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但写出了事隔半个世纪之久的史实，还写出了胡风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文学道路，并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后半部由胡风先生的夫人梅志根据胡风的日记、书信、回忆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一些文学材料完成，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胡风的完整形象。

一 东京时期 1

二 在上海

上篇 左联任职期间18

下篇 左联离职前后33

三 在武汉

上篇78

下篇94

四 重庆前期

上篇116

下篇142

五 奔赴香港231

六 在东江，在桂林261

七 再返重庆

上篇295

下篇309

八 重返上海

上篇359

下篇387

附录 我的小传425

编写后记梅志钳431

我的小传

胡风，湖北蕲春人，本名张光人。笔名还有谷非、高荒等，做职业翻译时用过张果。1902年生。父亲初为做豆腐的手工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童养媳。幼年从事过牧牛和拾柴草一类劳动，与穷苦儿童为伍。十一岁才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进中学，被新文学所吸引。1923年改进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接受了革命思想和革命者为人品德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后，到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理想主义的追求得不到满足，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也仅数月即退。回本县参加革命后，受过一些波折。1929年秋到日本东京。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普罗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加深了对新文学中以鲁迅精神为主导的革命传统的理解，虽然进了庆应大学英文科，但主要精力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的学习和革命活动，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学研究会，与日本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普罗诗人等发生了友谊交往。在普罗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革命文学的情况。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春，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捕。7月初，被驱逐回上海。即在左翼作家联盟任宣传部长，数月后改任书记。在鲁迅精神的激励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辅助青年盟员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与文学学习上面。1934年冬初，因某某自首后的造谣，在政治责任感上愤而离职。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这以前，在东京时已用谷非笔名译过苏联初期革命浪漫主义故事《洋鬼》(《在彼得格勒的美国人》)，还用这个笔名写了一些评论，如挣脱不掉机械论影响的《论主题积极性和对第三种人的批判》等。这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问题的几封信的发现，和苏联清算“拉普”的斗争，对中国革命新文学传统精神和厄运有了稍稍进一步的体会，只有在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双重灾难下的劳动人民和动荡的中间层的生活实践中继承即开拓现实主义道路，才能吸收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影响，并加以发扬，散播开去。对政治内容上的人民性和美学内容上的形象性的具体感受和综合分析，在教条机械论的包围中开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求，对鲁迅的斗争起一点配合作用，1935年的评论集为《文艺笔谈》。编了一本地下丛刊《木屑文丛》，介绍了反映苏区斗争的小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等。无别人参加。1936年初，在鲁迅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编辑了《海燕》，参加者有聂绀弩、萧军、吴奚如等。与在左联时辅助出版的半地下刊物不同，《海燕》冲出了地面，在文化读者中间引起了轰动。但出了两期被禁止了。翻译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和《棉花》(写日共工人共产党员斗争的中篇，当时日本优秀普罗作家须井一著)。诗集《野花与箭》，只记录了一点找路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感情，其中通过苦痛的爱国主义到人民性的爱国主义，以至对集体主义同志爱的向往；后者还是借译出的日本女工的诗表现出来的。

1936年4月下旬，参加了长征的冯雪峰被党中央派回上海，开展抗Et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在他的倡议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得到了鲁迅的同意，在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反映了出去。马上受到了想用“国防文学”口号统一文坛的，违反了统战政策和思想运动要求的作者们的攻击，引起了争论。思想分歧及其社会根源的大要，见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又被“国防文学”派及其追随者重新提出，更把思想扰乱了。我已写成《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作了全面的说明和分析。)鲁迅逝世前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不懂中文的译者做了大量的逐句解释和校正工作，为日本刊物《改造》等写过文章。鲁迅逝世后，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等的参加下，编辑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刊登了鲁迅遗作，出了《二三事》、《原野》、《收获》、《黎明》四本，全被禁止了。到抗战开始止的评论合为第二集《密云期风习小纪》。抗战起，“血誓”的喊声集为《为祖国而歌》。自筹印费编辑出版了《七月》(小周刊)，坚持通过生活实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动向的现实主义道路，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当年10月，移到武汉改出《七月》半月刊。这时起，一直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和指导。1938年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四个常委之一，任研究股主任，一直到抗日胜利。《七月》上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中)来的作者，主要地以诗和报告文学冲破了文坛上热烈但却浮嚣的，正统的但却陈腐的文风，为现实主义开拓了道路，得到了读者的接受。武汉撤退后到重庆，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后任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任委员。虽然在武汉起意的《七月》大众版更没有可能实现，又在国民党的言论统治之下，但还是把《七月》改为月刊艰难地继续出版了，对公式教条主义和加紧发展起来了的客观主义这两个倾向进行了抵抗，同时，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正义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总务股主任，等于总负责人)，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在自己主持的一些活动(研究股)中传播了一些国际国内的进步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潮；并监督会刊《抗战文艺》不致有反共反人民的作品或言论出现。到皖南事变止的评论合为第三集《剑·文艺·人民》(原题为《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另有列为第四集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对向林冰阉割新文学传统的民粹主义理论从历史性上和逻辑性上做了具体的说理斗争，打退了对新文学解除武装的一场有害的理论攻势。P425-428

胡风的回忆录，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了三四年后，现在由女儿晓风整理编辑成书。面对这部书稿，我想就其中的一些情况说上几句。

这部回忆，开始是从左联前后写起的，胡风本人在正文的前面有一段解说：“关于左联，大家提供的情况需要补充和互相校正。我是一段时间的当事人，得提供我所经历的情况。要叙述我和左联的关系，非从东京说起不可。……因我在病中，只能提供一个扼要的叙述。”①按他当时的情绪和精力，是只想把他在左联工作这一段的前因后果及一些具体情况写出，以供参考，并没有想写更多的情况。但是，回忆一发表就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兴趣，因此，编辑部恳请他继续写了下去。当写到抗战期间撤离武汉时，天不假年，笔从他的手中落下，再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这项工作本应就此结束，但由于读者的要求，编辑同志又约请我们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回忆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继续写下去。这些材料有的比较简单，我只得尽记忆所及，来对一些具体事件和工作情况加以补充。为使读者了解我们在旧中国的困苦生活，我又补充了一些生活细节。我就这样勉为其难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

在他本人写的那一部分回忆里，不但把事隔半个世纪之多的史实写了出来，还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文学道路。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将自己的失误和不当，都坦率地写了出来，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于了解他的文艺思想和做人的态度，该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吧!

我接着完成的那一部分，相形之下就差得太远了。我只能尽力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亲身经历的、没有根据的、不了解不清楚的，就不写进去，并且尽可能用他的原始材料。对一些被人们夸大失实或以讹传讹之处，尽我所知做了一些纠正。看来，我的力量也就仅止于此了。我不禁又一次哀叹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

由于原来是陆续写陆续发表的，缺乏统一规划，也有叙述不清或重复之处。这次重编时，重分了章节，加了小标题，体例上力求一致，文字上做了些修订，内容方面也有少量增删。只是，为了保持胡风原作风貌，对他亲自写就的前三章中一些写错的地方或没搞清的史实，我们就不作改动，而用编者注另行说明。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多方核对了一些材料，但毕竟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还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教，共同丰富史料宝库!

1991年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