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包括详尽的注释)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中文版自序

《长征》及其由来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第三章 前夕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章 最初的行动

第六章 计谋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第八章 妇女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第十一章 进遵义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鼻子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第二十一章 传奇的土地——泸定桥

第二十二章 大雪山

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第二十五章 魔毯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第二十七章 家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注释

译者的几点说明

编后记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仲仲、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P1-3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可是，后来计划变了。

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关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的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

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这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

一九七二年，我向已故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搜集资料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

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关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已披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地说过的：“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  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做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国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1986年时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一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包括详尽的注释)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今天，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即将来到，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将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重新出版，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重新校订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作者索尔兹伯里已与世长辞了。我们谨以重印的新书告慰于故去的索尔兹伯里，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索尔兹伯里先生生前对中国怀有友好和坦诚爱护的感情。但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现实的变革，由于无法切近观察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动乱之后，他曾一度产生过迷惘，在某些言论和著述中对此曾有过非议。但他很快便有所察觉，对中国政府强调稳定表示了理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他的情绪一下又振奋起来，认为前一年他所写的书中有些看法要修正，渴望能再次访华，写出新作品，以作弥补。可是，正当他为访华努力奔走之时，1992年九、十月间，他病倒了，患了中风症，于1993年5月去世。就在他患病前两个月，他在给中国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我读到的许多情况都是令人激动不已的，香港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我担心南方的飞速发展，会不会把北方甩得太远了。不过我想，只要加把劲，北方也会很快赶上的。我特别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重振当年雄风的上海。”字里行间表露了对中国的深情、友好，又是那么率直、坦诚，同样表现了他客观、正直的鲜明性格。

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1986年5月问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一九九四年六月

再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