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李卜克内西曾说:“将来,除了文化史外,不会有别的人类史了。”
本书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即东方文化着重介绍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几个阶段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着重介绍了希腊罗马文化,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19-20世纪文化相互比较中,以系统而简明扼要的文笔,发掘了各大文化圈的特点,论述了各种文化的特质,并努力探寻了中西文化的内在联系、发展轨迹与规律
全书涵盖面广,宏微兼及,文笔通畅,知识性、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因而可供大专院校师生作教材使用,也可供文化、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都市生活之复活
何时与何处——在罗马文化随其帝国衰败之后,以及在素不惯于都市生活(town life)的亚洲游牧族、日耳曼族和斯拉夫族侵入或渗入之后,都市生活在基督教的西欧究竟复活(再生revive)于何时?何处?以及如何复活和为什么复活呢?我们曾经述过法兰克人(Franks)和盎格鲁萨克逊人已到一种颇稳定的、内地的农业生活了,而诺尔曼人已建立港口和鼓励通商了,并且都市生活于第10世纪之顷很明显的复兴于意大利之北部了。昔日主要的商业都市都在意大利南部,而那些商业都市其与拜赞庭帝国的关系较诸他们所代表的正在发达中的西方文化还密切哩。远至第8世纪和第9世纪之时回教徒治下之西班牙,已有许多繁荣之都市了。但因战争和混乱相继而起,而这些都市不能与基督教的欧洲打成一片,以迄于最后才合而为一的,但当合并之时,这些都市已稍衰败或较诸其他地方的都市已经落后了。可是在西班牙半岛北部的诸基督教国(Christian Kingdom)的特许都市(charted town)如列昂(Leon)和加斯梯尔(Castile)者却始于第10世纪。就全体而论,在基督教的西欧之中意大利北部的各都市或郎巴多和土斯康(Tuscany)首先变为最堪注意的、最富的、人口最多的以及政治上最独立的都市了。这种情况当然时时变迁,绝不能常是如一的,当意大利在南欧三大半岛之中居于与欧洲西北部陆路通商最利便之地位之时,地中海却是重要的水路。就郎巴多而论,全部实际分为三十六个都市。其次就时间和地方而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东北部之地中海沿岸各地,则有普罗温斯(Provence)和喀他兰斯(Catalans)的各都市,再北在高卢境内差不多每一个都市的土地与人民于11世纪之顷分属于几个主人统治之下,但在12世纪却表明统一之进展,和市民多少有一部分的独立。莱茵河以东之德国,波罗的海区域和斯坎底那维亚,莱茵河以北之荷兰,以及英格兰,其都市显著之发达仅皆起于第13世纪之顷。
为什么和如何——因为都市初期发达的记载颇为缺乏,所以要给予都市为什么(why)和如何(how)的发生的一个详细而满意的解答却是不可能的。有些都市所在的位置就是昔日罗马都市的故址,但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者,就是都市生活当时是否仍然继续存在着哩。郎巴多的各都市符合于罗马的旧都市者较高卢多,因在高卢境内6个都市之中只有一个都市仍在一个罗马都市的原地址上。英格兰简直在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之都市之间了无关系。人口之增加,本地工商业阶级之兴起,因中央政府和警察无力保护,遂各建筑城垣和都市炮台以资保护,而各市府也就自己组织独立的地方政府以补此缺欠的趋势等等,都是都市发展的副原因、副解释、附属物和偶然之事件,或其他之方式。他们之发展实在是起于人口过剩的或拥挤的各采邑、各堡垒和各寺院之周围所举行的定期市(fair),或者许多的香客常来会聚的各教堂、各渡口(ford)或各港口或其他便利的场所。自随沙里曼帝国(Charlemagne’s Empire)之崩溃和诺尔曼人、马加人(Magyars)和萨拉森人的侵入所发生的混乱以来,不但封建诸侯建筑堡垒,就是各中世纪之都市也筑起城墙来了。
都市兴起与农民解放之关系——12世纪与13世纪之中,都市勃兴与农民解放有密切之关系。当都市中之自由劳动者经济之获得开始较优于各处的奴隶劳动者(servile labor)之时,除非为主人者给予以较好的条件,则农奴可以离开土地而往都市去工作。现在观察事物的眼光改变了,倘地主们要增进农民之社会地位,则他们仍然更要承认发展都市的商人和职工的各种特权和特许(charter),最后当都市开始成为独立的政府之时,则农民的各小村落也仿效之,于是就成为无地主的乡村公社(rural commune)。P.327-328
近因科学分类之进步,而历史之类别也日益繁复。专叙述政治的叫做政治史,专叙述经济的叫经济史以及科学史、文学史、美术史、哲学史、思想史、风俗史等等,不胜枚举。然皆偏于一方面,而为人类整个进化过程中一部分的历史。要把人类整个进化之历程叙述出来,以显示各民族各时期的文化进步的阶段与某种文化发生、起源、演进和结局以及各种文化间相互之影响的,就叫世界文化史了。文化的内容,包括人类的思想、行动、语言、文字、制作、风俗、习惯、服饰、宗教、美术、仪节和组织以及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表现。那么,文化史就是叙述这一切的东西由简而繁,由粗而精,由野蛮而文明的种种经历的历史了。人类愈进化,而文化之内容愈复杂,骤视之千头万绪,不可捉摸;细玩之则皆有一定之线索可寻。古云:“察往以知来。”孔德云:“今日包含明日。”故欲知将来文化的趋势,或驾驭文化而改善之,或顺应文化而倡导之,均非探讨过去的文化之历程不可。而探讨已往文化之历程,自不得不研究叙述人类自有生以来逐渐进化以迄于今日的文化史了。
进一步说,近世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各种运动,如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等,均基于文化的演进而自然发生的。在文化史上,都可找到它的来源和去路以及它的脉络和线索。文化演进到某一个阶段,而自然会发生某种问题和某种运动,这可以说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所以解决这种种问题,须根据于文化史,才算是有本之谈,才不至于发生错误或误入歧途,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才不至于空谈或幻想。今日所谓世界潮流等等,实皆自文化之进展中流出的呵。故每有一种主张,要想不至于违背潮流,不至于开倒车,更不得不于文化史中求之了。我国近来号称新文化运动者除少数真能洞悉文化之精髓者外,类多掇拾他人之唾余,或抄袭他人之皮毛,鄙视一切,抛弃一切,而不知新文化是由旧文化中发生出来的。没有旧文化,便没有新文化;犹如没有父母,自然不会有子女的。《中庸》上说:“温故而知新。”实在说得不错呀!况且文化实在说起来犹如大河的水,不断的直流,我们也可说文化之流,很难硬分出新旧的。人类存在一日,文化总是跟着前进。再如人之形体,由单细胞经两栖、爬虫、哺乳等之过程,而进步为两足直立,如现在的形体,但仍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哩。人类的老祖先,不是现在的形体,我们可断定再经若干年后,人类形体又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至少可以说不与现在的人形相同。此种变化无时不在进行,不过进行得很缓慢,为人所不觉罢了。犹如一个人,自呱呱坠地以至老死,中经幼年、中年、老年,皆是一分一秒中都不停的在那里变化,并非一蹴而成为中年、老年的。我们自己的儿子,终日不离左右,总看不出他一天长了多少。文化也是一样的,日日在进展中,将来究竟进展到什么地步,现在也颇难断定,不过总可知道它是随人类之存在而日益进步罢了。故文化新旧之说,若在属于一时间或一阶段中偶尔对称之,尚勉强可说;至论文化之本身,实无新旧之可言,犹如人类个体虽有生死,而人类依然存在,断难强分为新旧的一样呵。
这部书原名为A Short History 0f Civilization,今译为《世界文化史》。我译这部书的动机有二:第一,因感觉着中国今日尚无一部较为完善的中文文化史,以供国人之研求;第二,因我前在暨南大学担任文化史一科,学生要求发讲义。遂以此书译之,作为讲义。去岁又在建大讲世界文化史,又把前在暨大的讲义略加修改,重行印出,作为建大之讲义。可是在暨大所发出之讲义,因时间及印刷之关系,只发了七章;而建大不幸短命,也只有几章发出。而去岁暑假,因暨大纠纷,一个暑假既未执笔,而反把所译就而未付印之六章稿子遗失了,后来又重译了一遍。
译书本来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严几道先生所说的信、达、雅,我实在不敢说能做到。不过总想勉强做到信的一层。因为不信则反不如不译,故本书力求吻合作者之原意。至于雅之一层,不才如我,实在不敢说;因我既非文学家,而且于课暇之余,仓促为之,并没有工夫再作详细的修改,况抄录者也或不能无错,所以本书错误的地方,我想总是不免的,深望读者加以指正,实所感激。
这部书是桑戴克先生教授了十八年历史,并教授一二年文化史才著成此书,风行欧美,各大学多采用为教本。所以对这部名著,译者自当谨慎从事,方不辜负此书。我虽在暨大教授过六班,在建大教授两班的文化史课程,然皆因课忙而仓促译述,实在觉得有对不起此书的地方,并对不起著者,这是我实在抱歉的。有时关于文学方面请教文学家,戏剧方面请教戏剧家等,以及帮忙誊写的及校核的诸友均为感谢。
1930年6月26日译者叙于上海江湾路寓所
“1912年,鲁宾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领导着美国这一时代的史学革新运动,传授他的史学观念,培养出了上万名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其中如比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史来生格尔、海斯、穆恩、桑戴克、福克斯、沙波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加上宣扬他的新史学观的作品多系历史教材,印数达八十多万册,风行全美,顿使鲁滨逊和他的新史学派成了三十年代前后闻名遐迩的一个史学流派”。这一史学派也流传至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桑戴克。
历史学家林恩·桑戴克(Lynn Thorndike,1882—1965)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与科学的权威,他的著作至今仍旧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与文化的经典。桑戴克,1882年7月24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自幼就立下研究历史的志愿;其父亲埃弗雷特。林恩(Everett Yynn)是卫理公会派牧师,对子女要求甚严。桑戴克于1902年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二十八年后获得该校的荣誉博士学位[L.H.D.]),随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预言家与代表者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2研究中世纪史,1903年获得硕士学位,1905年以《巫术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The Place ofMagic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ty of Eurvpe)一文获博士学位。1907—1909年间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任教,1909—1924年间在西部保留地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192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到哥大时,他的两个哥哥已是这里的著名教授了),1950年在这所大学退休。1965年12月28日在纽约去世。
作为教师与学者的桑戴克,不仅培养了大量学生(现在美国教授中世纪史的学者大多是他的学生或再传弟子),而且他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课堂研讨与学术领域,在欧洲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桑戴克早年因《中世纪欧洲史》(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1917初版,1928年第二版,1949年第三版;第三版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古典文明对中世纪文化的影响以及科学史与学术史之间的关系)而获得名声,该书是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本标准教材,大大促进了美国学术界对中世纪的研究。后来又因出版巨著《巫术和实验科学的历史》(A History 0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8 v0l,1923—1958)而获得国际声誉: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有关巫术、科学的双重历史,而是有关这两种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历史。他在该书中第一次探讨了占星术、炼金术、巫术及其与近代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该书反映了桑戴克的一个基本论题:实验科学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广泛意义上的巫术。直到如今,这本书还是有关古代至17世纪占星术历史最详细的论述。不过,桑戴克影响力最为普及的便是《文明简史》了(即本书《世界文化史》。1926年初版,1948年修订版[New York:Appleton Century—Crofts]),“从全球的观点看待历史,使该书作者的影响超越了学术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