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宋代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及刘昉撰《幼幼新书》两部古医学原著及其医学学术思想研究与论文题录等部分。书中汇集了很多现已亡佚的早期儿科著作资料，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传方及私人藏方，对临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是集唐宋金元4个朝代22位著名医学家医学著作而成的丛书。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展迅猛，中医药学也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在继承古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学术争鸣，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使中医药学特别是在方剂学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金元时期是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学的最佳时期，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空前学术繁荣景象。学术的争鸣，学派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学的迅猛发展。一是伤寒学派：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创制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六经辨证的规律，更重视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朱肱重视经络的作用，著《南阳活人书》，称曰：“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其又重视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同时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庞安时曾著《伤寒总病论》，强调冬伤于寒杀厉之气，即发病为伤寒，春发为温病，夏发为暑病，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又强调入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高低南北、气候季节等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许叔微对《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成无已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注释以经释论，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综上诸家对伤寒学的研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寒凉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强调“六气皆能化火”，治病善用寒凉，促进了病机学说的发展，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医方精要宣明论》《三消论》等，为攻邪派及养阴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补土学派：是以李东垣为代表，师承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专注脾胃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提出了升阳泻火、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名方；其弟子王好古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阴证学说，罗天益又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并重视三焦分治。这都丰富了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推动了脏腑病机、辨证治疗的发展。四是攻邪学派：以张子和为代表，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治病以攻击病邪为首任，提出了汗、吐、下三法，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五是滋阴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其“相火论”成为后来温补学派诸家论命门之火的理论依据。

方剂学在唐宋金元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官修民著纷纷面世，是方剂学发展史上内容最为丰富，观点最为新颖，理论最为系统的时期。尤其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巨著——《备急千金要方》凡三十卷，计233门，收载方剂约5300首，广泛搜集和保存了前代医家的大量方剂及当时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有效良方；而其后的《千金翼方》中又有不少补充，使许多名方得以流传后世。宋代林亿赞之为：“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还有唐代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凡四十卷，计1104门，其资料丰富，条理分明，方法严谨，体例统一，对所引用理论，以及6000余首医方等都一一注明原始出处和来源等，并注明校勘正误，唐以前医方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者甚多。宋代则出现了国家官修的大型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全书为一百卷，1670门，收方16834首，为现存的第一部国家官修的方书。还有《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时这一时期医家方书辈出，有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方1500余首，按“三因”和病证归类，强调了审证求因而施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化裁和创制了许多治疗小儿疾病的新方。严用和强调不能概以古方治今病，结合自己30余年的临床经验将古人有效方剂总结而著成《济生方》《济生续方》，载方450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选方300余首。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更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如刘完素创制具寒凉派特色的代表方剂桂苓甘露饮、益元散等；张子和创制的具有攻下特点的代表方剂三圣散、禹功散等；李东垣创制的具有补土派特点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朱丹溪创制的具有滋阴派特色的代表方剂大补阴丸、虎潜丸等，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总之，这一时期的方书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妇科学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把妇产一门列入卷首，并强调妇科必须另立一科的必要性，其日：“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所以别立方也。”并以540余首方药对求子、妊娠、产难、胞衣不出、月经、带下、杂病等证候予以治疗。同时对难产、产后护理也作了精辟论述。宋代产科已发展为在太医局设置的九科中的独立专科，同时妇产科专著不断面世，尤其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为当时妇产科的代表作。全书分8门，总260余论，系统论述了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等病证的病因与治疗。对妇产科的发展影响颇大。金元四大家对妇产科各有独到之处，如刘河间对女子“不月”之治疗，提出“先泻心火，血自下也”。其还十分重视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并强调肾、肝、脾三脏的作用，对当今研究女性青春、育龄、更年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子和对妇人精血不足，认为“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偏盛而成夭阏”。李东垣治妇科经、带疾病，以补脾益气、升阳摄血、升阳除湿等法，收效卓著。朱丹溪对妇科病强调“滋阴降火”，反对滥用辛热，对胎前病提出“清热养血”法，以黄芩、白术为安胎圣药，至今对临床仍具有指导意义。

儿科学的独立发展，始于晋唐而盛于宋。唐宋时期儿科已为独立之科，称为少小科或小方脉科。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儿科用方320首，并强调胎教、胎养。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小儿诸疾”专卷，分86门，着重论述了小儿初生调护、喂养、保育以及惊悸、夜啼、中风、咳嗽、天行、伤寒等，载方400首。宋时专著日益增多，特别是北宋儿科专家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明析儿科生理病理特点，发展了儿科诊断方法，确立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南宋刘防的《幼幼新书》是现存的宋代儿科巨著，全书40卷，包括病源形色、禀受诸病、惊风急慢、斑疹麻痘以及眼目耳鼻、口唇、齿诸条，对痈疽、外伤尤为重视。金元四大家对儿科亦有不同创见，丰富了儿科内容。

外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有多家专著或方论，但主要是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强调外疡的整体疗法，创托里排脓诸方至今仍为医家所宗。及朱丹溪的《外科精要发挥》，特别是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有关外科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关正骨的篇章，可谓当代比较成熟的创伤外科学。

骨伤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唐·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特别是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其在《正骨兼金镞》里，充分反映了元代骨伤科的治疗水平，其对治疗损伤骨关节，要用草乌散使之“麻倒不识痛，或用刀割开，或用剪剪去骨锋者，以手整顿骨节归原……或用凿凿开取出，后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并强调“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若其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在骨折的诊断技术和闭合复位手法上，其对关节脱臼的复位方面，除一般关节复位外，特别对髋关节脱臼创造性地提出了悬吊复位法。其最为突出的贡献为脊柱骨折悬吊复位法，这一创见在世界骨伤科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一时期，其他临床各科也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养生学方面，有很多论述，尤其是孙思邈，不但在其著作中有很多有关养生的论述及养生方法，而且自己就活到了百岁以上。

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昌盛时期，是中医药学派创立的关键时期，为后世中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后人了解唐宋金元名医的成长过程，以及各位医家的学术思想，特编撰了《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全书共收录了22位医家，集成20册医学全书(钱乙、刘防两位医家为一册，庞安时、朱肱两位医家为一册)，其中唐代3位医家，两宋时期9位医家，金元时期10位医家。收录原则：收入医家的全部存世著作；对该医家有争议的著作，当考镜源流，分辨正伪，尽量做到正本清源；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对其弟子收集其遗论整理而成又确能反映其学术思想的亦可收入。

本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规划图书之一，在编写和论证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振吉副局长、洪净副司长，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余瀛鳌教授、李经纬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由于作者较多，工程量较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