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他就在你的面前。他在对你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他在回忆。他的第一句话:“我八年前就认识她了。”而你坐在沙发的角里。他说:“我坐在你现在所在的方,沙发的角落里,她也坐在沙发上……”你洗耳倾听,一言不发。
这部精悍的小说便是以这般贴近的方式展开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位年近七旬的文学教授。他留着灰白色的长发,气质优雅、成熟——甚至已经熟过头了,像即将溃烂的水果。他在许多年前离了婚,过着独身却放荡的生。追忆的主轴是他与一位24岁的女学生康秀拉的交往过程。围绕着这条主轴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人们脱下内衣,大笑着四处走动”)。
小说中对性有一定程度的描写,读来却并不让人觉得污秽,小说作者试图把性抬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让人们理性的看待它。但小说最终要描写的并不是性,而是通过对性的描写来剖析当代美国人的思想与人际关系,思想寓意深刻。
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教授与他的学生,二十四岁的古巴女孩康秀拉发生了一段不寻常的爱欲关系。他迷恋于她的身体无法自拔,而对康秀拉而言,他的年龄和地位则合情合理地赋予了她屈服的权利。然而渐渐地,对年龄差距的恐惧、对青春的嫉妒抽走了他的自信,使他挣扎在性爱和垂死之间,这段关系的完结更使他长时间地备受折磨。八年后的一个除夕夜,当他再度接到康秀拉的电话时,女孩却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她患上了乳腺癌,在手术前一天,康秀拉请求他为她拍摄裸照,于是这最后的死亡又平添了几分凄艳的情欲色彩。
你知道,我认为康秀拉从我身上切实地感觉到了她家族里一脉相承的儒雅,以及那无法挽回的家族史上的贵族风范,而这种贵族习气于她多少是一种神话。一个饱经世事的男人。一个文化权威。她的老师。如今,大多数人为年龄上的巨大差距而感到害怕,但对于康秀拉来说,这恰恰是吸引她的东西。对性事,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奇怪的表情,他们做出一副满是厌恶的表情,仿佛那是一出拙劣的滑稽戏。但是我的年龄对于康秀拉有特殊意义。这些跟老家伙在一起的女孩子不会因为年龄而不干这事的——她们为年龄所牵引,她们正是因为年龄而干这事的。为什么?对康秀拉来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异允许她顺从,我认为。我的年龄和地位合情合理地赋予了她屈服的权利,而在床上的屈服绝不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将自己的身子如此直接地交给一位比自己老得多的男人同时也为这类年轻的女孩提供了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她和年轻些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时所得不到的。她既得到了顺从的愉悦又得到了主宰的愉悦。一个男孩屈从于她的威力,这对于那么显而易见地令人称心如意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使我这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向她屈服的原因仅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貌的力量吗?获取全部利益,成为在任何其他场合都难以接近的男人的至爱,闯入她所无限仰慕但同时会被拒之门外的生活——这就是威力,而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威力。这不是那种性别优势最终被交换的威力;这是性别优势持续不断地被交换的威力。与其说是被交换,不如说是被羼和。其中,不仅包含着我对她着迷的原因也包含着她反过来对我着迷的原因。我当时约摸估计了一下这一威力的大小,在我试图弄清她到底想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会越陷越深时,它给我带来的所有好处。
无论你知道多少,无论你想了多少,无论你筹划、你密谋、你计划了多少,你在性关系上都没能占有优势。这是一次异常冒险的游戏。一个男人如果不曾冒险涉足性行为,那么他一生中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问题。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我和任何人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每一件无聊的事都会来嘲弄你。读一读拜伦的《唐璜》吧。然而,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认为你再也不会有得到如此完美的东西的资格了你会干什么?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想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的冲动不可能比这时更强烈了你会干什么?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你发觉至今还不显眼的所有那些人体器官(肾、肺、静脉、动脉、大脑、肠、前列腺、心脏)即将开始令人苦恼地变得显眼起来,而你一生中最惹人注目的器官则注定要变得毫无用处你会干什么?
别误解我。这并不是说通过一个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你还能再一次焕发青春。你从未感到自己与青春的差异。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轻的无知,她年轻的所知,每时每刻都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种差异。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表明二十四岁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觉自己又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笨蛋。假如你要感觉年轻,这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你绝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自己的有限未来,你甚至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你的每一点体面都已丧失殆尽。这就像与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捧球。并不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打球,你就感觉自己只有二十来岁。比赛时的每一秒钟都令你注意到了年龄的差异。但是至少你不是坐在球场界外。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你极为痛苦地感到了自己的年老,不讨以一种新的方式。
P35-P38
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
——《垂死的肉身》读后
大约十多年前,应好朋友陆灏之约,给《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有关《鬼作家》的随笔——《且拿甜点心来》。后来经陆灏的安排,有幸在上海拜见过此书的译者、翻译家董乐山先生。那时候,见到译者,就差不多等于见到了菲利普·罗斯。伟大的作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形象,对其他语种的读者来说,翻译家帮着一起塑造;同时,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多面体,经由不同的翻译家协力呈现。这一次,轮到我们对吴其尧先生表示由衷的谢忱。
以我对当代美国文学的有限知识,菲利普·罗斯应该位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之间,这样说不是基于某种商业的或者学院批评的顺序(索尔·贝娄曾问:“作家为什么要像网球选手一样让人分组?像赛马一样让人排名?”),而是说他们比肩而立。考虑到纳博科夫的俄国背景,暂且不把他扯进来。同样,这一时期美国作家的重要的犹太文化的背景似乎也不必刻意强调——差点忘了,纳博科夫也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这种笼统的比较还应将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艾萨克·辛格这样的作家考虑在内。
对年轻的读者来说,这部心地纯洁的小说,看上去似乎有点污秽。(名教授大卫·凯普什甚至对他的学生康秀拉·卡斯底洛说:“我不在时不要来月经。”因为他要观看。)他们正处在和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的时期:“那身体于她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摸索它,琢磨它,有点像一个荷枪实弹走在大街上的孩子,拿不定主意该用枪自卫还是开始犯罪生涯?”或者,如贝娄评论德莱塞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从人生中撕下来的。”干不干净,全看你自己了。还有一种情况应该加以避免,就是使阅读主要作为谈资,那么这部“小杰作”(戴维·洛奇语)的处境会比较麻烦。小说中的教授自己就这么说:“试图把色欲转变成某种合适的社交方式,然而使色欲成其为色欲的正是这种彻底的不合适。”说这话,明显地标明了作者“年龄的伤痕”,这伤痕笔者也不能幸免。年轻人也许不这么看,在罗斯笔下,他们——“亮出各自的‘家伙’——这就是他们的国歌”。上了年纪的,“比如始终怀着自我认识和个人修养的希望”的罗斯的主人翁,是这么想的:“席勒愿意不惜一切地将它画下来,毕加索则愿将它画成一把吉他。”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叙述它令我觉得这叙述都有了点问题。看看罗斯的妙喻:“这是节拍器,小灯闪烁并发出间歇性噪音。那就是它的功能,你可以按你的需要调节节拍,不仅像我这样的业余弹奏者而且那些专业人士,甚至连那些伟大的钢琴家,也会碰到越弹越快这样的问题。”罗斯在说什么?在我看来,有点像罗斯所赞赏的另一位作家马拉默德的描述:“把球直直往上抛的孩子看见一点苍白的天空。”这远比作家暗示的要多得多。
即便“题材也许是平凡的、低下的、堕落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这是罗斯同时代最重要的美国作家的看法。实际上,“作家们从本世纪伟大的诗歌和小说中继承了一种辛酸的语调,那些名诗佳作有很多是悲悼一个较为安定和美好的时代的离去。”
这个对自我充满了尖锐嘲讽的作家,饱含着“年龄的伤痕”,依然对年轻的康秀拉无限地怜惜,罗斯那动人的一笔,足以令人被深深地触动,全书所有那些关于肉体的斑斓的叙述,都为结尾处康秀拉因为乳腺癌行将切除的三分之一乳房而被重新注释。这个开始时似乎是关于美国人身体的恶作剧式的故事,在结尾处变化为一则虔诚的肉体之爱的神话。
这个羞涩的初次见到那个在电视上晃来晃去,名重一时的教授时脱掉了夹克,当他再往她那里看时,发现她又把夹克穿上了的女孩子;这个曾经责备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的敏感的女生;这个可以战胜最初的恐惧和任何最初的反感的勇敢的女知识分子;这个明确意识到文化可以令她着迷但她不能靠它生活的都市女性;这个同样知晓在性关系上没有绝对的静态平衡的现代美国人;这个逐渐理解在床上的屈服决不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的美女“康秀拉”有一天问道:
“和我的乳房说再见你介意吗?”
虽然如伯兰特·罗素所说:“我”不过是语法的一个表现方式。但是这个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在它的教科书般的精湛技法背后,依然能够看见罗斯如“被派到遥远的地方、派到灵魂的某个阿拉斯加去的某个殖民者透过作品来到我们面前。”如冰中之火,绝望而温暖。
罗斯本人也像他在评论马拉默德时所说的那样:“悲伤地记录人类需求的互相冲突,需求遭到无情抗拒——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减低--被封锁的生命痛苦挣扎着,渴望所需要的光明、鼓舞和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