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代表作。二十世纪初，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前往印度，一个看望在那里任殖民官的儿子，另一个则是看望这位未婚夫。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出于热情和友谊，组织了不少人陪同两位客人前往当地名胜马拉巴山洞游览。在幽暗的山洞里，阿德拉小姐感觉似乎有人侮辱了她，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印度之行》不是政治小说，电影也不是政治性的，如果仅仅是对“殖民”的反思，在1984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山洞的“神秘性”，阿黛拉的“性觉醒”才是影片成功地把握了小说原旨的地方。默尔夫人是神秘主义者，影片顾不上去刻划了，但阿黛拉的撤诉正在默尔夫人去世之时，是不是默尔夫人的灵魂转投到阿黛拉身上了？谁也不知道。当然，正常的解释是：阿黛拉在说出自己并不爱朗尼之后，可怕的“回声”（性渴望）已经不再有了，对阿齐兹医生的性幻想已经转变成正常的“性观念”，勇敢而理性的良知战胜了一切。但我还是觉得是庭外群众大喊“默尔夫人”的声音把已经死去了的默尔夫人的灵魂带到了法庭上。

一位盛名不衰的小说家——《印度之行》序

第一部 清真寺

第二部 山洞

第三部 寺庙

附录

论《印度之行》

译后记

关于重译《印度之行》的几个问题——重译后记

昌德拉普尔①除了离城二十英里处的马拉巴山洞之外，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恒河从昌德拉普尔旁边不是奔湍而过，而是缓缓流淌。这小城沿着河岸伸展了几英里长，河岸和小城随便堆置的垃圾简直无法区分。河滩没有沐浴的台阶，因而此处的恒河不是圣地；真的，这儿看不出哪是河滩，印度人的居住区遮住了宽阔、多变的恒河。这儿街道鄙陋，寺庙冷清，虽然也有几所漂亮的住宅，然而不是隐蔽在花园之中，就是隐蔽在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昌德拉普尔从来就不是个庞大或美丽的城市，但在两百年以前，它却是印度北部(那时还是莫卧儿帝国)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这儿的人们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失去了装饰的兴趣，这兴趣好像从来也不是属于平民的。在印度人居住区，看不到任何绘画艺术，也没有什么雕刻作品，树木都像是用泥做成的，居民走在街上则好像泥土在移动。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恒河发了大水，都希望把赘疣冲进泥土里，可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尸体腐烂，无人料理，然而昌德拉普尔城的轮廓却依然存留着，只是这儿扩大了一点，那儿缩小了一点，活像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

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还有一所长形的医院，医院的整个建筑呈灰黄色。火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有一片房子，那是欧亚混血人的住宅。铁路和恒河平行，走过铁路，地势下斜，然后爬上一个陡坡又是一块高地，那个小小的英国行政官署便建筑在这第二个高地上。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然而它根本不像一座城市，而是中间布有零星茅舍的一大片树林，是由伟大的恒河浇润的一个热带乐园。原来被印度人居住区挡住的酿酒棕榈树、楝树、芒果树和菩提树现在清晰可见，可从这边看，这些树又遮住了那印度人居住区。那些树长在花园中，从古老的水塘里得到滋养，它们长得高出了令人窒息的贫民区和被人遗忘的庙宇，寻得了阳光和空气，有了比人类或其创造物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它们高高地在低洼沉积物上空飘动，那枝条和点头的叶子相互致意，为鸟类构筑了一座绿色乐园。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因此初到此地的人无法相信这儿会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贫穷，除非再去看看才能相信。说到那个行政官署，它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既不惹人喜爱，也不令人厌恶，显然这里是按精确的计划建造起来的。它前边是红色砖瓦的俱乐部，后边稍远的地方，是食品杂货店，再往后便是公墓。马路都垂直相交，一些带游廊的平房就排列在这些马路的两旁。这块地方没有丑陋的东西，但只有风景是美丽的。这块地方与城区除了共有头顶上那个圆拱形的天空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天空也有自己的变化，不过它的变化没有草木和河流的变化显著。云彩时常把天空描绘得像地图一样，五颜六色，然而天空通常倒像一个混合色彩的大圆顶，其主调为蓝色。白天，蔚蓝的天空与白色的大地相接之处，那蓝色渐渐淡薄，变成了白色。太阳落山之后，天空出现一条新的圆周线，颜色橘黄，从下向上渐渐变为柔和的紫色，然而那圆顶中心的蓝色依然存在，就是到了夜间也是如此。夜幕降临，繁星满天，像巨大的天空挂满了明灯。大地与星斗之间的距离大大不如星斗之外的太空遥远，那更加遥远的地方没有颜色，但夜空的蓝色就是在那儿最后消失的。

天空主宰着万物，不仅主宰气候和时令，连大地何时穿上美丽服装也要由它来安排。大地独自能做的事却甚少，好像只能帮助花儿开放。天空高兴的时候，会把光辉洒满昌德拉普尔印度人居住区，也会把恩惠施与天下黎民。天空所以能做出这般奇迹，因为它力大无穷，巨大无边。太阳是力量的源泉，力量天天从太阳释放出来，释放多少则根据俯卧的大地的需要。没有高山峻岭破坏这大地的曲线，大地一里格一里格①地平坦地向外延伸，偶有小小隆起，复又平展开来。只有南面，一簇拳头和手指伸出地面，中断了大地无际的延伸。那些拳头和手指便是马拉巴山，山里有许多奇特的岩洞。P3-5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在现代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他一直同乔伊斯、劳伦斯和吴尔夫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但他写的小说并不多，长篇小说六部(包括遗嘱中指定死后出版的《莫里斯》)，短篇小说集两部，而且绝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如《天使惧于涉足之地)(1905)、《最漫长的旅程)(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和《霍华德别业》(1910)。只有《印度之行》发表于1924年，但它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动笔的。这些小说的背景主要是在伦敦，部分涉及到剑桥，只有《印度之行》是以在印度发生的事为题材的。当然，《天使惧于涉足之地》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两部书的故事一部分发生在意大利。他的短篇4、说《神圣的公共马车》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1)出版的，虽然第二部短篇集《永恒的时刻》出版于1927年，但其中有些篇章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前写成的。这些事实说明，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停止了小说创作。以后他写的东西则大部分属于文学评论和传记之类的作品。

但作为一个小说家，福斯特的盛名却一直不衰，只是这种盛名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高层次，也可以说在知识界读者中间。他的作品没有畅销过，虽然几年之前他的《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震动了世界影坛。他的盛名得以持久地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影响了现代小说创作，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发生作用——这也说明一个事实，即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畅销书。他的影响在于他在当时的创作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是知识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和为之思考而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可以说反映出了西方发达社会在“发达”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现实。这个现实造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些中坚人物——当然也包括作为这个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类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只包括寥寥可数的几位，如英国的弗吉尼亚·吴尔夫，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纪德，爱尔兰的乔伊斯和奥地利的卡夫卡等。

不过相比之下，福斯特无论从艺术手法或选材方面要更接近现实、深入现实得多。萦绕在他脑际的——也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是人际关系(指感情上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常理解的搞不正之风的那种关系)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各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福斯特看来往往是不可能调和的。在他的《霍德华别业》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海伦·施勒格尔说：“永远、永远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这个以电报和怒气所组成的外部世界。”魏尔柯克斯夫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从自然乡村中吸取力量；而她家的男性则是社会的人，是现代文明和组织结构中外部世界的人。当然，活动在以俗套、常规和褊狭为特点的外部世界中的人物，也并不是没有聪明才智，而是缺少对于“人”的真正意义的理解。他们经常对出现在面前的局面束手无策，终致陷入无法解脱的境地。相反，那些表面上看来无所作为的人，倒是显得具有“人”的力量和性能，而这种性能则是从他们一种真正的内心的真实感产生的。因此，尽管他们有时在感情方面出现紧张和危机的局面(由于他们在个人性格上有缺陷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他们却有更大的本能来应付。在福斯特看来，人的真正本质在这个因袭、常规化了的现代外部世界里被泯灭了。

福斯特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全盛”时代(如英国的资本主义)已逐渐暴露出的潜伏危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在知识分子的心态中所引起的反应。福斯特对这个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如基督教及与其相关的伦理观念)感到厌恶，因而持反对态度。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如果说什么“主义”影响到他的思想的话，那可能就是希腊的人文主义和印度的异教徒信念，他以为那倒是真正崇尚“人”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这种本质与虚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立的。

在《天使惧于涉足之地》中，声名狼藉、狂暴而又可悲的纪诺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生命力，与英国客人所表现出的那种狭隘性和无生气的呆滞状态，成为鲜明的对照。在《最漫长的旅程》中，那带有异教徒色彩的威尔特郡，对照着苏斯顿那个死气沉沉的村子，表现出优与劣、发展和衰落的根源。这种“人”与他所生存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真正的、内在的“人”与虚伪化了的、形式化了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相当微妙的，我们可以意会，而要具体把它表现出来却很复杂，很困难。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通过接受教育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其生活和心态基本上都常规化了，形式化了，因而他们对这种社会的变态甚至连“意会”也谈不上。一个小说家，如果想要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要表现出“人”的本质，同时又要揭开他的异化，那他就得具有大师的手笔。而福斯特在这方面堪称一位大师。在这方面，他有着独特的创造，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印度之行》是他六部长篇小说中取得声望最高的作品。它是根据他在印度的实际经历和感受写成的。1912年他曾与剑桥英王学院的柏拉图主义者、社会思想家路威士·狄更生(我国的徐志摩曾当过他的弟子)一同去印度旅行过。1922年他又去印度，为印度的一位王公当秘书。在这部小说里他对印度人和在殖民地印度生活的英国人之M的关系的描绘，表现出他极大的悟性和智慧，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的认识。在他看来，印度人对感情、生活和宗教的敬畏(当然，这也派生出可怕的优柔寡断)所表现出的“开放”情怀与英国人为了挥舞权利而展示的“实际”和僵硬态度，正显露出真实的“人”和虚伪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正如在他的其他小说中一样，要突出在这种不同环境、宗教、传统和心态上的“人”及异化了的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结构上他有时得制造出极端暴乱的场面，借以测验他的人物的素质。但他也并不是纯客观地、冷静地这样做。像他所推崇的、并受其影响的老一代作家高尔斯华绥一样，他也抑制不住他的社会良心。对于那变态的社会及其制度，他也掩盖不了他的批判，而这批判又是特别深刻的、尖酸的。

英国女作家罗斯·麦考莱在谈到福斯特的《最漫长的旅程》、《看得见风景的房M》和《霍德华别业》时说：“这些作品反映出一群优雅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精致的、半老的淑女，自命不凡的或者无事烦恼的放肆的年轻人，感觉敏锐的或者习俗化了的少妇。这些人是他们时代和阶级中的佼佼者，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一幅银笔画中文质彬彬的、值得讪笑的典型。”所以福斯特对人和社会的关系观察以及表现这种关系的手法，便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成了革命者和创新者。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观点。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而最后落脚到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块基石上。这是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后来的“现代派”作者们所不同的地方。他灵魂的深处，潜藏着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他既不满于英国全盛时代维多利亚朝代的文学说教，也不愿苟同孤立于社会而以个人为中心的那种所谓心理学派的创作实践。可能这就是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基本上搁笔，没有再写小说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他的盛名始终不衰。

福斯特190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英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是一个很古老而在思想上又勇于创新的学院。他在那里攻读历史和希腊文学，后来他又到希腊乡下住了一阵，所以希腊的人本主义在他的思想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家庭方面，他的曾祖父属于一个以他所在的村子克拉卜汉命名的宗教小集团。他的成员都是当时富有而又有声望的知名人士。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上却坚守一个共同的准则，即坚决反对白人在非洲贩卖黑奴，同时又支援和救济国内的穷人。这是一种旧人道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慈善精神。福斯特从小就在无形中受到了这种家庭影响。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印度之行》中——可以隐隐地体会到这种影响。

在文化上他属于英国——也可以说是西方——一个所谓超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派，即“布隆斯伯里”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剑桥英王学院的毕业生或与它在学术上有密切关系的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大部分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一条名叫布隆斯伯里的小街上，因而得名。它的主要成员在作家方面有弗吉尼亚·吴尔夫和福斯特；在画家方面有瓦涅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美学理论方面有克莱武·贝尔(最近我国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和罗吉·佛莱；在传记作家方面有李顿·斯特拉奇；在经济学方面有凯恩斯(他的经济学理论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近半个世纪，最近仍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政治理论方面有伦纳德·吴尔夫(即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丈夫)；其他还有著名的编辑和文艺评论家如大卫·加纳特(他的母亲是康斯坦斯·加纳特，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译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全集，约数千万字，“五四”以后，我国介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从她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文学编辑爱德华·加纳特，英国20世纪初叶出现的许多名作家，如康拉德等都是他发现和提拔起来的)。

但这个学派，根据克莱武·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个学术集团，只不过是一批有血缘和朋友关系的人偶然住在同一个区域而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批“超高级知识分子”从没有发表过什么“纲领”，只不过像作家摩尔所总结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信念，即“人的生活主要目的是爱，是创造和欣赏美学的经验，是不断追求知识”。这三条在福斯特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对于盛极一时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感到失望，隐居到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乡下。他们居住的地点也都相去不远。克莱武和瓦涅莎·贝尔及邓肯·格兰特合住在一个叫卡尔斯顿的村屋里(现在成了他们的纪念馆)。我1944年到英国后，瓦涅莎曾邀请我到那儿去住了一阵。凯恩斯及其夫人、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洛波可娃和伦纳德·吴尔夫也住在附近。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贝尔家来，聚在一起吃茶和聊天，我住在那里时当然也参与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福斯特终身没有结过婚，所以也没有一个家。他成名后英王学院授予他名誉研究员(Honorary Fellow)的称号。1947年他退休到英王学院。我那时也是这个学院的成员，研究西方文学。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个短笺，邀请我到他的房间去吃茶。从此我们就认识了，不时和他见面，谈些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方面的事情。1949年秋我离开英王学院返国，与福斯特的交情从此中断，因为这种关系在当时也算是“海外关系”的一种，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作任何通信联系。1982年英王学院以“荣誉讲师’’(Honorary lecturer)的名义请我偕夫人返校讲学。我这才得知福斯特已于十二年前去世，他的故居已经住进了新人。至于住在苏塞克斯郡的那一批“布隆斯伯里”的元老，也都已作古，第二代只剩下克莱武．贝尔的第二个儿子、美学教授、雕塑家和陶瓷专家昆定·贝尔(Quentin Bell)。他也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下来。他邀请我去他在苏塞克斯郡的老家度了一个周末，谈了“布隆斯伯里”老一代人在我离开英国后的情况。他们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杰出代表，仍然没有“过时”，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美国，仍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回国后，特向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推荐，邀请昆定·贝尔夫妇来华讲学。第二年他们果然来了。昆定在这三所大学的讲题基本上都是有关弗吉尼亚·吴尔夫的。那时“意识流”在中国是一个很新鲜的名词(虽然在西方早已“过时”)，所以听众都非常感兴趣。这算是作为西方文化精华的代表“布隆斯伯里”学派与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的直接文化交流。当然国内翻译出版福斯特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流的深入。

1988年7月2日于北京

今天是我很愉快的日子，几经寒暑，《印度之行》的译稿终于脱了手。

我读《印度之行》是1975年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维迪亚兰卡拉大学教书时开始的。那时感到由于对英国和印度文化了解较少，书中不少问题理解不了，但却喜欢作者的思想：在混乱的世界上寻求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秩序。后来我读了他的《天使惧于涉足之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霍华德别业》以及《小说面面观》等，对福斯特关于人际“联结”与融合的创作主题和小说理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斯里兰卡的两年半生活使我对印度文化有了一点理解，特别对佛教和印度教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通过参观寺庙和宗教节日活动，了解了一些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我曾在当地居民家里『主过一段时间，所以对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和心理状态也有了一些实感。

1982年我去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学院教书，我的学生全是穆斯林，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伊斯兰教。那里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民间艺人演唱的伊斯兰教历史故事，人们戴花吟诗的传统，举行茶会迎送客人的习惯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世界闻名的拉合尔清真寺的宏伟建筑和十万人祈祷的盛大场面，更令人难以忘怀。1983年我又读《印度之行》，对书中关于阿齐兹的言行和迫求，阿齐兹与穆尔夫人清真寺的巧遇，菲尔丁的茶会，以及印度教的黑天大神诞辰庆典等人物和场面的描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真切的感受。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和作品，我又读了他的《最漫长的旅程》、《福斯特短篇小说选》、《福斯特传》和评论他小说的专著《无尽头的旅程》等书，于是我有了翻译《印度之行》的念头。

翻译实践使我感受到：翻译是一种学习，必须与研究相结合，译文应该是研究的成果。译者有义务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前言”、“后记”的形式告诉读者，这也是译者提高自己的有效途径。我很不赞成，有些译者竞对读者一句话也不说。1986年3月我便以这种态度开始译《印度之行》。翻译过程中我读了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茅盾的《神话研究》、辛哈等著的《印度通史》、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全部印度文学部分，此外还阅读了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中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主要条目。同时还涉猎了一些研究福斯特的专著和文章。

译完之后，我更进一步认识到，福斯特是英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过度时期的一位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英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他擅长用优雅、纤细和富有喜剧色彩的文体来描写人际关系的关键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他不但善于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还善于借助节奏、意象、象征和神秘气氛来表达作者的感情、故事的氛围和小说人物的情绪。在作品之外给读者创造出一个更高层的意境，让读者去想象、品评。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说：“自从有小说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小说家的作品令人百读不厌，而且每读一遍都感到有所收获。当今小说家中间，只有福斯特达到了这样的水平。”①我写后记时，再读特里林这段话，就觉得理解更深了一点，感受更具体了一点。我想从几个方面把我的粗浅理解和感受写在下面，期求为读者阅读欣赏这部小说提供一点思考的线索。

一

福斯特很喜欢采用名人诗句作小说的名字。他的第一部小说《天使惧于涉足之地》，取名于英国诗人蒲伯(1688—1744)的诗句“天使惧于涉足之地，蠢人蜂拥而至”。第二部小说《最漫长的旅程》的名字是从雪莱(1792—1822)的诗句而来，原诗说不幸福的婚姻和不自由的结合，好比“最令人厌倦、最漫长的旅程”。《印度之行》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1819—1892)发表于1871年的一首诗的题目。诗人在诗的第二节咏唱：

啊，这是通往印度的道路!

世界分不出东西南北，

网络把它联结在一起，

一切民族和国家．

都应相互联姻，结成家庭。

海洋不能隔绝大陆．

陆地将密结成一块。

你看，这就是，

上帝首先要求我们达到的目的。①

显然我们可以从这里清楚地看到福斯特借用这个诗题的用意：不仅真实地表现英国人到印度的旅程(包括生活和精神两个方面)，而且凝聚了他的人类应该“联结”起来的思想。

二

《印度之行》1924年出版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评论家都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小说，它“常被作为对1914—1918年大战前后英、印形势的批评而阅读。”①英国人先前大多从约。罗．吉卜林(1865F1936)等人的作品中，了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行为及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印度之行》出版后，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第一次从本国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同胞那副傲慢、冷酷、虚伪的嘴脸，同时也看到了印度人民的贫困、落后以及渴望自由和友谊的强烈愿望。他们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于是便对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小说最后几段令人惊叹地预见到印度将在下一次世界动荡中获得独立，这已为历史(1946年印度就独立了)所证实。这是作者用文学方式对历史发展的深沉思考。《印度之行》的确对印度的独立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所以它问世以来，一直被列为印度问题专家的必读书。

但福斯特认为《印度之行》有更深层的含义。这里我想引用作者自己的两段话供读者阅读作品时参考。他曾说：“这本书并不真正是关于政治的，虽然它在政治方面的意义迎合了众多读者的兴趣并使之销售一空。这本书关系到比政治更广阔的东西，关系到人类对一个更为持久的家的寻求，关系到体现在印度天地中的宇宙，关系到潜伏在马拉巴山洞的恐怖以及讫里什那(即黑天)圣诞所象征的解放。这本书是——更精确地说希望是——哲理的，诗意的……”②1960年初，印度一位女作家把《印度之行》改编成剧本上演，福斯特在为剧本写的按语中说：“我所描写的印度在政治上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印度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作品中还试图描写人，而人可能还没有多大的改变。此外我借用了惠特曼的一句诗作为小说的名字——我还试图表现生活在一个至今仍无法为人们理解的世界中的人的困境。”①所以绝不能认为《印度之行》仅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小说。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这层含义，我特选译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塞耶·马丁的《论(印度之行)》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该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这部杰作的主题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阐述了小说被公认为英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道理。我认为，这篇文章会使读者在阅读理解《印度之行》时得到更大的收获。

三

马拉巴山洞事件是小说的高潮，它有现实意义，又有神秘的神话色彩，怎么理解这个事件是理解全书的关键问题。

马拉巴山洞古老而神秘，它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穆尔夫人是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她没有种族偏见，希望东西方人结成朋友，她虽然凭着坦率和直觉和阿齐兹建立了友谊，但她不喜欢混乱，因此对山洞和回声感到困惑以至恐惧，她感到人间一切都化成了激荡着的回声，她陷入了信仰危机。山洞事件使她感到无法实现东西方融合的愿望。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穆尔夫人死后发展了她的性格，完成了她生前未竟的事业。她的名字成了渡过危难的航船，照亮心灵的明灯，她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是个象征人类之爱的伟大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创造的神话。  。

阿德拉入世浅薄，富于幻想，缺少穆尔夫人的坦率和直觉。她庄重、好奇，性欲受到了压抑，三者融为一体，使她陷入了十分严重的糊涂状态之中。从她和朗尼订婚一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这种性格特征，也说明她的肉体(直觉)和精神仍处在分离的状态。她不喜欢神秘，来印度之后，很快就陷入了危机，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山洞事件。朗尼那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他生活的那种与印度人完全隔绝的社会环境，使她感到心烦意乱，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婚期临近，她更不知所措。登山时她与阿齐兹谈起了男女之情，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烦躁感，实际上是她那长期被闭锁的人性和一个成熟少女的性意识的觉醒。由于这觉醒来得突然，来得猛烈，使她精神上难以承受，于是便在最原始的山洞里，由于回声的惊吓，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幻觉，以为阿齐兹企图强奸她，便控告了阿齐兹，造成了看似荒诞无稽的“山洞事件”。

从表面看，酿成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阿德拉在山洞里由于惊恐而产生的一瞬间的心理错觉和迷乱，但这种心理状态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到，昌德拉普尔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精神文化。一种是朗尼、特顿、卡伦德和麦克布赖德所代表的殖民主义文化，奴役印度人民的文化，另一种是阿齐兹、穆尔夫人、戈德博尔、菲尔丁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文化，民主平等的文化。阿德拉处在这两种文化对立的环境中，由于她入世不深，心理上必然产生窒息之感，迷惑之感，殖民主义者所散布的对印度文化和印度人的鄙视与不信任情绪，必定侵蚀这个少女的幼稚心灵。这是“山洞事件”的社会原因。她不敢正视自己性意识的觉醒便是其主观上的原因。

“山洞事件”破坏了刚刚开始的东西方“联结”，暴露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罪恶和荒谬，同时也显示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力量，使阿德拉悔过，阿齐兹得救。这是“山洞事件”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山洞事件’’标志着阿德拉幻想的破灭，理性思维方式的失败。可耻的幻觉使她震惊，使她意识到控告只是掩盖糊涂的一种借口，使她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使她的肉体和精神“联结”在一起，从此真正成了一个成熟的少女。这就是“山洞事件”的神话色彩。“山洞事件”告诉人们：尽管灾难很多，道路曲折，人类终归会找到“联结”起来的道路。

阿德拉的印度之行并没有完全失败，因为她走完了自我发现的路程，从此成熟起来。她离开印度之后的表现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

《印度之行》是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同时也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的一部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福斯特注意故事情节的连贯，人物及历史背景的叙述和描写，以及作者的直接评述，这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

另一方面，作者十分出色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技巧，把印度的天然气候、故事中的气氛和人物的情绪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分“清真寺”、“山洞”和“寺庙”三部分。这三个特殊的印度景物构成了小说的最主要的象征。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天气凉爽，故事气氛和缓，人物情绪平静，三者协调一致，因此出现了穆尔夫人与阿齐兹清真寺相会结成朋友的动人场面。“清真寺象征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推而广之，象征任何两个人之间取得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可能性。”①小说写到第二部分“山洞”时，印度已进入炎热季节，故事气氛紧张，人物情绪烦躁、盛怒，失去了理智，因此酿成了“马拉巴山洞事件”。山洞标志着英印友好交往的失败，象征东西方“联结”的障碍。小说第三部分写了印度教的一次庆祝爱神黑天诞辰的盛典。这时雨季已经到来，爱神的博爱精神感染着天地万物，人们都是那么真诚友好，相亲相爱，所以阿齐兹才和菲尔丁恢复了友情，才给阿德拉写了那封感人的信。阿齐兹和菲尔丁湖上撞船，覆舟落水，这不禁使人想起他们友谊的挫折，然而，“伴随雨水而来的是更新和焕发，是大地与生命的复苏。”①

这种双重框架的组织结构，把时间、地点、背景和故事融为一体，变成了叙事的内在推动力，故事的发展虽然没有尖锐激烈的外部冲突形式，但包含着由不同民族心理和不同文化心态所造成的缓缓推进的戏剧张力。小说的结构使人联想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顺从大自然的规律。“清真寺，，是人创造的，在这里人与自然“联结”，人是胜利者；“山洞”是天然的，人与自然“联结”，人在这里成了失败者；“寺庙”又是人创造的，在这里人与自然“联结”，人又成了胜利者。这种富有诗情与哲理的构思，呈现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形式，预示了人类的光明前途，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哲学的深沉思索，显示出福斯特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艺术匠心。

福斯特是景物描写的高手，他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的描绘，不仅简洁、优美、生动、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而且使其与叙事水乳交融，饱含丰富的象征意义。小说的第一章似乎’是单纯的景物描写，没出现一个人物，也没交代一件事情，只写了故事的发生地恒河下游一座小城昌德拉普尔和附近的名胜马拉巴山，但读完全书之后，你会深刻地感觉到，实际上这一章浓缩了整个小说的主题思想、故事气氛和人物的情绪。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福斯特还是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小说面面观》，继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之后，被称为“20世纪小说艺术的经典论著”。他在这部论著中，讲到小说的“图式和节奏”，前者讲视觉美，后者指听觉美。《印度之行》除给人以视觉美感之外，还具有音乐美，可以给读者以听觉美感的享受。全书很像一首沉郁、响亮、动人的交响乐曲，“马拉巴山”便是这交响乐的主旋律。它在序曲(第一章)中确定了全曲的基调，回环变换，直至尾声。它时而远，时而近，时而清晰，时而朦胧，时而美丽端庄，时而粗犷丑陋。其回声时而像雷声滚动，时而像惊涛拍岸，“砰”然一声。这主旋律的变化使读者感情激荡起伏，“心中充满惊奇、新颖和希望”，从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得到美的享受和人生力量的启迪。的确我们阅读时感到有深沉的“乐曲声在身后回荡”。①

五

福斯特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一生并不关注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执着追求人类之爱、追求美的创造和美的享受，他的作品都是探索人际关系、友谊以及人血价值和尊严的。人与自然的“联结”，人与人的“联结”，是他一生追求的文学创作主题。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越来越脱离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只有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这方面他与劳伦斯观点一致，但不同的是，他认为和谐关系的建立要靠智慧、教养和心灵的觉醒，而不是靠野性、激情和肉体的冲动。他在《印度之行》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所谓英印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形象，由于他们傲慢、无知、冷漠、缺乏同情心，所以英国人没能成为印度人的朋友。但是《印度之行》并不是一部悲观的小说。菲尔丁和阿德拉都“希望好好活下去”，菲尔丁和阿齐兹谁也没有屈服，谁也没有陷入混乱，谁也没有迷失方向，他们各走各的路，但他们依然认为人生、友谊和人类的兄弟关系都非常值得为之奋斗。不过从《印度之行》来看，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联结”上，过分强调了自然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人的巨大力量有所忽视，在对待人与人的“联结”上，过于崇尚直觉的价值，而忽视理性的作用。这是小说的美中不足之处，在此提醒读者注意。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费迪曼教授的一段话来结束后记。他写了一本介绍一百零七部世界名著的书，其中有小说四十九部，《印度之行》为其中之一，其理由是：

“第一个理由是，一般聪慧的批评家，都认为福斯特是英国第一流的小说家。所谓第一流并非指最伟大，‘最伟大’这一形容词并不适合福斯特，他自己大概也不愿接受这种过誉。第二个理由是，这篇作品虽然不长，而且已成为陈旧的历史事件，但却有其重要意义，而且在现代尤其如此。第三个理由是，福斯特同时代的多数作家，如威尔斯、高尔斯华绥、贝涅特、华尔波等，评价均已日趋低落，只有福斯特的声名却日渐上升。”①

叶君健先生在百忙中审阅了部分译稿，并为此书写了序，我在此深表谢意。叶老从世界文学发展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福斯特的思想和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及其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并通过对作家性格和作品的分析，具体说明了福斯特的盛名始终不衰的原因。更难得的是叶老与福斯特在剑桥有过几年的交往，因此对他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叶老的序文有理有情，读来亲切，令人折服。

季羡林先生不吝指教，在繁忙中回答了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几个印度学问题，在此特向季老表示谢忱。

杨自俭

1988年7月18日

于青岛冷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