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是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让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这位文化界伟人的崇高思想。

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除了编入《年谱长编》的以外，都收入这本书里。

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火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序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后记

1月9日(星期五)

今晚，先生交给胡颂平一本《钝夫年谱》，说：“这是我父亲自编的年谱。这是钞本，原稿留在北平。你拿去看看，非常有趣的。我预备把他印行。”颂平带着这本年谱回家，夜里十时许，开始来看，只觉得太老师铁花先生那种坚苦卓绝的志行，那种求真负责绝不苟且的精神，和他的内行之笃，天性之厚的种种行谊，一口气读完，已是清晨两点多了。读后感到先生那种弘毅的德性，好像是太老师的缩影，真是“其来有自”。第二天颂平还给先生时，说已读了一遍，非常感动。先生说：“我父亲是一个怪人，不过文章写得很好。”

1月23日(星期五)

下午，先生翻看一本小说《风暴十年》，翻到ll页，里面有“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北京”一句话。先生笑着说：“这位作者会编造历史，该打手心。”

近来接到一些很潦草的信，连写信人的姓名也认不出来。先生指示颂平说：“以后我们写信，遇到重要的字最好要写正字。我总觉得爱乱写草书的人神经不太正常，往往为了一个字，要人费时去思量，去猜想，这就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我们随便写一封短信，也要对别人负责的。”

1月24日(星期六)

中午，留胡颂平便饭。在饭桌上，问起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情形。胡颂平说：“我在中公时是读政治经济系，所以只选过先生在暑期班开的‘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过在大礼堂上主讲的‘文化史’。‘文化史’里有好几章是请别人代授的；如甲骨文字，就请郑仰之先生讲的。”先生说：“郑仰之也是我的学生。”胡颂平又说：“先生在‘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里，最后讲到宋衡(又名恕，1862—1910)的《平子刍议》。宋平子先生是我的乡前辈，所以我特别注意。他是平阳人，我是乐清人，我们温州人很敬佩他的思想行谊的。”可惜这本笔记于抗战期中失掉了。

今午饭后的水果是木瓜。先生又问：“《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是不是就是今天吃的木瓜?”胡颂平说：“这种木瓜好像只有南方各省才有的，台湾也有；但‘卫风’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县及河南省卫辉、怀庆两府一带的地方。这些地方产生的木瓜，怕不是我们今天吃的这种木瓜?”先生随手在饭桌旁边的书架上抽出《诗经》来翻，《注》里说是■木，《疏》里也说■木瓜，酸可食，但仍不知是否就是现在的木瓜。得空时不妨查查看。后来颂平将《植物大辞典》上记载“木瓜”的各点摘录下来，先生看了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一定不是很大的了。

1月26日(星期一)

胡颂平做好《四十自述》的勘误表。先生看见“立大嫂”的“嫂”字，说：“绩溪的妇女是跟孩子称呼他人的。譬如父亲哥哥的太太，我的母亲跟孩子的口气喊他伯母。伯母两个字念得快时便念成‘嫂’字；父亲弟弟的太太叫作‘婶’。你们温州怎样称呼的?”胡颂平说：“也是跟小孩称呼的；不过把伯母两字念成‘姆’字，婶字还是念‘婶’的。”先生说：“这个‘嫚’字应该做个注解。”

2月11日(星期三)

今天先生谈起二次大战初期，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坐潜水艇逃去时，把部队交给他的副手去投降。这个投降人以后是有功的，这点中国人还不懂。外国对俘虏是用他的军阶分别待遇的。这在中国人也是不懂的。

2月12日(星期四)

今天给黄建中70岁寿笺上题了下面的话：

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

朱子晚年语，录以奉祝  离明吾兄七十大寿，并贺

嫂夫人大寿。  胡适

黄建中是先生北大的学生。颂平在看先生题了朱子晚年对他的学生说的——“壁立万仞”——这句话，真如醍醐灌顶，似有所悟。

2月26日(星期四)

马逢瑞是先生很熟悉的中公学生。他这时写信来想请先生替他介绍台湾省物产保险公司的工作。先生看了他的信后对胡颂平说：“我是向来不替人介绍工作的。我这次到院里来不带一个人。从前在北大时也不曾带一个人，就是在中公当校长时，我请杨亮功当副校长，那是请他帮忙我的。那时江宝和当会计，不是我的意思，是校董会请他，丁彀音硬要他去担任的。

P6-8

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这所谓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并不是只以口才称的。言为心声；有德的人所发的心声，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论自亦极足宝贵。

胡适之先生的一生，从我们民族文化的观点讲，可以说是社会中一位最伟大的引导者。无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张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达，并且可以使我们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气象的。他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史最珍贵的材料。

有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对胡先生于中年以后专事考据的工作，以为胡先生在学术上虽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会忘却了。这可说是过虑。我们知道，胡先生对于社会文化进步的关心，和对于他自己在学问上进步的关心一样。他决不会因专心学问而不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好的文化的!

现在胡君颂平这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论，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过虑。这是我们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悦的事。

19世纪中叶，德国爱克尔曼写了一本《哥德谈话录》；德国哲学家尼采以为是德国第一本书。我自审才不及尼采，不敢作这等大言。但我想，颂平这书，和爱克尔曼的书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哥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哥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从爱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的从颂平所记的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这一点是我充满信心的。

                        毛子水谨序

                         1983年12月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原是设在台北市的。在适之先生回国就任院长之前几天，才迁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逝，岂不可惜。我先有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90岁生日时，适之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我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1958年12月里恢复了中断20年的日记。

我开始做胡先生的秘书，与我过去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性质不同；我好像是新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似的，只能当一名学徒，什么都从头学起。每隔几天，适之先生总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顿午饭。有时晚上有应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车回台北。无论在饭桌上，或车上，尤其是他好几次住进台大医院及出院后的疗养期间，凡不是工作的时间，他爱即景谈天，讲论社会上或学问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发问。有时遇到一个罕见字的读音，或是比较冷僻的典故，他也会考考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里，他的特别护士徐秋皎小姐见他和我谈起一位外国朋友翻译杜工部的“羌村诗”，私下问我“羌村诗”是什么，我默写出来解释给她听。这首诗里有“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两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记错作“惊”字，下句的“惊”字记作“坐”字，成为“妻孥惊我在，坐定还拭泪”了。因与原诗的意义没有多少出入，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有误。我们是在病床外边的会客椅上轻轻的说话，但被适之先生听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写。说：“两句五言诗，只有十个字。你却错了两个!”顺手拿起红色原子笔来改正，一面对徐小姐说：“这位胡先生(指我)还能背得出这首诗，可得一百分，但错了两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写纸上批了95分之后，说：“今天我又给颂平批分数了。”不禁哈哈大笑。这是他的天真与风趣的一例。但他见错就改正的求真精神，无时或衰。就是偶然遇到这样的小玩意儿，也不轻易放过。这些无意中的闲谈，给我个人自我教育上的激发极大。

这个谈话录所记的谈话，都是根据我当年的日记，所以绝大部分是对我个人说的。他对客人或在别种场合的言谈，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这里。我用的是袖珍日记簿，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的记了六七本，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

这一天(1959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来记日记。恰巧适之先生走进我的工作室。他看见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写着密密的小字，随便问问：“你在写什么?”我说：“记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情，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他一听到这些话，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准备，而且正是报告给他知道的好机会，于是慢慢地说：“从前马相伯先生90岁生日时，先生不是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吗?那个简短的谈话(见上)，我还记得。现在先生也是‘国之瑰宝’，我有机会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28年前说过这句话，才开始记录的。但不知有没有听错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来，还想请先生过目。”我这么说明之后，他说：“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他的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从此之后，胡先生知道我在记录他的言行了。

记得先生有一次谈起：“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这里记的如儿童时代玩的“苏子”，如家中雇用临时工人劳作的习俗，如“出门要带三条绳”，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与“员外”等等琐碎的话题，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个时代背景的点滴资料。只要他曾谈起过，就是片言只语，我都记录下来，保留在这里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里。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决定与长编同时发表了。

又。当初因用日记的原始资料，故将第一人称的“我”字改为第三人称的姓名三个字，现在也懒得再改回来。我要特别声明的，就是胡先生从没有看过我的记录，如果有听错记错的地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谬误，以便改正。

                胡颂平记于台北市浦成街宿舍

                      1984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