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21世纪经济学原理的入门书,一本诺贝尔奖得主大力推荐的书。
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他们谦卑或傲慢、外向或腼腆,但他们都有不拘一格、勇于创新、敢于藐视传统的头脑;他们在孩提时代经历了贫困和战争的恐慌、战后的动荡和竞争的挑战,有人在绝望中摇头,而他们却在废墟中寻求答案;他们在百家争鸣的经济学派中经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给整个经济学界带来一阵春风;他们是大众所追随的焦点,在百姓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上投射出新的光芒。
是什么让这44位经济学家摘取了经济学桂冠上的明珠?他们在求知的道路上是如何影响世界?在他们的思想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根源?
本书收集“时势造英雄”之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点滴,将经济理论、哲学、历史、个人传记完美融合在一起,为你打开一扇了解当今经济思潮形成过程的窗户。
萨谬尔森的“混合经济思想”至今仍是中国经济政策制订的主导;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如何避免在宏观调控中变成计划经济; 刘易斯等人创立的发展经济学很快让中国人明白了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主要特征,中国要发挥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就像天上的星星,照亮着中国的天空,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们经邦之宏论,济世之方略无疑给了你一双慧眼,帮你解开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迷局。
人生来就是自私的,与其他任何生物无异,而且自私一直伴随着我们,尽管长辈始终对我们循循善诱,但仍然无济于事,这一与生俱来的品性成为了组织人类社会的基础。认识到我们内在的自私性是理性的,这也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描述市场经济指导原则的惯用术语。
也许最资深的理性主义者非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莫属,甚至某些最浅显的经济学读物也涉及到他的巨著。事实上,斯蒂格勒断言:明白而易懂的经济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理论成果使他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奖。他借鉴一系列理性分析模式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经济决策:从近海渔场的鱼类保护、恰当的保险条款和定价到市场经济中盈利性投资的前景。人们常常把社会科学解释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在分析方法上,社会科学没有稳固的基础,其体系也常被人们用模糊的、不切实际的语言打散。现在,经济学有了分析的模式,从而社会科学也有了固定的科学研究框架。
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的分析性概念就是“最大化”。这个相对平淡的概念是指人们选择能够带来最优结果的行为行事。有关这一理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选择购买的产品组合,比如食物、私人服务、衣服或者娱乐、寓所以及交通服务,每个组合都是精挑细选而成的,因为它和我们的个人福利有直接关系。
斯蒂格勒率先提出的最大化的另一项应用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却更加关键,那就是“择业”。我们搜寻可能获得的工作及劳动力市场,并权衡不同工作前景带来的利弊,最终我们通过接受某份工作而结束这次寻找工作的过程。
这种行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是理性的。尽管理性这个词通常是用来区别三思而后行和武断行为之间的差别,但在经济学家的字典中,它专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行为。当人们理性行事时,他们的行为使得福利最大化。请注意,福利这个词在经济学中也另有解释。尽管通常我们把福利理解为某种政府项目,而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着人们希望得到的收入、财富以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最大化。
斯蒂格勒出生在一个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家庭中,他只会说德语。斯蒂格勒进入芝加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受到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鼻祖)的影响。奈特影响了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14edma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hz)。
奈特教授是一位思维缜密且要求严格的教育家,尤其以质疑不严谨思维的作风而闻名。斯蒂格勒后来回忆起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胡说八道”——专门针对那些没有足够事实依据的草率结论。在芝加哥大学的这段经历使斯蒂格勒形成了一生都和草率结论斗争的硬朗作风。
斯蒂格勒的所有思想都反映了他对已有信条的怀疑,同时他也探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观点,即在理论和实证之间游刃有余的演绎。以下是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对以往和当今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进行批判性审视,弃其糟粕,并将所有思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斯蒂格勒承认,大多数的新思想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毫无用处的,但这并不见得是坏事。的确,社会需要接受各种新思想,但同时也应该对其进行修改、补拙和深化,使其以可信且可靠的方式应用,把新思想转化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
这种行为以事实为依据,以因果关系加以推导。这就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是我们从斯蒂格勒那里学到的:以现实世界的事实为出发点做出能带来最优结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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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患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在极度沮丧之下,病人恳求医生:“您行行好,再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医生答道:“你可以尝试嫁给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搬到北达科他州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问:“那样一来,我就可以多活些时日吗?”“不,但至少感觉上要显得比半年长。”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经济学家。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让人觉得乏味,那么44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不就让人们的乏味感增强44倍吗?其实未必。
我想告诉你,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就是将人们的兴趣及其探求活动合理化。有人问我,这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我最欣赏哪一位,我不得不说:“我最欣赏自己正在研究的这一位。”研究其中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是一项宏伟的工程,用某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是不可能的。最有天赋的?最具想像力的?最有同情心的?最有趣的?是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的确很有趣,但是要选出第一号人物,则无异于盲人摸象。
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于平民百姓福利的关注,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努力工作。不幸的是,人们对于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却存在一些误会。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们发表的看法可能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某位化学家研制出一种新疫苗,或者某位物理学家创造出一种新分子,对此我们总是欣然接受,其实这些成就都不及那些为我们指明和改善生活发展道路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有实用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大家族里的新成员,它的设立并不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初衷,此奖项是于1968年由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这一奖项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芝加哥大学则是美籍获奖者的大本营,该大学先后共有8位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截止到作者完成书稿时)。
然而,仍有人不能理解,经济学为何可以作为一门“科学”而在诺贝尔奖中占据一席之地?毕竟,经济学家没有实验室去做实验,他们并不分解有机物或无机物,不改变这些物质的物理环境,也不测量各种变化产生的结果。
其实,经济学家是把整个世界当成他们的实验室,而世界则把人类提供给经济学家做实验(人类的功能类似于生物学家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让经济学家进行观察,从而得知人们是如何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实验室里,经济学家的科研步骤和物理学家十分相似。首先,经济学家提出一个理论(假设),暂时解释人们对于某种刺激的反应;接着,观察人们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的行为,测量结果,记录数据;然后整理数据,并评估数据同先前所做的假设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最后,如果数据与假设一致,则可以得出一个能够解释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经济法则或者原理。
当然,经济法则不可能同物理法则一样精准。即使是一般的科学家也能预知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可以构成1个水分子,然而人类本身却从来不可预知。因为人类行为很少会同科学家的料想完全一致,所以经济法则或者经济原理也就不可能完美无缺。
尽管如此,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告诫我们,不要因为面包圈不圆而懊恼,相反,我们应该庆幸面包圈的存在让世界更加丰富。同样,经济学家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在不断地探求、考证和进取之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社会写真。
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非常活跃,他们的某些发现比以往的任何发现都要更加可信、确凿和实用。他们的发现更多的是对人们难以计量的行为方式进行日益成熟且细致的评价和分析,本书所提及的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此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本书不是任何形式的编年史,甚至根本没有参考任何现成的经济学史概览,而是把一块块零散的拼图拼合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鞭策着那些勤于思考的人们,指引着他们对经济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要想理解人类社会这样复杂的机体,具有不拘一格、勇于创新、敢于藐视传统的头脑是很必要的。这样的人经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会给整个经济学界带来一阵春风,不过他们永远都不会达成共识,或者屈服于某个观点。
事实上,拜读各种经济学派近乎百家争鸣的见解,能够促进我们理解力的提高。况且,不管他们代表的是哪个学派,他们在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稀缺问题的存在,认识到社会的推动需要各系统和机构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配置。正是因为经济学家过多强调稀缺这一问题,所以成为不那么受欢迎的人,对他们的冷嘲热讽也纷至沓来。通常,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宣布坏消息,告诉人们不得不用某种必需品去换取另一种必需品。
我们每天都在同稀缺品打交道,而且还要从中做出取舍。如果我们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上班的往返途中,那么就会挤占同客户见面的时间;如果我们把积蓄花在去加勒比海度假上,那么就不能同时花在股票投资组合上;一个公司在广告上开销过多,其研发资金便相应减少;上缴了某些保险费之后,可能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应付工人再就业的培训;甚至于诸如网络域名这类无形之物都属于稀缺品。
在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的问题上,我们经常碰到超出能力范围的难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想要最大限度地得到更多的资源以丰富生活,同时只愿意付出最小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济学的原因了。经济学就是帮助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学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的方法。
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末的经济思想。这并不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是现代经济思想的惟一来源,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的成就与他人毫无干系。物理学家们指出,他们的贡献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
给予这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启发或协助的人,就像是许多微小的珊瑚虫,齐心协力建造一个复杂的结构,这个结构由不同的个人见解组成;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就像是这个结构的核心,他们在其他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可塑性极强的体系,他们的共同愿望是为人类最基本的制度——经济体系——的改善而服务。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将麦卡蒂博士的《非凡的经济智慧》一书的中译本奉献在读者面前。希望这本被西方誉为不朽之作的论著能有助于大家对世界的思考和探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总结出三条提高获得诺奖概率的秘诀:“足够长寿;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有一席之地;最好是来自英美国家。”然获奖者甚众,各种经济学派甚众,为了全面、高效地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对于本世纪全球经济的影响,读者需要一条清晰的有关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脉络,本书能及时弥补您在这方面需求的空缺,让您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鸟瞰整个现代经济思潮。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影响。作者麦卡蒂博士做出了一次新颖且大胆的尝试,用一种特殊的结构剖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得主的思想精粹。你可以看到书中并不是纯粹地罗列一连串的经济学理论、符号、模型,而是从实际出发重新诠释了这些思想在生活中的应用,将现代社会的经济现象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解构,不仅能帮助你清晰了解经济学发展历程,而且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
好的译文难求,一场思想的盛宴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翻译成晦涩难懂的中文。以往读译文的不快仍旧好似警钟一般在耳边不断提醒我们反复推敲,以保证能够准确地传达本书作者的思想。事实上,翻译只是一件万不得已的文化传播手段,而翻译的最高境界当属不翻译,无为而治。因此,对于有条件阅读英文原著的读者,不妨直接找出原著研习。当然,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我们自信地认为这个译本是英文原著的最适合的替代品。
本书翻译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徐佳负责。前言、第1至第8章由徐佳翻译,第23至第37章由李淑文翻译,其余部分由易经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教授的悉心指导,夏教授在百忙之余审校了全书。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虽然我和各位译者努力探寻这些文字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恰当的转换方式,并为保证全书在文体、用语上的统一做了长时间的修改、校译和统稿,但是免不了有纰漏和错误,望读者见谅并指正。也希望您将阅读后的疑惑、感想或意见告诉我们,加深读者与译者、作者之间的沟通,以共同推进国内经济学研究的进程。
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