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反右前夕四五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本书记录了作者从1954年1月1日至1957年6月30日的生活情景：与小儿女的戏语，与妻子的恩爱和龃龉，对戏剧的褒贬、朋友的评价，对政治运动的支持、疑惑、不满……全书充满了人性真情和生活情趣，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社会动态。

本书为著名戏剧家吴祖光1954年1月1日至1957年6月30日之间的日记。与小儿女的戏语，与妻子的恩爱和龃龉，对戏剧的褒贬、朋友的评价乃至于对政治运动的支持、疑惑、不满等，都被吴祖光毫不掩饰地记录任日记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反右前夕的工作、生活、社交和所思所想，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此外，关于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整风运动，以及与潘汉年、“胡风反革命集团”“二流堂”“小家族”成员的交往情况在日记中都有所体现，为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风波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历史文本。

关于日记

3／吴祖光和他的日记——黄苗子

9／《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杜高

19／写给李辉——吴欢

20／读父亲的日记——吴霜

吴祖光日记(1954－1957)

25／一九五四年 

99／一九五五年

166／一九五六年

215／一九五七年

后记

239／且看那电闪雷鸣时——李辉

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但我没有过年的感觉，在未来遥远的日子里，我想每天都应该像过年一样的幸福愉快。我今天继续工作，整理了为凤写的文章，准备给《戏剧报》用的。但大牛昨晚回来了，随时在打搅我。到午后把大牛交秀贞带出去才写完。想继续写我的《可爱的观众》，之方来了，我出去买稿纸，回来他说李德秀来电话叫我即去他们家，只好与之方同去。在座的有小丁、胡考父子、王苹、浩子等，吃沙嗲，饭后与王苹、阿朗、德秀打麻将牌，胡闹到十一点多钟与家伦、浩子、小丁同走，回家已十二时，很困，睡了。这样过了元旦。

读爱伦堡的文章至二时，中午王俊昌来，吃过饭走的。《大众电影》电话来约写文章。

为了是元旦，记得详细些。

作复小孙及上海家信。

(黄苗子注：阿朗，即唐瑜，时任解放军制片厂厂长；家伦，即盛家伦，三十年代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是他留下来的惟一的男高音歌声。)

一月二日

早晨秀贞来为大牛穿衣服都不觉得，九点钟被人敲门惊醒，是《北京日报》的徐琼同志，谈些朝鲜事情，约写文章。并把凤文抢去，不想给《戏剧报》了。徐琼未走，王肇烟来，谈到中饭后，什么事亦没做。写《可爱的观众》，大牛一直在打搅。收到慧深信，绍昌信，复绍昌信。修好无线电。晚偕大牛至桐园沐浴。

大牛说：“为什么老是女人生小孩，怎么男人不生小孩呢?”我说：“因为女人是妈妈，所以女人生小孩。”大牛说：“男人肚子大不起来啊?”他又说：“我不生小孩。”我说：“你生一个吧。”他说：“我生一个爸爸，生一个妈妈，生一个吴祖光，生一个新凤霞。”

我说：“吴大牛是小名，大名是吴刚。”他说：“大牛是大名。”我说：“是小名。”他说：“小名为什么叫大牛?”

他说：“我们家人都姓吴，吴祖光，吴大牛，吴欢欢，无线电亦姓吴。”

(黄苗子注：王肇烟，祖光在四川的朋友，川人，喜文艺，对祖光十分崇拜。)

P25-26

这几日，“非典”在北京肆虐。天上似乎总是罩着久久不散的雾霭。说是雾，却非雾；说是晴，也非晴，太阳遮遮掩掩地露出来，它也仿佛被某种莫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生活仍在继续，但是一夜之间已与以往大大不同了。

生与死、勇敢与怯弱、高尚与卑微、果断与无能……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缺陷，都在这一时刻呈现出来。

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来说，这些日子将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也许会说：那一年中国的春天叫“非典”；正像今天的我们在回望一个又一个遥远或不遥远的年份时，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勾画历史的某一个环节一样。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有人在每日记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当年一样。

日记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种文体——这里需要排除某些刻意写给世人阅读的日记。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看似个人化，其实早已串了味。那些为了迎合某一需要而写，或者被人为加工的日记里，很难看到记录者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它们的价值，无论是文本上的还是美学上的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我所看重的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打开日记本，写下一行行文字，或是为了备忘，或是与内心交谈，把个人交往、行踪以及高兴、痛苦、愤怒诸多心绪均如实记下。这样的日记，无论简略或者详尽，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记录者本人和历史提供大量真实细节。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将陆续选录不同时期各界人物的日记，借他们对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的记录，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身份会留下不同风格的日记，从而也展现出历史生活的不同侧面。我很高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能够出版一套自成体系的日记丛书。我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能有更多有价值的日记加盟到这套丛书中。

一个新的开始。既是文化积累，也是历史积累。星星点点的积累，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

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春天，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大象人物日记文丛”的总序。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一

北京今夏天气很怪。忽而冰雹，一场接一场，豌豆大小直至鸡蛋大小，砸得人们目瞪口呆，只听取惊呼一片；忽而狂风乍起，午夜里来去匆匆，天明时，但见树倒瓦飞，遍地狼藉；雷电也远比往年频繁而迅疾，稍不留神，一道光闪即携着霹雳穿透云层呼啸而至。也好，这种变化不定和出入意料，恰恰冲淡了烈日暴晒的炙热，让这一个酷暑多了些变化，多了些内容，多了些夜间的清凉。

这几日我一直在看《吴祖光日记》的校样。偶尔听到雷声滚过，仰头闭目，忽然有一种读日记听雷声相得益彰的感觉。这些日记写于1954年1月1日到1957年6月底，恰是吴祖光亲历的当代中国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异常迅疾，知识分子个人命运起伏跌宕悲喜转换极为突然，一连串雷电交加般的事件令人目不暇接，喘不过气：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潘汉年被捕——《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肃反——整风——反右……是巧合却非偶然，吴祖光个人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着前后悬殊的变化。他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他的交际广泛应酬繁多的特点，他的率真性格与落笔大胆的风格，使得这本只有三年半时间的日记，不再仅仅是文人雅趣、个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现——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十分精彩的内容，而是记录下了更为广泛社会背景和极为丰富复杂的政治变迁，从而使一本个人化的日记，具备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不少历史过来人对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蜜月之时的往事记忆犹新，感慨良多。当时，言必称“苏联”，不少地方一味抬高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地位，容不得提出半点不同意见。轻者受到批评，重者被批判之，被惩罚之。早在1947年，萧军在大连就为此而倒霉。他在为报纸所撰写的评论中，对苏军在东北的不妥行为多有不满，并予以隐晦的批评。这显然不合时宜，立即受到严厉批判，萧军也从此被打入另册。萧军的遭际，对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教训，更是警示。

作为一名富有才华、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五十年代初的吴祖光备受器重，干劲十足。1954年，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出任记录片《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导演。此时，各行各业正盛行聘请苏联专家出任顾问，《梅兰芳舞台艺术》也为此从莫斯科请来苏联专家，指导吴祖光的工作。艺术家的才华与个性，使吴祖光难以无原则地听命于对中国戏曲艺术根本缺乏了解的苏联专家，与之常常出现龃龉，甚至冲突。但既有前车之鉴，加之环境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让步。种种委屈、不满、困惑乃至气愤，只能在日记中以片言只语发泄出来：

1954年10月14日

晨去厂为专家讲分镜头剧本，与苏专家之合作，有斗争，有团结，极不简单也。

1954年10月20日

晨至厂召开摄制组会，苏专家参加，专家对中国古典艺术不理解，工作有困难。

1954年10月21日

午后至人民日报社听苏联《文学报》编辑某某夫讲苏联戏剧发展前途，则多泛泛之谈，无甚道理，盖苏联亦多公式概念之流也。

1955年2月25日

晨在家作准备工作，午后到局，形势严重，局的三个专家，我组两个专家，王、陈两局长等皆一同看片，开座谈会，意见愈提愈严重，谈到六时，决定今日停拍，重新试片。与外国人谈中国艺术，真乃“秀才遇见兵”，苦恼之至。

1955年3月3日  晨到厂继续拍照至午后七时结束，倦极。苏专家以病闻，李秉忠等去探病，据说昨日专家夫人在电话中骂街云。艺术而请苏联顾问参加工作真一难事。十时就寝。偕尚义在西安食堂晚餐。

1955年5月13日

晨到厂讲今日欲拍之镜头，专家满口教条哆唣不清，可恼之至。此老之固执琐碎令人极难忍耐，但无法只得容忍也。午后开拍极不顺利，八时返家情绪恶劣之极。

1955年9月6日

晨到厂拍戏，因摄影小组工作无条理，计划朝令夕更，致无时间讲分镜头剧本，以致专家临时意见百出，指东杀西乱成一片。岑范老病复发，针锋相对，几无法下台。经我极力维持，辛苦。整日拍得镜头二个耳。

1955年9月7日、

晨到厂拍戏，专家又提莫名其妙之意见，王德成应声而出，语无伦次，岑范又与之冲突，经我制止，行使导演职权，方得进行拍摄，极不愉快。专家热情，而王则头脑简单，积极过火，水平太低，真乃秀才遇见兵矣。

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再读它们，不由得同情和理解吴祖光，为他内心的苦闷和面临的尴尬而感慨。难得的是，在盲目崇拜苏联专家的潮流中，他仍在独立思考。虽片言只语，却真实呈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自尊，他在晚年所表现出来的正直、坦率、大胆的独立人格，也可从中看出其渊源关系。

潘汉年的忽然被捕，是五十年代对吴祖光第一次最直接的沉重打击。

抗战期间在重庆，潘汉年与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丁聪等“二流堂”一批文化界朋友交往甚密。从日记看，五十年代在担任上海副市长期间，潘汉年每次来京，常会与这些老友相聚，甚至外地写给潘汉年的信，也寄至吴祖光处代为转交，关系可见非同一般。

1955年3月，潘汉年再到北京，朋友们喜相逢。但谁都不曾想到，潘很快将有牢狱之灾。这一期间，在吴祖光日记里有多处记录与潘有关，文字虽简略，却勾勒出风暴突如其来的轨迹，更留下了他的纷乱心绪：震惊、不解、迷惘……

1955年3月20日

……晚夏公、潘公来，在四川馆晚餐。

1955年4月3日

……四时余艾青来，同去北京饭店，偕夏、潘两公及孩子们到康乐晚饭。

1955年4月4日

……潘昨晚失踪，甚奇。

从日记看，潘汉年的“失踪”应是在4月3日，而潘“失踪”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是与吴祖光、艾青、夏衍及吴祖光的孩子们一起。两天里，“甚奇”的事接踵而至，4月5目的日记中又出现了关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记录：“……今日报纸发表党代表大会决议，宣布高岗饶漱石叛党事件，但不详细，甚多使人难解处。”

事情还没有结束。随后的几个月里，潘汉年的名字又一再出现：

1955年5月7日

五时半有中共中央组织部汽车来取上海寄来转潘公之航空信，甚为紧急。潘公前此之失踪，证以今日之事，颇觉跷蹊。与夏公通电话，已来京，住华北招待所。

1955年7月20日

连日报载潘汉年反革命事，内情不明但罪状已定，此人党龄在三十年以上，何以不知自爱如此，百思不得其解，谈警惕亦太难。

所敬重的革命名人、老朋友，一转眼却成了“反革命”，这是吴祖光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作为一个文艺家，他不可能知晓党内政治斗争的复杂与尖锐，他也就只好以“百思不得其解，谈警惕亦太难”来表达一种困惑。但就是这种敢于在日记中流露的困惑，半个多世纪后，证明了质疑的价值。

四

吴祖光自己遭受打击是在1957年6月。这本日记的最后几页，真实记录了他在反右开始后面临批判的经历。

客观地说，在此之前五十年代展开的历次文化批判和政治运动中，作为文化界名入，吴祖光也曾以批判者的身份出现，或在座谈会和批判会上发言，或撰文发表，批判他人以表明立场。如在批判胡风期间，他的态度就是明确的。1954年12月8日这天，他参加了开始批判胡风的大会，日记中便这样写道：“晨九时半到青年宫三楼开文联主席团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今日发言周扬极精彩，公正、诚挚、尖锐、有力。郭老、茅盾亦好。”

吴祖光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是在1957年。

1957年，开始整风时，吴祖光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5月30日的日记写道：“连日整风，到处情况严重。党近年来已呈衰老现象，若不整风，崩溃堪虞。”5月31日写道：“午后二时半到文联为整风开会，翰老主席，我第二个发言，剀切陈词令人震动。谈至八时半，发言者六七人而已。”一时间，他成了戏剧界敢于直言、态度激烈的人物之一。但仅仅几天，各方的鸣放邀请就已令他难以招架：

6月3日

……连日因党整风来约开会的太多，且内容雷同，不能全去也。

6月4日

……午后《剧本》月刊开会整党，数电来约，我均未去。话已说完，锐气渐消。不若仍作缄口之金人为佳也。

转眼间，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起初，吴祖光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涉及面广泛的运动，相反，只以为是针对罗隆基、章乃器等民主党派的政界人士，他甚至还准备材料参战。日记中写道：

6月14日

连日各报反攻反社会主义右派之言论甚为激烈。罗隆基章乃器辈之投机分子遭此打击乃天理昭彰也。

6月21日

……白天检出52年罗隆基破坏齐白石影片文件，送《人民日报》。

然而，仅仅两天过去，全国剧协针对吴祖光的批判就在剧协主席田汉的主持下展开了。关于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与田汉个人的关系，近年来曾有不同说法和争议，这里，吴祖光的日记提供了当事人的亲历记录，可作为佐证：

6月23日

……午后到剧协开会，田汉主席，是整我在《戏剧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田声色俱厉，此为我平生第一次挨此等大会的批评。深觉出言过火，悔之不及。但自问是从善良愿望出发，决心今后不再提任何批评意见了。对戏改干部尤觉歉然也。田提到的文章三篇：①叶圣陶：领导这个名词，作家自己的哲学。②白尘：话剧需要领导。③我的发言。四时《人民日报》记者来接，去天桥。

决定好生写剧本，今后亦不打算再接近戏曲了。

夜十一时半《戏剧报》张郁来，十二时《文艺报》张葆莘来，均谈及我走后田汉对到会之人点名发言，一时谩骂，扣帽子，锣鼓齐鸣。我幸而走掉，否则真会气死，此种会不知对我有什么帮助。不知何人挟嫌诬陷(因并无一人谈理论也)开此斗争大会。当夜致电夏公、周扬同志，韦明则未找到。周表示愿指示新华社发消息要慎重，并殷殷劝以不要紧张。

6月24日  晨致函田汉老，新华社未发消息，一宵未眠至此心下稍安。

中午田来电话，约晚上谈话。

王肇烟、张郁来，谈颇久。姚芳藻、梅朵先后亦来。致函韦明及总理，亦立此存照之意也。有负良师益友，多有恙灾矣。

晚与田谈话，田命我检查思想，谈了一个半多小时。事态可更趋和缓。《文汇报》发布了消息，只得由它了。

6月25日

晨起，起来又睡，精神已渐松弛下来了。午后到编辑处开会，厂内布置整风学习也。谈了罗隆基破坏“齐白石电影”事，与汪洋谈杨三姐事及此次剧协整我事。晚汪明来。午后田来电话，同意将《后台》一文撤去。

6月28日

晨写剧本，午后到厂学习。今日专谈我的文章，大家踊跃发言，颇多收获，思考问题须从思想上挖掘也。归后得田老电话，告以下周一再开会，嘱写文章准备，并约星期再谈一次话。

6月29日

今日整日写检查文章，至夜得五千字，仅完成第一部分耳。挖思想谈何容易，但此关如走不通则以后工作困难，下决心把检查做好。

6月30日

晨六时起来，续写文章，思想改造真难，心绪始终不佳。政治水平太低，事到临头始知不学无术之苦，奈何奈何。后悔何补，只有迎头赶上。不能怪别人也。

一本历时三年半的日记，至此戛然而止。随后，各报刊对吴祖光的批判铺天盖地蔓延开去，周扬曾许诺的“慎重”也不复存在。吴祖光从此跌进逆境，再过半年多，1958年春天，他就踏上了前往北大荒改造的荆棘之路，与他同行的有在日记中出现过的老朋友：黄苗子、丁聪、戴浩、高汾等。还有另外一些在他的日记中出现过的朋友：艾青、张仃、陈铭德、杜高等，也与他一样成了“右派”。目前，尚未发现吴祖光此后的日记。如果有，该会有哪些内容?他会如何记录?无法得知。

五

与吴祖光先生相识是在二十年前。1984年，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编辑时，负责“居京琐记”专栏，特约请在京的作家、学者撰稿，他们多为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吴先生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刚刚开始传记写作，第一个人物是写萧乾先生。萧乾建议我接下来应该写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传记。他在信中说：“你写吴祖光、新凤霞伉俪。(1)故事生动(2)资料丰富(3)他们即住在……(4)符合你的侠义标准。”他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我持信去拜访吴祖光夫妇。

我第一次走进了位于北京东大桥的吴家。当时，已有人为他们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我本人的主要精力又放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写作上，为他们写一部传记的设想未能实现，至今颇感遗憾。不过，自那之后，吴家成了我不时前往的地方。九十年代，在吴祖光的帮助下，我完成一篇叙述“二流堂”变迁的长文，并编选了一本相关图书：《依稀碧庐——风风雨雨“二流堂”》。

我喜欢听吴祖光畅谈往事，听他开怀大笑，听他鞭挞时弊。他特别留恋五十年代自己买的那个四合院，不止一次向我提到它。此次整理日记，才从中看到，原来为了购买这个四合院，他花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难怪他对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无端失去它而难以释怀，至死也耿耿于怀。

吴祖光说话一般从容不迫，显得儒雅。但说到激动处，他便会嗓门升高，拍打桌子，骂上几句。虽骂人，却极少用脏字，“王八蛋”——是他骂人时用得最多的词而已。九十年代，年过八旬的吴祖光，仗义执言，为在某超市被非法、无理搜身的一位弱女子打抱不平，撰文予以抨击，结果招惹经年不休的官司纠纷。那两年，每次见面，都会感受到他的侠义和刚烈。官司牵涉他许多精力，但他犹如困兽一般，虽遍体伤痕，精疲力竭，但仍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他的这一举动，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赢得公众的敬重，从而也为他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吴祖光先生去世于2003年的春天，SARS即将肆虐京城之时。半年后，受吴公子吴欢先生委托，我开始整理这本日记。我把从事这一工作，作为对吴先生的最好怀念。

吴先生的日记笔迹相当潦草，难以辨认。且时代久远，有不少人名、地名、剧名等，难以确定。幸好得到一些前辈和友人的帮助，才有可能少一些纰漏和遗憾。对于他们我应该特别表示感谢——

我得到了在日记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二流堂”友人黄苗子、郁风、丁聪等先生的指点与帮助。特别是黄苗子先生，虽年过九旬，仍认真地阅读日记，细细核对地名与人名，欣然接受我的访谈，回忆他与吴祖光的交往。他的回忆，为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日记、理解吴祖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杜高先生也是在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人物。他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吴祖光“小家族”的主要成员，1957年再以此罪名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锒铛入狱。他不仅帮忙核对地名、人名，还感情充沛地撰写了一篇长文，为读者阅读日记提供了难得的情感氛围。

章诒和大姐是戏剧史专家，且熟知五十年代日记所记录的历史。她和友人一起帮助校订人名、剧名，避免了一些错误的出现。

还要感谢吴祖光先生的儿女对我的信任和帮助，吴刚、吴欢、吴霜三位分别阅读日记整理件，提出不少重要参考意见。吴霜女士还特地撰写了一篇《读父亲的日记》，从儿女的角度回忆父亲，谈论日记，同样有助于读者阅读。吴彬女士是吴祖光先生的侄女，熟悉日记中所涉及的吴家事宜，她细心校阅日记，核实相关人名，以求尽可能准确。

两年多整理日记的过程，加深着我对吴祖光的理解。同时，从关心这本日记的整理和出版的一个个前辈和友人身上，我感受到人们对一个逝者的怀念与敬重，更有他们对历史细节的重视。

最后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日记笔迹过于纤细和潦草，仍有个别字难以辨认，只好以“口”代替；个别地方涉及家事，应家属要求，略作删减；个别人名应家属要求，不拟公开，故以“×××”代替。尽管经多人校订，恐人名、地名等仍有误，有待出版后再作修订。以上种种，诚望读者谅解之。

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这本《吴祖光日记》的后记。

完稿于2005年7月20日，北京正值酷暑“桑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