内在需求和市场需求没有一个较好的感知和对一个正在日新日变的时代前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尽快让自已对中国这个陌生了一年的市场熟悉起来，这几乎是我做《赢在中国》研发的必修功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把握到了两个主题词——励志与创业。前者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承传，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后者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保障，也是今天中国正在向商业社会推进过程中个人实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有了这样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想将励志、创业作为我们节目的主题以及价值驱动，根据这个再来研发合适的电视表达方式。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执著的想法，并想把它变为现实，这就很麻烦，其困难的程度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我的方案先是在台里三次编委会讨论通过，接着再到广电总局审批，审批后磨合公司化运作机制，然后再找钱，再建立团队，最后再在原有的节目方案上继续研发。一个创业公司所经过的找项目、找机制、找钱、找人、搞研发这些要命的过程我全部经历了。以前在中央台做节目是国家拨款，做节目的过程其实是花钱的过程，只需搞节目创意即可。现在这几个找的过程让我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有时在找这个找那个的过程中，其意想不到的心理落差常常让我一个人独处时落泪。我其实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从小到大总是很自律、很勤奋。吃苦我一点也不怕，但有一些关于自尊的感受让我内心消化起来非常费劲。在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把事情做成的人，因为，成事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过程，一个理念变成现实不知要经过多少意想不到的艰难。

在《赢在中国》13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开过后，我们的报名已开始，《赢在中国》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它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公众项目，我想难题还在后头。

虽难，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压力，因为减掉压力的最好方式是告诉自己我每天尽最大努力。只要尽力了，是成是败就是天意。以前在《新闻调查》最后交片时，有许多人害怕，我不怕，因为在此之前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尽力了吗?如果回答是“是的，我尽全力了”，我就一点也不怕。

做事的过程是一个自己的历练过程、对他人的认识、对社会深处的把握都会让自己不断地成熟而从容，这个过程在一点一点削减我的书生气，在打磨我那些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书本知识，在剥离着我原有的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在静默里，在音乐声中，细细地体会这些过程是生活中极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体会里既享受也受折磨。

做《赢在中国》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赢在内心的过程，只有内心能战胜自己的人，才会真正地赢，而这谈何容易，但我会尽力的。

2006年4月1日晚十时半

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开始写这本书的前半年，我一直处于一篇英文论文的折磨中。当我提笔用中文写作时，一种自由抒发的快感洋溢在周身。

在布鲁金斯协会的办公室里，我一直打开着一部收音机，终日停留在立体声调频103.5上，这是一个专门的古典音乐台，一曲接一曲的欧洲音乐让人终日处在一种有节制的激情涌动中，不同的乐曲不仅会带给我情绪上的变化和地理上的向往，更多地让我感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和符号是多么重要，而这，对于人类共性和个性的深人理解几乎是唯一的一把钥匙。

而对于我来说，对外在世界的任何认识都会促发自我内心的审视。当我在许多人的帮助下终于完成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讲演后，最欣慰的是我知道用非母语写作的难度，并将永远放弃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是我平生第一次丢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信条。回想从小到大一路跌跌撞撞的我总是不服输，总认为什么事情靠所谓的非凡努力就可办到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在这种释然的一笑中，我想我长大了，人是在对象化的认知中长大的。世界好大，自己好小，能人好多；越知道这一点就越觉得自己有限，生命的有限，能量的有限，理解的有限，视角的有限，知识的有限，技能的有限，可做的事情有限。

因为有这么多的有限，其实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种励志型的口号以前总让我们激动不已，让我们的血液在周身加速流动，让我们内心的混合愿望迅速攀升，让我们觉得在许多的相关领域似乎无所不能。若回望中国企业家的2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间败北的原因多半不是因其小而是大，看周围许多热闹的人生，总是栽跟头的还是那些头衔太多而不是太少的人。我们的人生需要激励，需要感召，但更需要的是要看看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小。只有发现后者才会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会找到一个走向所谓成功的恒久的路径，也才会真正将自己微弱但很独特的光聚集起来，并尽可能地发射出来。

来美国之初就打算写一本如何明白美国的书，这种大而无当的选题，让我几乎掉进了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储备，更是关于美国社会生活实践的汪洋大海里，其捉襟见肘的状态可想而知，不要说我在这里只待一年，就是毕其余生也不见得能完成这个大而无当的命题。

我在美国的一年中活动空间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美国电视领域，我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中能够采访到的人；二是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首都华盛顿。

一年的时间的确太短，写这样的书的确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准备、更频繁的旅行。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会对很多的事情习以为常，表达的愿望也许会逐渐降低。我不想给自己任何的借口来推延这个艰苦的写作过程，之所以说艰苦，一是联系采访各大电视网并要在那里对一些核心人物和对许多职位进行详尽的采访并不容易，这中间所费周折真是一言难尽，好在我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与他们协商，我可以等，我有耐心，我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二是所有的采访用英文进行，请助手从录音机上整理出后，面对几寸厚的文稿我又要将之译成中文，这个过程时间和精力投入之多超过了我的想象。

每每与国内同行们沟通，听到他们所问到的关于美国的问题、关于美国电视媒体的问题，我深感有必要把我所看到的用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虽然我所了解的极其肤浅。作为电视从业者和传播者，我相信这也是我的职业责任，所以在我写作过程中，我心中的读者就是这些有愿望推开外部世界的窗口的同行们。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我的同行中会有更多优秀的后来者走人美国电视这个行业，了解更多、更全面、更深入的东西，但我希望用我这一年的肤浅认识来为他们打基础，更希望用我的视角来看一看我所了解的美国和美国电视行业。

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我首先要感谢布鲁金斯协会外交政策中心的行政助理朱丽亚·凯茨(Juia Cates)女士。在刚到布鲁金斯的日子里，是她带我熟悉了许多在华盛顿学习和生活的注意事项。我到布鲁金斯后交出的一个年度计划不仅是在她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完成的，而且每走一步她都以最能激励我的方式希望我完成自己规定的计划。我每出差一地采访都要在当地与她通一次电话，向她报平安，向她说说我的顺利与难度，她也会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给我许多的提醒和关照。她似乎已经成为我在华盛顿的一个亲人，当我结束了一年的学习要离开时，我们俩一起再回过头来看我刚到时制定的计划一一实现并超额完成时，她似乎比我还高兴，因为她见证了我每实现一个计划的个中喜悦和艰难。

感谢田溯宁介绍我认识了他多年的好朋友薛海培，他是我在华盛顿交流最多的人，说是交流基本上都是我在向他请教。我所提出的关于美国政治的问题、社会问题在他那里基本上都会得到解答，如果他不确定，他总会如实地说他这一点并不清楚，然后他会向别人请教。他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知识面的广博，更重要的是每每从他的交谈中，我总能感到他身上那种很深的人文情怀和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情怀我曾从我的导师谢冕教授身上感到过，但这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还要感谢的是布鲁金斯的黄靖博士，他在繁忙的日程中常常走进我的办公室给我许多提醒和建议，在我的英文论文写作的后期，他亲自动手逐句为我修改了论文的全部，他的修改稿我至今还保存着，因为经他一修改，论文水准提高了许多。当时他忙碌的程度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这个修改让他花去许多时间。我还要感谢他的助手李晓汀，他的专业是政治学，在我的论文写做过程中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

每当我思考论文构架感到不清晰时，我总会向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求助，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西方教育的认识以及他看问题的穿透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也曾与他的博士生钟布多次交流，他曾在CNN的制作部工作过好几年，从他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

布鲁金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职业态度让我十分尊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需要借阅大量的关于美国电视新闻方面的书，有许多书布鲁金斯图书馆并没有，他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外面图书馆调入，然后送到我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支持，我总想一定要好好写这本书，否则对不起他们的劳动。

我还要深深感谢迪士尼集团副总裁唐军先生、曾在CNN工作过的梅燕女士、我的朋友迈克尔·施巴克(Michael Spiessbach)先生和刘白芳女士，与我同时在布鲁金斯做研究员的密西根大学的教授李侃如先生、我的朋友于莹女士和他的先生，是他们的各种帮助让我得以完成这本书，以记录这个对我来说实在不平凡的一年。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忙碌的工作中安排时间与我见面的那么多的被采访者，我希望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浪费。

在本书付印之际，我已回到北京与我的女儿迪尔一起生活，仅此一点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踏实。因为一年中与她的分离让我条分缕析地体验了思念的揪心，那种分隔带来的尤其在黑夜来临时的煎熬，多少次几乎让我放弃所有的所谓追求，而只想过一种最最平实的团聚生活。以前做《对话》栏目时，我已错过她成长的一段时光，但那时由于没有地理上的阻隔，我能顺利走过来。而在美国的这一年中，我无数次看着布鲁金斯协会五楼墙上那幅硕大的世界地图发呆，中国和美国横隔着一个太平洋，真是太遥远了!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一个成年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那样的不易，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明白以前并未体味那么细致的人生旷味，最最让我深切体会到的就是我这篇后记的题目：  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2005年月10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