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包括《功名》《苦辛》《乱真》三部，共110万字。 本书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宏阔画卷。既对主人公品格高洁、心系天下、敢于任事、执拗率真的人物形象做了逼真刻画，又对围绕着变法过程中的君子之争、小人之斗、朋党恩怨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机融合，是一部反映北宋中叶社会历史状况的百科全书性的历史小说。该稿系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万斌生先生耗时10年呕心沥血写成的力作。

《王安石》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功名》是其第一卷。

宋英宗治平年间，皇帝赵曙昏庸多病，官内朝廷纷争不断，大臣勾心斗角，内宫不和，天下豪门兼并，百姓流离失所，边境烽火不断，大宋风雨飘摇，险象环生。

王安石这时正在牛首山墓庐为母亲守孝。苏轼、苏辙奉父亲苏洵灵柩还乡在润州芦荡遇险，被王安石之子王雾救护，到江宁府拜访王安石未遇。宋英宗多次下诏王安石返京，但他坚辞不入朝，为母守孝，设帐授徒，考察民瘼，为匡政救世，变法改革做准备。

英宗赵曙不久病亡。神宗赵项即位。时年19岁，风华正茂，立志改革以富国强兵。面对满朝保守不思进取的大臣，他的目光投向以矫世变俗而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多次下诏授王安石以大任并催其进京。

王安石进京途中对民生疾苦做了更深刻具体的了解，并结识暗恋他的女弟子杜珊(妙贞)和东明县青年农民南铁蛋，为他进京变法埋下民间基层支持的伏笔。进京后，王安石为变法大声疾呼，与司马光等重臣发生了“侍讲与坐讲”、“阿云案”、“辞赏与谢赏”等争议。皇帝赵项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排除阻力，另起炉灶，设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启用吕惠卿、曾布、王韶、沈括等变法新人，拉开了熙宁变法序幕。此时，守制期满的苏轼兄弟回到京城复官，也成了反王安石变法的先锋。

第一卷为变法高潮的崛起做了精心布局和铺垫，微波细澜，跌宕有致，读来丝丝入扣。

《苦辛》是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的重头戏，王安石变法伊始，即招致朝廷重臣、贵族、豪门的激烈反对：

言官，御史中丞吕诲率先上疏，弹劾王安石有“十大罪状”，其势汹汹，帽子铺天盖地，被王安石击败，皇帝赵项将其罢官；其后，在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的苏轼从内发难攻击新法，被调出“条例司”；宰相富弼反对新法，辞相被贬出京判亳州；司马光、苏轼和王安石、吕惠卿等变法官员在朝堂上接二连三发生激烈争辩；东明县令贾蕃为了破坏《青苗法》的执行，故意使坏，给《青苗法》泼污水，王安石派吕惠卿、曾布暗访《青苗法》执行情况，险中贾蕃的圈套诡计；在韩琦等老臣蛊惑下，神宗赵顼一度动摇，欲废《青苗法》，王安石以辞职表示不满，司马光代皇帝起草批答，激怒王安石抗章自辩，赵项醒悟，变法决心更加坚定；司马光心犹未甘，写信劝王安石停止变法，王安石大义凛然回信反驳。司马光与王安石断交，离京外任；王安石等主动出击，调整御史台，打击故意破坏变法的官吏。

变法如火如荼，一系列新法陆续出台，引起了贵族豪门的恐慌，甚至损害到皇族利益。反对派图穷匕首见，策划了宣德门外行刺王安石事件，幸遇杜珊(妙贞)、鲍雨救援，王安石大难不死，杜珊血洒宣德门……

本卷情节曲折，斗争尖锐，高潮迭起，波澜起伏。王安石、赵项、司马光、吕惠卿、苏轼等人物性格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让人不忍释卷。

《乱真》是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的压轴之作。

宣德门事件后，鉴于神宗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怯怕内宫而不彻查的做法，以及《流民图》诬陷新法，赵顼变法决心松动，变法骨干之间不和，等等，王安石萌生退意，上疏辞相。

继任宰相韩绛和副相吕惠卿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制订颁行《手实法》激起朝野反对和百姓怨恨。与此同时，辽邦虎视中原。内外忧患，神宗赵项召王安石回朝复相。

王安石复相后，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操劳国事。但神宗赵项不时刚愎自用，不再言听计从，韩绛、吕惠卿也各怀心事，外任变法骨干无法调回，爱子王雾又不幸早逝，王安石自觉独木难支，遂再次辞相归隐江宁。

司马光闲居洛阳，很少过问朝政，先后营建三处庄园，与聚居西京老臣富弼、文彦博、吕诲等人密切交往议论批评新法，《通鉴》书局迁洛阳后，司马光一边著作，一边等候复出时机。苏轼因反对新法被贬出京，先后在杭、密、徐、湖州任职，纵情诗酒，偎红倚翠，也尽力为民办了一些好事，他执行新法，在执行中也发现了新法的不足，写了大量讥讽新法的诗文，被人告发，酿成“乌台诗案”，险遭处死。王安石知情后上疏为其解脱，在王安石兄弟和多方救援下才被从宽发落黄州，任满路过江宁，登门拜访王安石，坦诚相对，前嫌尽释。此时，司马光历时19年终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得到神宗赵顼表彰。

神宗赵项，为了收复旧疆国土，两次用兵西夏，不听王安石等人的劝告和上疏，结果丧师辱国。惨败的伤痛，使赵项英年早逝。年幼的赵煦即位，皇太后高氏垂帘，尽招司马光等反对新法旧臣、老臣入朝，司马光为相，不分青红皂白，尽废新法。苏轼对其做法大为不满。王安石忧愤辞世，17年的变法，终归失败。

时过境迁，势态炎凉，变法之争中的君子与小人面目，在本卷得到了客观真实和淋漓尽致的刻画，王安石的人格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第一部

第一章应叹生平路

第二章养吾浩然之气

第三章花好却愁深

第四章正故国晚秋

第五章惊下乱红铺绣

第六章归路指亲庐

第七章何日成戎捷

第八章汤武偶相逢

第九章轻风阵阵寒

第十章都道君恩须报

第二部

第一章未可非商鞅

第二章相见争如不见

第三章纷纷何足竞

第四章新桃换旧符

第五章济川用汝为舟楫

第六章天朝威远域

第七章自有岁寒心

第八章绿叶渐阴匆匆去

第三部

第一章繁华得几时

第二章明月何时照我还

第三章满庭雨如烟

第四章闾阎鹤发翁

第五章安有圣世杀才士

第六章何物最关情

第七章闲看秋风清波

第八章长悲事业典型问

尾声 

后记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七月下旬。

人说秋雨绵绵，又道秋高气爽，此话不假。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秋风秋雨之后，苏轼、苏辙兄弟一行，终于迎来了云淡风轻的大好晴天。

也许是刚下过雨，浪花中，一团团的泡沫飞旋而下，宽阔的扬子江面远望显得混沌，近看则时清时浊。江面上，朱红色的官船，灰黑色的民船和刀状的舴艋小舟，或扬帆顺流而东，或摇橹拉纤逆水而西。下水船疾如奔马，上水船若老牛拖车，快慢霄壤，相映成趣。

在众多的来往船只中，一艘由二十多个乡兵背纤拖曳、缓慢行驶的大官船，在江面上分外引人注目。此船长七丈余，宽近两丈，人称七星宝船。舱面上可见红色船舷和高高的桅杆，有中桅、前桅和尾桅，按天、地、人三才布置，可挂主帆、侧帆、角帆共七张，对应北斗七星。此时风小且风向偏西，七帆俱落，只有前桅上飘动着两面白底蓝字的认旗，依稀写有“苏府”、“守制”字样，一看就知道是苏姓官员的丧船。

居丧守制的官员，正是苏轼、苏辙兄弟。

船是奉旨调用的大型官船，舱室颇多，分左右两排，每排十四间，共二十八间，按二十八宿编成舱号。从头至尾，左边依次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右边依次为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中桅附近，有一个两层楼室，比舱室高出一倍；尾桅附近，还有一个双层舵房，下层是舵室，上层作瞭望之用。船舷两侧，各有四橹；舱面下的底舱内，前后均装置了水车两部。前舱的水车略小，用两人即可踏动；后舱的水车较大，须四人才能踏动。

由于苏轼兄弟是奉旨扶父柩返乡，才调用了如此豪华、气派的官船，船上执事有纲首、直库、火长、梢公、舵工、碇手、缆工等共二十多人；沿途遇逆风逆水难行河段，还可请当地官府派遣兵丁、役夫背纤。

苏轼父亲苏洵的灵柩，就停放在左排第一问即角字号舱室，黑漆铮亮的柏木棺材上盖着红锦，上压八宝招魂袋；灵前，设有青铜香炉、青色底绣绒拜垫，放着嵌有铁脚的神主牌，上书“大宗故文安县主簿赠光禄寺丞苏公明允之神位”，系翰林学士、苏洵乡友范镇亲笔。

与角字号舱室相对的奎字号舱室，则布置成了苏洵的纪念堂，正面供有英宗皇帝赵曙赠苏洵光禄寺丞的圣旨，四壁挂满了精工装裱的哀词、挽联，自宰相韩琦、曾公亮，枢密使文彦博，参知政事欧阳修以下，上百名文武大员或苏洵的生前友好，林林总总，同致哀忱。室内还放着苏洵生前收藏的名人书画一百多幅，最为珍奇的是置于圣旨两厢的四块门板。门板上面的画，乍一看是菩萨像，仔细一看画中有画，竟是天王像。乃前唐大家吴道子真迹，本是凤翔府开元古寺的壁画，开元寺破败，壁画落入民间，时任签书凤翔判官的苏轼花钱十万文购得，献给了酷爱收藏书画的父亲。

P1-2

《王安石》就要付梓了。

回想起十年前，江西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的应征者中，选择了我作为《王安石》的作者，我是很意外、很惶恐的。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既很平庸又文运很不好的作者。我想，也许是出版社看中了我是临川人，王安石是我的乡贤?但是，临川人写王安石有优势也有劣势，那就是需要加倍的公正。

林学勤、游道勤两位编审来到抚州，和我一起商谈有关《王安石》创作的一些问题，就如下原则达成了共识：一、写一部百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不是人物传记。有关王安石的人物传记已经很多了，长篇小说还是空白。二、这是一部以王安石为核心人物，以熙宁变法为中心事件，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地反映北宋中期封建社会全貌的历史小说，除了艺术细节的真实，其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均须以史实为依据。三、它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用文学语言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不排除符合历史情境的虚构，但并非“戏说”。

我开始认真收集、整理、阅读和研究有关王安石的史料。从卷帙浩繁的正史，到各种稗官野史；从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欧阳修、苏洵、苏辙等人的个人文集，到历代学者研究王安石和熙宁变法的专著。举凡有关北宋(包括辽、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宫廷、科举、典章、官制、宗教、民俗、语言等方面的书籍，我都或购买、或借阅、或复印、或抄录，兼收并蓄。对这些浩如烟海般的史料，我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或浏览、或通读、或精读、或反复研究，同时分门别类，比照甄别，去伪存真，摘录整理。

当了近三年的蛀书虫，我对北宋中期的社会态势，对熙宁变法的始末，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赵顼等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对当时的民情风俗，有了较系统的了解，有了自己的体验。我将这些体验——或者说读书心得，陆续写成了几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和闽、赣几所大学的学报上。

第二步，进行实地考察。我自费或利用出差机会考察了王安石的故乡和人仕以后宦游之地；考察了北宋的东京开封、西京洛阳旧址；还曾远赴陕西、甘肃等地，考察当年宋夏交兵的古战场。可以说，王安石生平足履所及，差不多也都留下了我的脚印。

第三步便是写作了。之前，我曾写过一个简单的构思提纲，将全书分为《功名》、《苦辛》、《乱真》三部。《功名》写熙宁变法的缘起和王安石的成长历程；《苦辛》写熙宁变法的过程和变法派与保守派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乱真》写新法的逐步变质到旧法尽复和王安石等人的晚年生活。

此时，我对原构思提纲进行了调整和丰富，使它由抽象变得具体，变得鲜活而有动感，然后开始爬格子。

这期间，我多次到南昌，向两位编辑报告修改思路和写作进度，听取他们的意见；两位编辑也多次来到抚州，关注《王安石》的创作。我们坦诚地交换意见，沟通看法，良性互动。两位编辑中，林学勤学中文出身，游道勤学历史出身，优势互补，珠联璧合。他们对文学的敏感直觉和准确把握，对历史的熟悉和对历史文学的深刻理解，都使我十分钦佩，并因此获益良多。

多年来牺牲休息时间写作，严重损害了我的身体健康。在本职工作和业余写作的双重压力下，我身患多种疾患，并曾因“疲劳综合征”而住院治疗。我经常陷入紧张和焦虑，感受孤独和寂寞。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到宁波鄞县东钱湖畔拜谒王安石庙登岸时由雨转晴、离岸时又由晴转雨的那奇异感人的明媚阳光，想起我在王安石塑像前默祷“我一定要把《王安石》写出来”的誓言，想起责任编辑的辛劳和期待，想起热心文友和家中亲人的支持与帮助，我又振作精神、咬紧牙关，坐到书桌跟前，提笔继续写了下去……

幸好到2002年，我获准辞去了所担任的行政职务，提前退居二线，才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工作减少，心情放松，写作速度也大大加快。．终于，我在2005年12月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三部曲的全部创作，将120万字的修改稿送到编辑手中。他们在审阅之后，再次提出了修改意见。创作过程中，全书数易其稿，最后以110万字改定。

在《王安石》即将问世之际，笔者有几点小小的说明：

一、小说中有为数不少的诗、词、歌、赋、奏章、诏令、书信、楹联、偈语等。其中一部分是原文，属于文献照录(重要文献皆参阅多种版本互校)；一部分是笔者根据人物身份、性格和规定情境或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而撰写的，属于拟作。还有一些文献，或过长，或过于晦涩，为方便读者阅读，笔者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删改或翻译，这应该是写历史小说所允许的。经与编辑商定，无论文献还是拟作，在排版时均采用正楷字体，以区别于正文的宋体，而不再作其他标识。我们认为，这样做比较统一，不会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而造成混乱。而且，对一般读者来说，根本不会关心文献和拟作的区别；对阅读此书的学者来说，他们自有能力和办法去鉴别“真伪”。

二、受《红楼梦》的影响，《王安石》也设置了一些隐语和哑谜。有的哑谜，书中已作了破解；有的哑谜，则留给读者去思索。《王安石》当然比不上《红楼梦》，但读者若在阅读时反复咀嚼，终能猜破个中哑谜，定能收获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快乐。

三、笔者在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中，甚至在某些学术著作中，经常发现一些错误。如，把宋代官名“判官”、“通判”、“判某州(军)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务。又如，不分朝代，不分场合，不分尊卑，不分亲疏，通通将皇帝称为“皇上”，甚至用皇帝死后的谥号称呼活着的皇帝。在这些方面，笔者尽量考证清楚，少出差错。

余年六十。孔子云：“六十而耳顺。”水流任急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我以平静的心态来面对《王安石》的出版、发行，殷切期待广大读者对本书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蜀中才子苏轼和史学巨擘司马光故乡读者的批评。

衷心感谢责任编辑及其同仁，感谢关心和支持《王安石》创作的领导同志、前辈学者和热心文友、单位同事，感谢多年爱护、帮助、体谅我的家人。

万斌生

200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