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本书是《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册，主要是对长江流域人口发展史进行全方位地探究。

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历史分期，是中国移民史研究中的一个实践和理论意义都十分重要的课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时期中国移民运动规律的认识。而长江流域移民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决定了它在中国移民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书是对长江流域人口变化的探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古人类分布与先秦时期人口迁移，由北向南跨流域的人口大迁移，由东向西流域内的移民，流域内外的多向性移民，流域内外的多向性移民，移民与流域人口，移民与流域经济，移民与流域文化等。

总序

第一章 古人类分布与先秦时期人口迁移

第一节 古人类的活动遗存与分布

第二节 商周向东南的发展

第三节 楚等南方诸侯国的人口移动

第二章 由北向南跨流域的人口大迁移

第一节 跨流域南迁的序幕(秦—三国)

第二节 跨流域南迁的第一次高潮(晋—南北朝)

第三节 跨流域南迁的第二次高潮(隋、唐、五代)

第四节 跨流域南迁的第三次高潮(宋代)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由东向西流域内的移民

第一节 下游向中游的移民

——由东向西大迁徙的第一冲击波

第二节 中游向上游的移民

——由东向西大迁徙的第二冲击波

第三节 向云南的移民

——由东向西移民的第三冲击波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流域内外的多向性移民

第一节 向山区的移民

第二节 向城镇的移民

第三节 向海外的移民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大迁移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移民动因、类型与信息

第一节 移民动因

第二节 移民类型

第三节 移民信息

第六章 移民与流域人口

第一节 长江人口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长江人口分布的变化

第三节 长江人口结构示例

第七章 移民与流域经济

第一节 平原湖区粮仓的建立

第二节 山区的开发

第三节 城镇商业的兴盛

第八章 移民与流域文化

第一节 文明与学术思想

第二节 方言、艺术与建筑

第三节 风俗地理

第四节 农作物栽培

余论

卓氏作为秦国俘虏被迁往巴蜀不是虚构的故事，它是秦朝无数向长江上游地区移民的一个代表。

秦王朝在其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就开始实施将所灭六国的人口迁入四川、贵州、云南的战略；秦统一之后，随着郡、县制度在长江上游地区的逐步推行，来自黄河流域的移民也逐渐迁人。即使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东北地区，也因为五尺道的开通，地方行政建制的中央化，沿途也出现了来自北方的移民。这就是《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十分有名的“移秦民万家实之”的移民运动。这个时期迁人上游地区的移民，成分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秦国本土居民，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2)更多的是原来六国的贵族、平民、俘虏、罪犯等。如秦始皇克定六国以后，“辄徙其豪侠于蜀”。相传公元前228年，赵王迁被秦国俘获，后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公元前222年，建都寿春的楚国最后被秦国消灭，楚王宗室被迁到川西的严道(今四川荥经)。80年代初在荥经曾家沟发掘了一批带有明显楚文化风格的墓葬，证明这些传说、记载不是空穴来风。《三国志·吕融传》引《蜀世谱》：“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一个家居临邛县，同样靠冶炼起家，富可敌卓氏的程氏的故事。程氏还有一点与卓氏相同，即也是秦国的俘虏，只不过来自关东地区。(3)罪犯也是人蜀移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被流徙者或本人获罪、或为连坐，甚至还有因父母要求而被流徙的。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就保留有一个父亲到官府要求将对其亲生儿子施以足刑，强制迁往蜀地，令其终身不得离开迁入地的故事。向蜀地流徙罪犯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以前。

西汉王朝同样非常注意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与开发，设立郡、县以统一政令，大搞道路等基础建设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迁入移民以提供内在保障，就成为西汉王朝治理西南地区的三大措施。于是，我们看到，西南地区出现了蜀、巴、广汉、犍为、沈黎、越■、汶川、南郡、益州、戕舸十个郡，金牛道、峡路、零关道、西南夷道、南夷道陆续开凿通行，这些举措为北方移民的南迁创造了条件，大规模的移民潮开始涌现。比如，西汉立国不久，高祖刘邦便令关中民众“就食蜀汉”，当年关中的饥荒是一个外部原因。一直到东汉，都不断出现政府有组织的移民人川，同时也有民众自动的迁移。东汉末年“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避乱人蜀”，就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迁移。

云贵高原和川西地区同样是汉王朝重点移民的一个区域，其形式有屯田移民，即“募豪民田南夷”。吕不韦的后裔也是在博南道开通后被汉武帝迁徙到云南西部的，当地设立了不韦县，吕氏后人虽然是从四川盆地出发，但其原籍仍然是北方。也有罪人移民，这些罪人或是筑路的民工，或是充军的士卒，汉武帝时就曾调遣“京师亡命”进攻昆明，后来郭昌等汉朝将领又带领“三辅罪人”攻打昆明的部落。除此之外，还有官吏移民和商业移民。今贵州、云南发现的汉墓集中分布在黔北、黔西南、滇中、滇东和滇东北地区的古代交通要道沿线，就是汉朝北方移民沿五尺道、南夷道、零关道由北而南迁入云贵高原的有力旁证。

汉代北方移民迁入长江上游所造成的冲击，从当地土著居民的反映上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川南地区的焚道一带原为焚族的聚居地，由于北方移民的不断迁人，迫使他们离开故土远徙它乡。可以相信类似的民族替换，在四川其他地方也应该发生过。

纵观秦汉时期长江上游的北方移民运动，其来源多是黄河中、上游地区今陕西关中平原和河南的移民。这一特征在云、贵、川地方官员的籍贯统计中也得到了旁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外地官员都会滞留驻地成为永久居民而不返回原籍，但是这些统计资料一方面反映了来自北方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其中一些人员的定居还是可以折射出北方移民原籍的一些信息。  对西南历史地理研究颇深的蓝勇先生分析过秦汉时期长江上游地区郡县行政官员的籍贯(表2—1)，发现在可统计的60人中，河南、陕甘、山东、河北籍的有32人。北方籍的官吏占了50％，蜀郡和广汉两大郡的太守几乎都是北方人。因此，他认为：这种籍贯构成基本上与历史记载中的北方移民来源相吻合，体现了西汉都城长安和东汉都城洛阳的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对移民的影响。

P29-31

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

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长江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缘由。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作为亚洲第一大河，长江流域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9％，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3％，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40％，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占全国的30％以上。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心向内地转移以及长江开发战略的实施，长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5年8月在武汉举行的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议事日程。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离开了长江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全面深入地研究长江文化，不仅有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而且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流域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及其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交流，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速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长江经济文化带的生成与发育，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实践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初步酝酿的基础上，1998年12月，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策划，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决定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组织实施，编辑出版《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季羡林先生欣然应允担任总主编，并亲自为《文库》撰写了“总序”；十多位著名学者应聘担任《文库》副总主编；海内外近两百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文库》的撰写工作。这一工程涉及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其研究成果对长江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六年来，经过全体作者和编辑出版人员的努力，七大系列，五十余种，图文并茂，洋洋二千余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杀青付梓了。欣喜之余，我们也不无遗憾。《文库》原定六十多种，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十几种未能按计划推出。在《文库》出版之际，我们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更期盼着长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现新的繁荣。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

200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