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随笔、特写、杂文、回忆录、文学评论等。本书为其散文精选集，共分为四个部分：生活·回忆，杂感·断想，行踪·印象，离歌·亲情。这些文章，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萧乾，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一生写了大量小说、散文、笔记、随笔、特写、杂文、回忆录、文学评论和书信等作品。萧乾的作品，真诚坦荡，深邃警醒，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本书精选的是他的散文作品，主要分为生活·回忆，杂感·断想，行踪·印象，离歌·亲情这四个部分。

龛里龛外(代序)

未带地图，行旅人生

生活·回忆

往事三瞥

北京城杂忆

[附]读了《北京城杂忆》

《杂忆》的原旨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老北京的小胡同

东直门

啊，汕头，我的第二故乡

足迹篇：香港

怀念上海

从长沙到沅陵

我失过业

五福堂

我的书房史

我这两辈子

杂感·断想

我的医药哲学

关于死的反思

从《老黑奴》说起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从心理学角度

丝韦的自我反左

想当初蹲牛棚

梦游“永不再”乡

天体

“彭克”——西方的糟粕

一条新闻，两种反应

这种事我不干

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

有点辛辣味足矣

行踪·印象

衣阿华的启示

在康奈尔校园里

美国点滴

负笈剑桥

北欧来鸿

达豪余生

欧行冥想录

欧战杂忆

旧金山采访之忆

纪念二战答客问

离歌·亲情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我们这家夫妻店

离歌唱给文洁若(家书选辑)

三姐常韦

后记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50，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势。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辨识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楣：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6000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人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20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9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7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20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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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供在龛里舒服，还是走在人群里惬意?

我一辈子走过不少路，也坐过各种各样的车，包括30年代上海极斯斐尔路那种独轮车，可我没坐过轿子——不，1937年春天去雁荡时曾坐过一回滑杆。当时纯粹出于好奇，可一路上我都在提心吊胆，生怕给摔进深谷。反正走路最安全还是靠自己的双腿，要不就跟大伙儿一道乘车。我估摸再憋闷莫如坐在那样把帘子放下来的花轿了。

每逢接到约稿信，要我为刊物的什么“名人专栏”或“外地名人专页”写稿，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博士硕士有明确级别，可这“名人”又是怎样一种规格呢?三四十年代我先后编过7年文艺副刊，鲁迅、茅盾的稿子我刊用过，巴金、靳以更是我的常客，然而我从没把文艺界的老一辈放在佛龛里供奉，而且他们也绝不乐于那样。如果翻翻旧时的《大公报·文艺》，就会发现巴金的文章在我那刊物上并不总是首篇，而且他也更关心的是新人的涌现。近万言的《宝马》长诗写得好，我就给它整版——当时孙毓棠的名字在诗坛上远没有许多位诗人的响。

报刊的编者赢得人心，要靠质量、胆识，最忌有捧角之嫌。一封约稿信说要把拙文放在“名家栏”，用意当然是表示尊重，然而我进入这样一栏就宛如被搀上挂了布帘的花轿，反而使我裹足不前了。

政治上我们反对不民主，文艺界我们也应大力提倡一下民主空气。这样才能让凡能写，有的可写的，都拿起笔来。

1995年6月29日

《名人名家书系》(共23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们从中选出14种，近期内陆续出版发行。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新选出的14种书的作者，无法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

编者

二00六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