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一个毁誉相参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但却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了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本书作者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再次客观生动的分析了晚年陈独秀在革命实践活动，具有很高的革命研究价值。

当前，陈独秀研究已经成为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术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的争鸣。本书是一部关于陈独秀的人物研究专著，作者通过对陈独秀问题的长期研究，对陈独秀同志晚年的革命思想及革命实践进行了重新分析，内容包括委屈与抗争、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身陷囹固气若虹、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的估量等部分，适合党史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序 言 李君如

引 子 历史的追溯：早年陈独秀

 一、家世与青少年时期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四、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

第一章 委屈与抗争

 一、“右倾投降主义”与历史档案中的真实情况

 二、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

 三、自责与反省

 四、拒绝出席中共“六大”

第二章 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

 一、托、陈相识恨晚

 二、不怕“轶出党的范围”

 三、投身托派事业

 四、藕断丝连的托陈关系

第三章 身陷囹固气若虹

 一、第四次被捕

 二、法庭上再现老战士的风采

 三、“研究室”里的丰硕成果

 四、抗日烽火中获得自由

第四章 寂寞的人与孤独的思想

 一、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

 二、莫斯科钦差的罪恶

 三、石墙院里孤独的身影

 四、寂寞身后事

第五章 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的估量

 一、“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局观

 二、陈独秀的低潮论

 三、“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之争

 四、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第六章 托派思想评析

 一、“二次革命论”的蜕变

 二、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消化

 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

 四、“国民会议”口号

 五、托派纲领

 六、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第七章 抗战救国思想评价

 一、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

 二、抗战策略论

 三、关于抗战前途与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四、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五、抨击“教派精神”

 六、论游击队

 七、发展资本主义

第八章 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轨迹

 二、民主论

 三、“斯大林现象”分析

 四、论战后世界大势

 五、革命与战争的关系

 六、关于“最后见解”的是是非非

第九章 余论：走近真实的陈独秀

 一、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

 二、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三、一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

 四、有点像普列汉诺夫

结束语

晚年陈独秀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来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来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举行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罗明纳兹居然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理由是因为“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他认为：“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共产国际的目的是不仅要把陈独秀打倒，而且要在他身上踩上一脚!但是，从中共湖南省委和易礼容等同志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共党内有不少同志对陈独秀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对共产国际的粗暴态度表示了反感和抵制。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监督下，在汉口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为甚么叫‘八七会议’，而不叫做‘几中全会’呢?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形势严峻，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中断，所以，到会的地方代表仅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沪之新书记邓中夏两人”，加上中央委员“到十五人，cY中委五人，共二十二人而已。”会议召开时，对要不要已经离职的陈独秀出席，“临时中央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会议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无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却开了党内斗争不良倾向的先河。第一，当时陈独秀虽然已经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职务，但仍然是中央委员。中央会议，不让陈独秀出席，无疑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李维汉在许多年后回忆说：“应该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第二，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责任问题，会议只是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最后却又没有任何结论，尤其对于陈独秀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撤换，也没有贯彻组织原则；不总结错误，而是简单地采取了组织处分，而且这个处理也显得“不明不白”，以致今天史学界还有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被撤销的还是自己主动辞去的争论。第三，在陈独秀作为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却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这就为党内斗争的不良风气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所以，周恩来后来总结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对此，毛泽东也批评说：这次会议“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刘少奇也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

在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让陈独秀出席“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予以反对，甚至在背后煽动党内干部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显然，这不仅仅是罗明纳兹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必有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指使。罗明纳兹们在“支援”中国革命的同时，也把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方式方法以及斯大林的手腕输入到中共党内来了。所以，有后来斯大林在莫斯科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从肉体上消灭”的“大清洗”，就有王明在中共党内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对待陈独秀，只不过是联共(布)和斯大林把其党内斗争越过千山万水输送到中共党内的初步尝试。“陈独秀被排除在八七会议之外并受到缺席批判，其根本原因是他对中国革命持有与国际不同的主张。”这真是一语中的!

无论是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还是迫使陈独秀辞职，以及直接反对陈独秀出席中央会议，都是莫斯科的指令，因此在总结八七会议的缺点根源时，不能不把眼光放到遥远的莫斯科。因为“八七会议”本来就是在莫斯科的操纵下进行的。斯大林通过他的代表，把他在联共(布)党内进行权力斗争的“经验”“传经送宝”式地送进了中共党内，这一套后来竟然被王明、康生们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通过他的代表掌握中共党内的会议，继续推卸其在大革命中的责任，以维护其权威，给人造成一种“国际永远是对的，中国党党员，永远是幼稚!”的印象。共产国际也好，联共(布)也好，如果真心帮助中国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就应该在大革命失败后，发挥一个大党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该负担的责任，而不是想方设法诿过于人。更不应该动不动就以自己的利益强加于中共党，表现出“老子党”的蛮横作风；更不应该以是否“忠于莫斯科”来衡量一个党员干部，这就实际上把真正的革命意义歪曲为了苏俄或联共(布)的利益了。

总之，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结果是最终导致联共(布)与中共的矛盾。“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把错误一概加在中共领导人身上，哒并不利于中国党改正错误，也不利于摆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后来的历史教训证明，这种分析无疑十分精辟!

P26-29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青年学者祝彦同志，邀我为他研究陈独秀的专著作序。尽管我对陈独秀问题只有一般了解，没有深入研究，但对于青年学者的成果历来非常关心，尽力推介。希望全社会都能关爱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成长，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当前，陈独秀研究已经成为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术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的争鸣。比如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究竟是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还是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比如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右倾错误，或既有右倾又有“左”倾的错误；比如关于“托陈取消派”问题，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派有没有联系，是否在中国参加了托派组织及其活动；又比如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问题，陈独秀早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在党的创建中有贡献，晚年在对待抗日问题上能在清贫和困难中保持晚节，但是他又在担任党的主要负责人期间犯过错误，在中东路事件中有过不同的意见，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他的一生；还比如中共中央是否应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且有不同观点。应该讲，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一种进步，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一点。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都讲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经过反复研究，把这一结论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在叙述中客观地指出了大革命的失败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学术界这几年研究的一些成果，已经被中央有关研究机构和职能部门接受和采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被中央接受和采纳。联系到过去我们在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出现过的一些问题，我们肯定这是一种进步，是可以成立的。

我知道，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陈独秀研究中所取得的进步，学术界有些同志感到还不够满意，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几年我们学术研究的环境比过去好多了，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关键是，一要挖掘和掌握更多的史料；二要科学地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形势，研究陈独秀言行的社会影响。只要这样实事求是地研究陈独秀问题，进行客观的、全面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更好的成果。我期待有更多的扎实研究的成果在百家争鸣中问世。

话说到这里，必须说回来了。祝彦同志的专著就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陈独秀晚年的生平和思想有系统的阐述，对于研究中的一些争鸣之点也有自己的见解，这很不容易。希望大家能重视一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李君如

          二○○四年元月四日夜于北京好苑建国商务酒店

金秋十月，在我女儿伊行出生后不久，我的学术专著也终于问世了。这又一次让我感到人生的美好与生活的幸福。

因为作为学术著作的出版，尤其是陈独秀这个让某些人觉得“棘手”、“敏感”人物的研究著作的出版，实属不易。因此，我必须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最终出版，当然首先要感谢中央党校科研部王彦民研究员的鼎力推荐，以及人民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王世勇博士的学术眼光与勇气。

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能得到他为本书作序言，无疑令我十分荣幸!当时，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请李校长为我的书写几句话，没想到各种事务十分繁忙的他，不仅答应了，而且以大学者的严谨态度，亲自执笔写出了草稿，并征求我的意见。据说，他还就如何评价陈独秀问题特意征求了另一位大学者龚育之先生的意见。李校长的严谨、认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关心、携爱年轻人的风范情操，令我十分感动，并将铭记于心，不敢忘怀!

本书是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成的。因此，追本究源，还要感谢我的导师蔡少卿教授，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传统学者，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目前国内会党研究方面的专家；还有李良玉教授、张宪文教授、崔之清教授、陈谦平教授等等，以及所有曾经给予我直接或间接指导过的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我在此表示感谢1

2002年夏，我从南京大学顺利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有幸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几年来，我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收获，工作生活都很愉快，心情舒畅，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央党校和我所处的党史教研部这个人文环境很好的大家庭的培养，我很热爱这个集体，也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总想，自己作为一个来自井冈山区的农家子弟，能够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十分值得骄傲的。而在这一成长过程中，除了我自己的勤奋努力外，也离不开关心我成长的老师、领导、同事、朋友们的帮助。因此，我这些年来，一直怀着一种“感恩”的情感，去对待生活和工作以及周围的人们。由此，我觉得生活十分美好，而这本学术专著的出版，则为我美好人生中又添了一束灿烂的彩霞!

在这里，再简单谈一下陈独秀研究的问题。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从其在历史上扮演的政治角色来看，还是从其竖立起来的文化思想的旗帜来看，无疑都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对陈独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传记类作品居多。这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当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东西太多了，则冲淡了研究的品位。因此，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去真正研究他们的思想，得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史学的资鉴价值。

本书研究的内容界定在陈独秀晚年。其实，晚年陈独秀的每个阶段都有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比如托、陈时期，又比如抗战时期，还有逝世前几年，等等，都可以作为单独的内容进行研究。本书虽然涉及了以上各方面，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自然有待于其他有志于此的同仁!

最后需要表达的是，陈独秀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半个多世纪了。今天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畏之如蛇蝎”。瞿秋白说过，邓小平也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鲁迅先生的生动描述，在这里重复一遍：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这就是襟怀坦白的仲甫!  永远的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