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英文原书计180余页。篇幅虽然不长，但传主却是《东方学》的大名鼎鼎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内容是对他在2000年前的后殖民话语书写所作的总括的、全局的，而又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系统分析和评论，其中不乏该书作者的洞见，以及对萨义德学术观点的尖锐批判。《萨义德》发表于萨义德去世前三年的2000年，可以说，是一部对萨义德的一种近乎“盖棺定论”式的，涉及萨义德一生绝大部分著述的专著。

爱德华·萨义德，开东方学话语分析之先河，是当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家、政治评论家和献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事业的斗士，他的著作在西方知识界占有绝无仅有的地位。本书是对他在所有这些主要领域内的著述——以《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为主——所作的重大探索和评价。本书作者所集中关注的是萨义德对于文学、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联的坚守，并对萨义德著作中的主要困境进行了概述和评估，指出了每一领域之间的关联和矛盾。对于任何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政治和中东地区，以及对萨义德的著作感兴趣的人，本书均非常重要。

致谢

缩略语表

绪论

爱德华·萨义德：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多重世界的人

早期批评：从《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

到《世界、文本、批评家》

概述

第一章 《东方学》

引 言

《东方学》的范围和论点

界定问题

矛盾的方法和价值观：福柯、葛兰西和人道主义

东方学中的性别：一个被忽视的因素

结语：萨义德、《东方学》以及地位性问题

第二章 《东方学》之后：《文化与帝国主义》

引 言

概述

方法论框架

寻觅替代性途径

结语：世俗知识分子的对立立场

第三章 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

引 言

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

后殖民理论：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和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东方学》与帝国文学

《东方学》与帝国旅游写作研究

结语

结论

注释

参考文献

英汉索引

译后记

虽然他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坚持自己拥有作为中东人和巴勒斯坦放逐者的经历，他在英美学术象牙塔的特权世界里却几乎不是什么放逐者，而是那个俱乐部的正式成员，虽然是经常处于反对一方的成员。那个似乎要把他排除在外的俱乐部的这种布满荆棘的成员地位，或许部分地解释了萨义德何以有时无法明白，有关东方的东方学固定模式中的其他种种二元对立，为什么也会出现在东西方男人对妇女的固定模式当中。

由于萨义德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东西方妇女，所以他也就失去了使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于各种不同的历史特异性变得更加敏感，并因此使它对东西方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变得更加精确和全面的机会。而他没有认识到西方关于东方的东方学话语事实上远不如他经常指出或者暗示的那么统一而又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他忽视了那些同东方有关联的西方妇女的生平和著作。特别是妇女的不少游记，同萨义德所认同的那种话语之间具有一种复杂而又易变的关系。因为，在萨义德有关东西方关系的阐释中，被删除的不仅有西方妇女，还有东方妇女。毕竟，东方妇女的境况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单纯地复制东方男人或者西方妇女的境况，它应该被纳入对东方学进行讨论的那种框架的理论化之中。公平地说，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概念上，要想做到这一点对萨义德而言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关于非西方妇女的文献，同或者是关于西方男人或者是关于西方妇女的文献相比，更不容易得到。对西方女权主义者而言，对非西方妇女的理论化显然也是微妙棘手的事情。这些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受到过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等人的非难，指责她们把非西方妇女简化成了牺牲品的固定模式。这里，我自己的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非西方妇女。最后，应该牢记的是，萨义德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对东方学话语的分析，而不在于非西方人对这种话语的反应。

尽管如此，对当代广告使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固定模式这一范例进行一番思索，分析为什么要在广告中纳入这些因素，还是颇值得玩味的。当今某些西方广告中出现的情况说明，与萨义德援用的阿拉伯人的那些粗糙的形象相比，这些广告在老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表明，虽然某些广告部分地恢复了阿拉伯人充满色欲的形象(毋庸讳言，仍然是“酋长”那种固定模式化的人物)，然而它们还是把东西方妇女降低为她们在传统上已被接受的固定模式化角色，即不同类型的性对象。在一则为驰名轿车做的电视广告中，两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人救出了两个汽车在沙漠里抛了锚的阿拉伯男人，其中一个阿拉伯男人，也就是酋长，感激涕零中对女人们说：“我的官邸也就是你们的啦。”西方妇女被酋长富丽堂皇的宫殿弄得眼花缭乱。不过，她们无意中听见酋长对自己得力的助手说：“它们[汽车]是我给妻妾买的。”(“Iwant them for my wives．”)她们把酋长的话误解为“我要她们做我的妻妾”，于是把酋长妻妾穿戴的那种蝉翼面纱和轻纱长袍穿戴起来，乔装打扮逃出官邸，匆忙驾车走了。这时，屏幕上出现了酋长带着会心的微笑，说：“我的话有什么不对吗?”与此同时，他的妻妾怀着赞美的心情簇拥在酋长给她们买的那些新轿车周围(自然，与那些西方妇女驾驶的是同一种型号的轿车)，这样就说明，那两个西方妇女完全误解了酋长的话，认为"them"指她们自己，而不是轿车。这则广告是就阿拉伯人以及东西方妇女的固定模式所进行的有意为之的笔墨游戏。它先声明西方技术的优越，把阿拉伯人降至次要地位(他的汽车在沙漠里抛了锚)。不过又继而表明这位阿拉伯人所处的权势地位。那两个拥有以汽车为代表的技术的西方妇女，受到了有关东方生活和男女关系的愚蠢荒谬的假设的愚弄，同时还在心里夸大了她们自己的妩媚动人。广告中的东方妇女则是处于背景中的人物，身穿蝉翼服饰，轻盈地跑来跑去，被认同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男性想像中的性对象。她们不说话，别人也不同她们说话，她们只是那阿拉伯人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整个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男人的观点驾驭的，他是以汽车为代表的技术成就的假定发明者，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广告中所有的参与者。

P48-49

记得谁写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讲一位翻译大家，伏案笔耕，几度春秋后，终于把一部名著移译成中文，奉献给了原本早就该读到这部小说的中国读者，紧接着身子朝后一仰，连人带椅子跌倒在背后床沿上。这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的肢体欢呼，更是在完成了一件文化建设使命之后，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的下意识表述的外化。译者当然不敢自比名家，但在为“立名”而“踯躅”的近一年时间之后，眼看着试译的书稿以word文档形式在硬盘里不断地积累，终至于显现出雏形，却也感受到了一丝的愉悦，也算是人之常情吧。虽然，我的心里更多的是惴惴不安：尽管译文力求忠实可读，在初稿的基础上又多次校对润色，但误读肯定是有的，问题是有多少；误译也肯定是有的，关键是严重的程度如何。

《萨义德》这部书，英文原书计180余页。篇幅虽然不长，但传主却是《东方学》的大名鼎鼎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内容是对他在2000年前的后殖民话语书写所作的总括的、全局的，而又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系统分析和评论，其中不乏该书作者的洞见，以及对萨义德学术观点的尖锐批判。《萨义德》发表于萨义德去世前三年的2000年，可以说，是一部对萨义德的一种近乎“盖棺定论”式的，涉及萨义德一生绝大部分著述的专著，或者起码是我所见到的内容比较全面的专著。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要想将书的内容传达准确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涉及到对于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后殖民理论发展轨迹的总体把握。

众所周知，萨义德是开后殖民研究领域，特别是东方学话语分析之先河的一代宗师，虽然他的观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他生前抑或身后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和争议。在西方，女权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称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代长者”；而严厉批评他的也大有人在，如詹姆斯·克里福德和丹尼斯·波特等人便是。在中国，著文介绍萨义德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要更早，立即成为显学。其中既包括大陆和台湾治文论者，也包括旅居海外的学者。他的《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在1999年同时在大陆和台湾分别推出了两个中译本，《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汉译也先后在台湾和大陆于2001年和2003年问世。讨论他的东方学的文章中，介绍引进的似乎多于分析评骘的，但他的《东方学》却“似乎一直被包围在欢呼声中”(陶东风：《用什么替代东方学——对赛义德<东方学)的质疑》，载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5日)；不过，同时特别是近年来也有呼吁对萨义德的东方学进行深入、全面研究的冷静评价者。陶东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见上文)。再如，还有的学者曾经告诫说：“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在它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那些后殖民或半殖民的社会文化中，却可能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为敌视西方甚至现代文明的武器”(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批判》，载于《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有学者则援用他人的观点，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现代中国语境下表示了质疑：“在中国，有学者提醒用后殖民理论来谈中国问题实在文不对题，因为中国从未被外国完全体制化地殖民过，中国一直保有自身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主性”(王炎：《重新认识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载于《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还有的甚至说：“其[东方学]反动性将远大于其进步性，或者说其落后作用远大于其文明作用”(转引自张隆溪《关于几个时新题目》，载于《读书》1994年第5期)。所以在这里大段引用不同学者的论述，是因为，起码就国内学界而言，殖民理论的“横向移植”，越来越是我国后殖民批评所面临的困惑和抉择，或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另外，还想简单介绍一下本书作者瓦莱丽·肯尼迪(Valerie Ken—nedy)的生平。她1979年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Anglia)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以来，先后在肯尼亚、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大学任教，现为土耳其比尔肯大学英国语言系助理教授。其间，开过各种课程，同时指导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撰写，发表了各种评论19和20世纪英国作家的论文以及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论文。在学术上专治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小说研究。目前，正在撰写关于19—20世纪去西非的旅行者的专著。她也认为，在当代知识界，爱德华·萨义德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以及社会评论家，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又时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但稳坐了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的交椅，他的东方学理论也登堂入室，被列为两系(实际上也是西方各大学)的独立课程。

《萨义德》(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三章)分别论述了《东方学》(第一章)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二章)的范围、论点、界定、方法论框架，以及萨义德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贡献和影响(第三章)。既包括了福柯和葛兰西对于萨义德的影响，又包括了萨义德与斯皮瓦克和巴巴的比较。同时又指出了萨义德对于阶级和性别等问题的忽视，以及他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表述中的诸多几乎解构了其理论支柱的悖论和矛盾，并对之进行了追问。也许正是通过这样的追问才可以看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肯尼迪是试图对萨义德的著作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的。这样说的原因，用作者自己的话或许能够解释：“萨义德从被殖民的边缘地区到作为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中心的历程……我的历程则……是从中心附近迁移到边缘地区的。……然而，由于我的历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殖民主义寓意的色彩，这依然使我获得了有关政治和文化诸问题的一种观点。倘若我留在欧洲的话，是永远不能获得这种观点的。”

鉴于上述种种，应该说，学界的上述不同观点之争，在东西方所发出的或肯定甚至欢呼，或批评、指责乃至拒斥的声音，都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而就国内学界而言，关键在于对他的理论作何理解，若把他的理论置于中国语境下，又该作何解释，也就是如何以理性、清醒的心态来公允地看待他的理论。这已在上面提及，不再赘述。

译者译完这本书后，正值哲人逝世两周年，本拟写一点心得体会充做“译者前言”的。考虑到中西学术界已有的并且正在进行的争论，国内学者的见仁见智等等已经见诸报端和网络，无需蛇足式的重复，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只能以“译后记”的形式，拉拉杂杂写一点随想了。

在翻译的具体操作上，凡是专名(具体地说是现当代理论家及其著作题目，以及组织名称等)，为方便读者查阅检索，大都在译文中保留了原文(置于括号内)。小说家、诗人和他们的作品题目，只保留读者可能不太熟悉者，其余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原文称谓则不保留。某些比较生僻的作家，还适当作了译者注。其次，书中的引文，参考了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和彭淮栋译《格格不入》(三联书店)的译文。特别是《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书的引文，为了读者和研究者查阅对照的方便，视行文的具体情况，大体上采用了王宇根先生和李琨先生的译法，在此一并说明，并致衷心的感谢。再次，书中还有几处引用了T．s．艾略特的《传统和个人才能》中的话，译文均从已故恩师李赋宁先生的译文《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谨对先生的在天之灵表示特别的感激之情。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多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先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杨全强先生的鼓励，谨对他们表示谢忱。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李厥云君和我的女儿李■蕤，他们帮助整理了参考文献或者索引。最后，妻子张希芳充当了后勤保障，这本书最终能够翻译完毕，与她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李自修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