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7年走遍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笔耕不辍,写下共约270万字的经济散文与游记,出版图书已近15册。《看世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就是其中之一。本册包括:日本之外看日本、为知识经济和循环型社会探源日本、900年前的湿地变成今天的东京、再游东京与横滨:从历史看生态、众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京都的保护与建设、关西的大阪和奈良、日本的大学和岗山的老城改造、日本之美、琵琶湖治理与第三届世界水论坛、日本各地、神秘的“琉球王国”、银色北海道的生态系统保护、日本面面观、作者所见到的日本人、日本的奇迹与泡沫、日本的资源节约共13章,从地理、历史、人文、生态、水资源管理等角度对日本所见所闻做出忠实的纪录和颇为深刻的分析,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皆有借鉴意义,并对了解日本社会促进中日友好能起到一定作用。
思想无限的人都生活在有限的生态系统之中,只要人与自然和谐,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心更宽的河,没有比志更广的海。人类奋斗了几千年,只有融入了自然世界,才能想明白你到底要什么。本书从地理、历史、人文、生态、水资源管理等角度对日本所见所闻做出忠实的纪录和颇为深刻的分析,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皆有借鉴意义,并对了解日本社会促进中日友好能起到一定作用。
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没有对日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这一题目是很难完成的。作者只是根据自己1985~2005年20年间8次去日本的见闻、考察、讨论和研究提出一孔之见,推荐给读者以感性的知识和理性的思考。这一切也是建立在作者自幼对日本的兴趣、家庭近半个世纪与日本的联系和亲友近一个世纪与日本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儿时看日本——家住日本屋
作者于1944年8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甫一出世,便经历了日本军队重庆大轰炸的尾声,那时重庆变成一片火海,平民百姓伤亡惨重,父母抱着儿时的我几次三番钻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尽管当时并不记事,但毕竟经历过的,再加上听父母讲述感受自是不同。正如和作者一样年纪的日本人几乎同时经历了美军对日本,尤其是东京的轰炸一样,尽管其性质不同,但是这种飞弹临头、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感受非亲身经历是不能体悟的,但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此两国人民都应该记住的。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8月全家自重庆迁回北平。父亲吴恩裕(1909—1979)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学者拉斯基教授,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同师。据拉斯基本人评价,父亲是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父亲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同学后来有许多成为政治和学术界名人,如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高扬(1909—)、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1910—2002)和当今学界泰斗季羡林(1911—)等。
父亲在英国的先后同学也有许多世界名人,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919—)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1916—)等。父亲也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一代骄子,如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和原外交学院院长刘山等。
自重庆回到北平,作者家住东城沙滩北京大学东斋宿舍,大院子是日本占领北平时建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宿舍,而北京大学著名的红楼当时成了日本占领军宪兵司令部。在大楼的西墙外拆房新建了家属宿舍大院,院内一律是东西向成排的日本式平房,每排分座,每座分隔成4个单元。每个单元一进门先是一小块水泥地可以放鞋,侧面的厨房、水池也是水泥的,然后是用优质木料垫起、高于地平面约40厘米的木头地板主屋,房内隔成小间,由拉门隔成卧室、客厅、盥洗室和储物间,总计面积大约有60多平方米。因此,进门要脱鞋的习惯小时候也是有的,事隔30多年再来日本时,对进屋脱鞋别有感受。
作者从2岁多到9岁一直住在这里,没有独立房间,只有一个小隔间,大约3平方米。当年可能是储物间,有拉门。住时已无拉门,中间只能放一个单人床和一张极窄的小桌。不过总算从4岁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与当时的小孩比较起来,生活条件已经是上乘的了。小时候甚至认为住房就该是这种日本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力真是不小。
整个大院几乎是正方的,长宽各有200米,总共占地约4公顷,不到60亩地,因当时才几岁,觉得院子很大。第一排有个独立的小院,房子也大些,可能是高级军官的住宅;第二、三、四、五排中间都有近20米的间隔,中间是通路;六排后还有一片草地,可能是中级军官宿舍;第七、八排是后院,后院的单元很小,可能是低级军官宿舍,这里当时住户不多,甚至觉得很荒凉。对比强烈、等级制度森严是日本的传统。
当时北京大学的住宿安排好像第一排是职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中国的传统;二、三、四、五、六排是教员;第七、八排住的就是工人了,只记得住在那里的人经济比较困难。作者自小就从实物中得到了与中国等级传统不同的教育。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可以玩耍,真是个好天地,尽管小时候身体较弱,不好动,没太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但还是在这里进行了关公三战吕布和梁山好汉等儿戏。1953年实行大学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到近郊海淀区、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址,中共中央宣传部搬到原来的北大医学院,作者住的大院被拆掉,盖了大楼,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宿舍。作者家没有随迁出城,而搬到临近的地方。看到当年拆房时,墙基用推土机都推不倒,十分坚固,对日本建筑的结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心里仍不明白:这样牢固的房子,为什么要拆?而且十分惆怅:作者人生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就这样地化为乌有了,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遗憾。如果留到今天,也真是个文物了。
与宿舍院落一墙之隔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民主广场,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运动场,红楼现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日本占领时期把北京大学红楼用作北平宪兵司令部。作者清楚地记得,四五岁时和小伙伴去红楼地下室玩,那里曾经是当年宪兵司令部的刑讯室,墙上抗日志士的血迹已经变成黑色,依稀可见。那时日本已投降三四年,但是作为日本刑讯室的地下室仍没有清理,因为国民党忙于内战。这也给作者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真实痕迹。P2-5
所以要在自序前还加一个前言,是因为这是我“看世界”系列中唯一的一本只写一个国家的书。
早在110年前,1877年到任的中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1848—1905)于18年后的1895年写了《日本国志》,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现代化,他对日本的深刻了解可以从他的“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丹地,上下二千五百年。”的精彩诗句看出。
我对日本的了解远不如黄遵宪先生。尽管从1985~2005年这20年间我8次到日本,但在日本总共只渡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尽管现代信息技术使我可以查阅更多的资料,但我不懂日文。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中日目前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对于中日千余年的友好历史;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我的亲友在内的老一辈为恢复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对于目前中日交流,尤其是贸易的现状;对于世界未来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来说都是令人痛心的。正像日本的琵琶湖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人污染,很少人治理,使其生态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自1970年以后的治理修复,今天美丽的琵琶湖就极有可能不可逆转地成为一个臭水塘。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写日本的书何止上百本,我写的这本书有些什么特点呢?
从历史的背景看日本。我的家庭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的中国家庭,我的姨父高崇民(1890--1970)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榜样”。我对日本的看法有历史的比较。
从世界的广度看日本。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任过联合国项目负责人、高级外交官、联合国组织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27年来在国外度过8年多,去过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与从总统到贫民的100多个国家的人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在日本我从北海道走到冲绳,见过从皇太后到街头清洁工等各个阶层的日本人。我对日本的看法有国际的比较。
从科学的角度看日本。我是一个科学家,曾在中国科学院和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做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以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人是有感情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它是否符合你的心愿与感情,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也是任何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兴旺的民族所必备的态度。我认为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缺乏资源,但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办法,不是互相遏制,争夺短缺资源,而是共同开发科学技术,以富有资源替代稀缺资源,并使人类共享这一资源。不应再重蹈“19世纪争煤,20世纪争油”的覆辙。我对日本的看法有科学的依据。
从未来的高度看日本。人类的前途是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人类面临的问题:如果说17世纪人类面临的灾难是瘟疫;18世纪人类面临的灾难是饥饿;19世纪人类面临的灾难是奴役;20世纪人类面临的灾难是战争的话,那么21世纪人类面临的灾难就是生态恶化,是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系统蜕变。如果说瘟疫可以用医药制止,饥饿可以由粮食解决,奴役可以由革命解决,战争可以由和平制止的话,那么生态系统的维系的真正解决则要做更为系统全面的努力,因为它范围大、层次深,而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从一国和区域做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直至解决全球问题。对于日本和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共同致力于发展东亚的区域经济,维系东亚的生态系统。我对日本的看法是有未来期望的。
从这些角度看日本虽算不上独特视角,但也与前人不同。有幸的是,当与日本人讨论,无论是私人交谈,还是正式会议;无论是政府高官、大学教授,还是城市居民、大学生,都非常认同这些观点。这一切鼓励我写这本书,使更多的日本人知道我的看法,并提出批评,求得中日关系的真知共识。
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知识。动物之间也有好恶,但只有感情因素,而没有知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以知识为基础。积累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上升为科学来指导21世纪的国家和谐关系的建立,而不造成历史的遗憾。
感激支持我写这本书的所有人,尤其是崔德华教授、金英兰部长。
吴季松
2006年8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