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横跨五大洲，时续30年的友谊，一段没齿不忘的文学不了情，一本耐人寻味的回忆录。保罗·索鲁和V．S．奈波尔两人从乌干达到新加坡，从伦敦到纽约，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同时在文坛取得辉煌成就，为世人瞩目。但是两人性格迥异，个性鲜明。其交往过程妙趣横生，栩栩动人。

本书是保罗·索鲁的一本文学回忆录。记述了保罗·索鲁和V．S．奈波尔两位当代英语文学才子的一段文学对话，以及两人一场30年没齿不忘的友谊。两人从乌干达到新加坡，从伦敦到纽约，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同时在文坛取得辉煌成就，为世人瞩目。但是两人性格迥异，个性鲜明。其交往过程妙趣横生，栩栩动人。通过此书我们得以管窥两位文学大师的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

行万里天涯路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第一部 非洲

第一章 名满坎帕拉

第二章 “我可不是一般人”

第三章 卡塔加山寨

第四章 卢旺达狩猎行

第二部 作家的作家

第五章 圣诞布丁

第六章 远足牛津

第七章 航空信：函授课程

第八章 9点50分开往滑铁卢

第九章 “我得保留秘密”

第十章 午宴

第三部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第十一章 拥有房子的人

第十二章 我朋友的朋友

第十三章 死亡就是主题

第十四章 玷污的蔬菜

第十五章 重要作品

第四部 逆转

第十六章 别离诗赋

第十七章 婚礼就是欢喜的葬礼

第十八章 文学是写给伤残受创的人

第十九章 交换

第二十章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后记 回忆与杜撰

时光，时光，还好，时者光也，因为生命里充斥着嗫嚅咕哝的阴影，未来也只是一片黑暗与寂静。不过，时光流转，时间的火炬熊熊，映照当下，理清关联，澄清混淆，揭示真相。不经岁月，你又当如何探谙生命的异数呢。然后，你尝尽个中滋味。你也有了些年岁，回顾前尘。某一段历程，见山是山，你可以说，现在我全看清楚了。所有的事情，我全记得。

名人裘利安

恍然大悟可以在转瞬之间。裘利安跟他见面后不过几天，心下随即了然，先前U.V．普拉迪施脸上，被他误会作微笑的表情，其实是极臻痛楚，近乎殉教受难的神情。那人的全名，乌尔瓦施·维施努·普拉迪施，裘利安从来没听过如此稀泥弛泞的发音，这个名字像是镇咳药片一般刺激唾液泉涌，逼得你紧收双颊，将舌头润浸在起泡生沫的音节里。

坎帕拉市里多少人从来没听说过U．V．普拉迪施，反而让他在裘利安眼中益发重要。人家都说他才气卓越，同时也绝非易与之辈。他跟本地的印度人比起来，身材要再矮小些，却更为狂热——本地的印度人也许喜欢讥讽，却狡猾油条。普拉迪施的面容，紧绷而不苟同，闪熠在乌干达的炎热中。他的头发因戴帽而平滑油亮。乌干达的印度人不戴帽子，或许是因为乌干达的非洲人偶尔戴帽的缘故。

普拉迪施寡于微笑——他身受巨大痛苦煎熬，抑或，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人生苦海无垠，写作犹如阿鼻地狱，他也说自己痛恨非洲。他怕。许久过后，他才跟裘利安解释，他感到自己被那些“丛林土蕃”威吓胁迫。他有种“恐惧，害怕自己会给丛林生吞下去，怕躲在林子里的土人”的感觉。初来乍到乌干达，普拉迪施嘴角下垂地抿着，厌恶地看待这个地方。从某些他提到的有关非洲热情的事端，与他自己的束缚坚持，裘利安从他身上察觉到一丝闷烧的火焰。

确实，普拉迪施不是无端疑惧。布干达的卡霸卡o，爱德华·斐德列克·穆泰萨爵士——乌干达人都尊称他斐迪王——当时正遭受北方部落军人要挟，被推翻与处死者不一而足。稍后，乱局降临，随即又吞没在规模更大的灾祸之中，处境更为悲惨，其暴力激烈更甚于普拉迪施先前的预言。

 “听我说，裘利安。”

P2-3

       行万里天涯路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入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牧业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睹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动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队考察。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入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入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库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丛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

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回忆与杜撰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寄给出版社后不久，我在一些旧纸堆里淘沙砾金，找到一本封面写着“日记”两字的旧笔记本，标示着日期，以及还算得上是标题的题目，“当我发了疯的时候”。这倒是一桩意外发现，因为在我写这本奈波尔书的时候，除了几封信，以及我在一本专门纪录可以充作小说材料的笔记本上，写下的一页详细叙述的梦境之外，这本《维迪亚爵士的影子》完全是凭着记忆写成的。我心想，这是个可以证实我的记忆的机会。

三十二年前，在非洲，V．S．奈波尔要我答应他，绝对不要再写日记了。他说，诸如此类的日常练习，只会妨碍想像力的运作。此后，我除了旅途上不殚繁琐逐日纪录的见闻，方便日后转化为游记书写的材料之外，或多或少都遵行自己的承诺不渝。在我写这本关于友谊的书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不断地惊愕体会，对话与场景何等清晰地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每天早晨，我都先冥想一段时间，闭上眼睛，手指摩挲着太阳穴，像个演得过火的千里眼一样。逐渐地，我可以听到与看到奈波尔。而撰写一段经历的练习也有帮助，其实，所有的写作本身还不都是回忆的慢跑。

另外一重机制也有助于唤起我的回忆。那是维迪亚本身性格使然：要求严苛，武断，吹毛求疵地专注；跟他在一起，无时不刻，我都得战战兢兢的，更甭提小心翼翼了。与他相处，总是只有紧张的一面，担忧自己会踏错一步，因此，回想起来，往昔的一景一物，丝缕片段几乎全部回到我的心头。就记忆神经学而言，这一定是出于动物本性，与求取生存的本能有关，人都是因为焦虑才能清晰牢记景物与声响。所以，我才能在几乎无需笔记协助之下，写完这本书。

书写完之后，我自己也大吃“二”惊。首先，在我心中，这段友谊的结不断地松解。我培养出如此深沉专注的习惯，记忆与过滤，我发现自己关不掉活跃的回忆。完书后，追想起来，还有我没写进书中的对话片段或是完整的谈话。我过迟地想起维迪亚仪式般地倡蠢“我会去和他开个户头”，意即，他会叫某人屈服，不再找他麻烦；还有，“六十岁的女人满脑子只想着性”；以及，我在坎帕拉开车载着他跑的时候，他曾经说迅“他们在千里达都管这些(让车辆减速的路面突起)叫做‘睡着的警察’。”

某些诸如此类的回忆，不仅是单行惊人之语，本身也足够写成一段插曲。某次茶会中，某位维迪亚认为我应该认识的书评家(“他非常有教养；他太太有钱得不得了”)在会中放了一段粗俗滑稽的留声机唱片，高声传送厕所盥洗的声响，惹得维迪亚双眉紧皱，骤然起身离席。我们在伦敦共进一次时间冗长的午餐，在座的还有一位我的亲戚，只是一直到书写完了，为时已晚，无法再加进书中，这位亲戚才浮现到我的意识上层来。后者是相当凄惨的一餐，佛洛伊德学派人士会归咎到我自己在这一部分上的压抑。

另外一则鲜明的回忆，就牵涉到维迪亚的朋友柯林·麦克因尼斯(1914年～1976年)了，麦氏于1950年代，在伦敦是个居无定所的新闻记者，也写了几本小说(《黑桃城市》、《绝对的初学者》)。维迪亚过去经常挂在嘴上，说什么即使只是跟麦克因尼斯相处一小段时间，就会榨干他所有的元气：“他拿掉了我的精力。他吸干了我的力气。他走的时候，我都虚脱了。”经常地，维迪亚之于我，也有相同的效应。许多这类的事后来追想都琐碎而微不足道，然而，详细追究，却又构成一段友谊，几乎所有的琐事都不能轻忽。

然后，我找到这本日记。这本重新出土的笔记本里，页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当时我深陷恐惧阴影，种种纠扰我心，狂热与无所不包的饶舌多言，还有一颗坐困仇城的心中，过分详细而繁杂的句子。就我的经验而言，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样一本日记，也不足为怪。我鲜少写日记，而且几乎都跟生活上遭逢危机有关。日记不但不能协助我牢记回忆，反而是我加速遗忘的方式。将所有的焦虑忧思付诸笔记本中，近乎于将苦恼一股脑儿地倒进桶子里——当然是默默无声的垃圾桶，而非潜在的较为刺激的饼干桶。

“当我发了疯的时候”，标题中如此自嘲，暗示着即将发狂，却被我用神智较为清楚的笔迹框了起来，有别于笔记本里春蛇蚯蚓般的潦草书写。这个标题指的是我生命中一段不确定的时日，几乎耗去大半年的光阴，大半年间我不曾写作，只是自觉多余地深入自己的灵魂，而徒劳无益。我几乎不存在，我无所事事，我如行尸走肉，我像一把稻草、一餐残羹冷肴；我再也无足轻重。这样的日子里，我无心工作，马赛尔，我精娴俄语的长子，对我说的话也无法宽慰我，他说：“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一再重复的主题。Lishniichelovek。可有可无的人，爸!”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本日记有股俄国气质与腔调吗?冷清的街道，夜阑时分，凌乱的房间，含糊的回答，还有无可辩驳的“接下来该做什么?”林林总总，构成黯淡无望的前景。走笔至此，我微笑着回顾过去情绪障碍严重的自己，有如患上食欲过盛症的奥勃洛莫夫·可是，当年我脸上可没有微笑。讽刺的是，虽说，我答应维迪亚再也不写日记了，这本笔记本里却写满了与他共度的夜晚，不是和他一同晚餐，就是跟他通电话谈话。

  假如，写日记是我赖以遗忘的技术，那么，我成功了。在这本日记里，用掉四页页面，描写我和奈波尔在肯辛顿共进的一顿晚餐，我却已经忘得一千二净。对话隽永而真实。奈波尔入座之后，迫不及待地就告诉我，他和他的经纪人之间有问题。

“我要你先帮我解决我事业的问题，接着，我再听你讲你感情上的问题。”

他关心的还是钱。他觉得自己的价码给低估了，便宜卖空了。现在，他又有个写书的主意。他要想办法弄张理想的出版合约。

他问我：“你能帮我写信推荐给什么人吗?”

这一切讨论如此急迫，我们手上连菜单都还没翻开。我喜欢他这样单刀直入，就说我会写封信给我自己的出版商，对他提这个主意——那是一趟他还在计划中的旅行。接着，我就倾吐了自己左右为难的困境。

他只是劝我一走了之——抛下一切，离开这个国家，展开新生活。这点他非常坚定，如此坚决，不留讨论空间。我个人卑微的意见，他充耳不闻，一径儿地继续谈到他近日的读书心得。他说(我从这本日记看到)，索美赛特·毛姆令他心荡神摇。他想写些有关普鲁斯特的批判研究(contre sainte Beuve)与毛姆的东西，对照比较两位作者的美学思维。我说，虽然我喜欢毛姆的游记作品，尤其是(《店铺里的绅士》，还有(《棒木斋》，以及他某些短篇故事，可是，我觉得毛姆大部分的作品都不堪卒读。

维迪亚粗暴不耐地响应：“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作品，我只对这个人有兴趣。”

我没由来的，冒冒失失的，前言不接后语，寻索着他的忠告，我说，我在考虑该不该去找心理医师咨询。

奈波尔说：“不，不，不，不。”

“那么，我的问题还有解吗?”

“你永远也不能解决的。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你总是会给人家分成两半的。”

第二天(这就是日记最大的好处，丝毫不差的日期记录)下午，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帮他写信给我的出版商。我诚实地对他说，来电此时我正在写着呢。他叹了口气问我，他究竟该怎么办，如何处置那个玩忽职守的经纪人。“这样实在太糟糕了。他让我失望。”

我说：“凉拌。”

这下可轮到我乖谬使坏了，就像他自始至终只会给我些“非劝告”一样。或许，他怀疑到这一点，因为，他重新提起我“感情上的问题”，重复说道：“没有解决办法的。”  我说：“我很担心。”

  “别担心。像在看戏一样就好。”

看我自己发疯演出的好戏?

几个星期过后，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这类的获奖宣布，以及先前数周的揣测，维迪亚总是很难调适，尤其是外界每每将他视为极有希望的候选人。我记得我们之间讨论到尼日利亚作家渥尔·索因卡获奖，维迪亚说：“他写过什么东西吗?”而最后，维迪亚又是如何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又是如何一如往昔地，“撒尿在文学上……还是站在高岗上撒尿。”

可是，我的日记显示，这段对话还不仅止于我所记得的。诋毁过诺贝尔奖委员会之后，维迪亚语锋一转，又抨击起写作这一行了。

“我对这一项专业已经逐渐失去信心了，”他说，“我想我太傻了。就像是怀疑你的情妇曾经背着你偷人一样。”

日记稍后数页间，我们谈到伦敦的书店，伦敦书店在我心中是一处慰藉的来源。

维迪亚说，书店只会惹他发火。他说：“我走进书店里。都是些垃圾。像玩具店没两样。”

我纳闷着，除了这些不及含括在书里的追想与发现，我还漏掉了什么吗?

当我决定下笔写作(《维迪亚爵士的影子》时，我意识到这是一本前无范例的书。有些作者确实在他们的书中描写他或她与年纪较长的作家间的友谊，只是，这类书籍总是记述些美好时光，就如鲍思威尔一丝不苟逐日纪录，写下《约翰森博士传》，或是约翰森自己在他最早的精心作品中，侧写他多年沉浮黄汤(而且还是个杀人凶手)的朋友，((理察·萨威奇先生传》，通篇对这位贵友赞美有加，或是令人费解地替他开脱答辩。《约瑟夫·康拉德，私人回忆》或许最接近我所要尝试撰写的形态，因为，福特·马窦斯·福特在记述他与康拉德的友谊时，描述了类似的年龄差距，此外，福特比较年轻，当时也正积极地发展他的文坛人脉，就像我初次结识奈波尔的时候一样。不过，即使是这本书对我也没有多大的助益，因为，我要描述的是一个朋友的角色，而非助手随从；朋友通常属于忠诚反对的一员，提出相反的意见时，反而最受到信赖。许久过后，我才发现自己要写的书，或多或少类似丹尼·狄德罗所写的一本法国志异《拉摩的侄子》(1761年)。

事先，我就知道，某些人一定会误解的。早在出版之前，我的书就曝光在八卦专栏上，因为，只要一提到文坛怨怼，或是任何状似口角争执的事情，都可以撩动艺文俗仔或是懒惰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几份不同的报纸提到我的书时，记者不约而同地用上“斗争”一词。何斗争之有?三十年的友谊戛然而止，连一句事前通知也没有。斗争可就绵宕经时了，双方没完没了地戳切砍杀。我的书最大的妙处，就在于结局之干脆简洁。其实，这本书还是喜剧收场，结束后，我终于解脱禁锢，回首过去惊人的三十年，在我看来，“绝望、诚恳而有趣”，就像康拉德说到他和福特的友谊一样。

当然，我在这本书中。看待某些事件的角度不同，不过，这也是事过境迁之后，再度回顾的优势，这时候你站得越高，看得也越真切。“背叛”两个字也用上了——记者最爱的咸腥字眼。不过，这一点倒好笑了，虽说这是非写作人士，还有当拘泥于字面意义的人看到一部真人研究作品时，所体会的平庸的观察。作家专注于冥想着这个世界，以及他们最为熟悉的事物。有时候也包括了重新创造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物，才能援引为主题。写作这一行的本质，就是将个人私密公诸于世，只不过运用想像力加以改头换面罢了。

作家的工作就在于演绎蜕变。惟有完整的真相才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也是最狂热的，因此，一个作家最真实的写照，绝对不会是一宗德性研究。圣徒传记型的写手，歌功颂德，粉饰美化到最后，只是在藐视传主而已。任何一本书只要偏离暗示如此狂热素行的魅惑，而且还引导读者误将其主角看做单纯可爱的人物，就是在玩信用诈欺的把戏。此外，写书要是不能别出新裁，付梓印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将自己这本书看做一项取材自回忆的诚实创作。回忆难免缺损，因此，找到那本旧日记才会如此吸引我的注意力。可是，找到那本日记，也证明了我从来就不需要写日记。

我的书面世之时，书中主角没有发出半句怨语。玛格丽特，我前友人的前友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伦敦(《标准晚报》专访时，主动帮忙地说：“这本书里每个字都是真的。”就在本书出版的同一个月——也是维迪亚破天荒的第一遭，过去他一听旁人提起圣诞节的种种仪式性活动，就嗤之以鼻——奈波尔家开始寄送圣诞卡给亲朋好友。

“开卷有趣，掩卷令你按捺不住……像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绘挂毡……刻画了那两个难以相处的人物相互提携，一段精彩丰富的友伴历程。”

                 ——《洛杉矶时报书评》

“铺陈有力，挑动你的想像……就是这种你会尽量慢速阅读，细细咀嚼个中滋味的故事，偏偏又迫不及待，急着追索下回分晓。”

              ——《华盛顿邮报》(读者天地版)

“这是一本精彩有趣，令人捧腹不已的书，却也耐人寻味，令读者深思。”

      ——杰若米·嘉夫隆（Jeremy Gavron）《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