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第二部分探讨中国社会史的方法论，这两部分内容共同反映出对于中国社会史学术特征、理论与方法的关注。第三部分主要是宗族制度与谱牒学方面的学术综述，第四部分是关于人物传记与老年人口及灾荒方面的论述，这两部分的内容侧重对社会群体与史料学的探讨。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

一、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1

二、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8

三、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12

四、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16

五、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23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

一、什么是社会史／27

二、社会等级结构／29

三、血缘群体、社会组织与社区／3l

四、人口与社会保障／32

五、生活方式与习俗风尚／33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35

二、5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社会史研究／52

三、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59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

一、社会史理论探讨的历程与阶段性／86

二、社会史是什么／90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一、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116

二、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134

三、结语／151

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

一、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154

二、研究普通群众与重视基层社会／154

三、注重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155

长时段·结构性·整体观：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

一、“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157

二、新时期历史学的反思／159

三、涉及社会形态的新理论／160

东亚社会比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来自人类学、社会学认识中国社会特质的启示／163

二、历史学比较研究中的宋以后的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道路／167

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171

二、地域社会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175

三、地域社会论的反思／187

四、结语／189

重视另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的“土著性”：空问

一、中国史的空间意识／191

二、村落史研究的开展／192

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

一、衣着·饮食·居住／195

二、娱乐生活／198

三、死亡问题／202

四、生活方式与民族关系／205

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一、20世纪上半叶宗族研究的起步／208

二、50年代至70年代的史学热点与宗族研究／213

三、80年代以来宗族研究的深化／217

四、结论／248

家族谱研究

一、建国前研究简介／250

二、建国后研究情况／252

三、港台地区及国外研究动态／258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族谱研究

一、内地1984至1985两年研究概况／262

二、港台地区及国外研究动态／266

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

一、中国族谱的收藏／272

二、中国族谱的研究／275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

一、谱学史的研究／286

二、族谱史料价值研究与藏品介绍／291

三、族谱目录与资料整理／295

四、族谱资料的利用／297

五、余论／304

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一、人口社会的资料／306

二、社会结构的资料／308

三、宗族制度的资料／311

四、家庭方面的资料／313

五、社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资料／316

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

一、族谱传记的演变／318

二、族谱传记的分类与史料价值／322

三、族谱传记编纂／324

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

一、志书传体的演变／327

二、人物传记的归属与分类／330

三、人物传记的编纂／333

四、志体传记的功能／336

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

一、医学的衰阳论／337

二、儒家的养老观／338

三、免役与致仕的制度／339

四、民俗的说法／339

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

一、乡饮酒礼／341

二、免役与赐物／343

三、赐爵制度／345

四、优老之礼／347

中国古代的老人与乡村治理

一、秦汉的三老／350

二、南北朝至唐的乡里老者／351

三、宋元时代的农师、社长／352

四、明代老人制度／352

五、清代乡约制度／353

中国灾荒史研究

一、记述古代灾荒的文献／355

二、通论性研究／356

三、断代性研究／359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或流派，如果以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为标志的话，至今已正式开展了10个年头。从首届研讨会学者们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热烈讨论起，便体现出诸说并存、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精神，此后不断有关于学科理论的文章问世，进行学术商榷，这10年是理论探索的10年；经过众多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形成各种学术风格，诞生了一批学术论著，这10年也是具体课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10年。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10年历程，有助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史”是什么，理解社会史理论研讨中的不同意见。为此，笔者草成此文。

 一、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

谈到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不能不涉及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30年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特点，也不能不涉及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众所周知，社会大论战起因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为此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争论，由此涉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论战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所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问题；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认识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①。由此可知，论战讨论的“社会史”，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问题，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在中国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而迅速普及，当年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成为史学界的领导，中国的历史研究沿着当年社会史大论战的轨迹继续发展。自5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说，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后四个问题均同社会史有关，分期、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由如何认识社会性质引发的，农民战争是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真正动力”而成为显学的。此外，史学界还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以求得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上述研究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越来越受重视，同时阶级斗争的观点不断被强化，特别是“文革”10年中，中国历史几乎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历史学被强烈地政治化。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学术重心和特征，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他充分肯定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新的丰富的认识能力，但也看到了5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敏锐地指出：“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②。总之，社会史是50年代至70年代3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

P1-2

关于社会史，一般来说学术界具有这样的共识：所谓“社会”，其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共同活动。社会史研究，形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知识体系：广义者，研究“社会的历史”，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综合性，是社会整体的历史，包括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狭义者，“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并立的专史，注重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采用跨学科以社会为视角认识历史的方法，主张长时段地认识历史，坚持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念，强调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立场，把心态置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位置。

社会史学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学术发展的产物。

中国社会史学首先是20世纪初伴随“新史学”出现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史学的确立，无论是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强调史学应借助各学科知识研究人民群众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共相。特别是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刺激了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此后社会历史研究的主流是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研究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为主，是社会发展史。50至70年代，历史研究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社会史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有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深刻印迹。社会史研究基本上是宏观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历史哲学层面的政论和实证层面的注释。特别是历史研究被政治化，社会历史的研究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鉴于上述情形和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兴起了以社会生活为特征的社会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实表明，急需加强狭义社会史的研究，使得历史研究丰满起来，进而在宏观的层次上说明社会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的研究，都需要更新知识结构，赋予历史以灵魂。因此，社会史的研究，是历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强化社会史的研究很有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1986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国社会史研究室，同年lO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发轫。1995年配合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历史”的建设，我们进一步调整学术队伍，扩大研究领域。1999年底，按照教育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设一流文科研究基地的要求，重新组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立足于以群体为对象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专史，并沟通整合历史学各专门史的整体史。基于此种认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以下四个方向的学术研究：(1)社会思想与社会心态史，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互动关系；(2)传统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历史进行总体把握；(3)社会生活与风俗史，重视民众日常生活与观念，强调历史人类学的立场与方法；(4)华北区域社会史，发挥地缘优势，从地理空间的视角认识中国历史。这样的设置具有联结社会与政治、社会与思想的整体观念，符合社会史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文化史转变的学术发展趋向，体现了区域社会、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发扬南开已有的学术优势。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学术影响不断扩展，在今天的历史学界社会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作为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新一代，我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过程，可以说是与社会史研究同步成长的。

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他在国内率先发表文章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组织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主持中国社会史学会。在南开大学，冯尔康老师开设社会史课程，培养学生，主持多项国家或教育部的研究课题，并担任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至今，一直参与、协助冯老师从事各种社会史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走上了社会史研究之路。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是一个在理论方法上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培养对于理论学习的兴趣，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基本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迹。

社会史研究开展之初，很大程度上具有拓荒性质，人们把社会史作为新的学术领域看待，认为其具有学科的性质。当然拓荒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在20世纪上半叶毕竟已经有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冯老师主持编写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我由于参与编写、以后又多次组织社会史学术会议并担任社会史学会秘书长，决定了自己重视社会史学术史的清理与总结，以熟悉学术，做好工作。由此不断引发了我对于社会史学科建设与理论方法的关注，自己写了比较多的学术综述与评论，与此不无关系。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成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并且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

社会史作为新的学术领域，具有边缘与交叉学科的性质，有必要开展跨学科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学率先恢复，并且影响较大，社会学也影响了兴起的社会史研究。1986年《文史知识》编辑部组织“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自己写了《应当开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一文，发表于同年的第7期，编辑将该文划分到“文史研究的新学科”类目下。我的历史社会学就是指社会史，当时是作为“新学科”对待的。“新学科”要使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所以便要借鉴社会学等学科。随着研究的进展，感到新时期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社会生活，这方面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更为有效。后来就主张社会史要借鉴人类学，还写了关于历史人类学方面的专文。研究历史人类学，从风俗人手是一个途径，自己探讨岁时节日等风俗问题，尝试结合人类学、神话学、考古学、民俗学的知识进行，从最初的实证“这是什么”，改变为分析“这是为什么”，从表层的现象描述进而深人到心态分析，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地域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应当居于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国地域(区域)社会史研究日益兴盛，自己感受到了一股新的学术风气。1994年4月我去日本一年，看到地域史已经成为日本明清史学界的学术主流，而且其他断代史的地域史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至于日本史研究中的地域史成果就更多了。不仅如此，“地域”的研究涉及许多领域，如地域社会学，配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某某地域研究”等等，他们的地域研究丰富多彩。自己还通过学习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深感开展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必要，写了有关的学术评论。我也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如研究宗族注意从不同地域解剖，对于宗族思想和宗族的发展有了一个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认识。在指导学生方面，倡导他们研究家乡，研究不同地域社会。

比较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比较研究多是宏观的中西对比，像梁漱溟先生的大作《中国文化要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们从中获益不少。不过还需要更多的中观和微观的比较研究。自己进行了一点中韩社会的对比研究，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提倡比较研究，特别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研究。

社会史研究要避免流于琐碎，要整体把握历史进程，而且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手是有必要的。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中认识问题，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看到认同与区分。自己感兴趣的清代社会史，宋以后宗族制度形成问题，就采用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方法。族正、乡约、保甲、乡绅这些中国社会中具有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媒介性的制度与阶层，都是我所留意的。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冯老师重视社会史的史料建设，我也深受影响。社会史研究理念的改变，也会对史料的认识发生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以为有必要开展中国社会史史料学教学、研究的讨论，自己也写过有关族谱、地方志方面的史料学论文。

对于社会史的认识是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深化的，尤其是学术争鸣，更能促进思考。我与一些学者在对社会史的表述上有些差异，我们之间的学术切磋，推动了社会史理论讨论的进一步展开。2003年我们组织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气氛活跃，畅所欲言，有利于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回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我以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强化“问题意识”，如何将理论关怀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进而形成一种“新史学”。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日益凸显；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前景美好，逐渐融入国际学术潮流。

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使自己结识了一批学术朋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不断得到教益，从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多少次会议上的讨论，多少次夜晚的神聊，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长留心田。

本书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第二部分探讨中国社会史的方法论，这两部分内容共同反映出对于中国社会史学术特征、理论与方法的关注。第三部分主要是宗族制度与谱牒学方面的学术综述，第四部分是关于人物传记与老年人口及灾荒方面的论述，这两部分的内容侧重对社会群体与史料学的探讨。

衷心感谢北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杨耕教授、李春梅女士及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瞿林东教授，使我有机会将有关中国社会史方面的学术研究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便利学术交流和探讨，自己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2004年2月6日初稿。3月23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