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进而深入了解此一段近代史实之真况。

本书成文于1948年，是陈寅恪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

本文目的，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前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推究其所以然，可得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变为地方分权，以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 有此三端，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于前。

甲午战争历时年余，其间政局变迁之大瑞有四：其一，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战派夹击之下，声名扫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之首要地位，从此沦落。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战争期间又东山再起，翁同龢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军，一方面猛烈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战政策，则为太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期，创建于小站。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而袁世凯接统新军，大加整顿，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龢主政，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引言

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观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

第二节 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

第三节 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

第二章 自发端至宣战

第一节 李鸿章之观点与措施

第二节 主战派士大夫之观点

第三节 中枢态度之演变

第四节 北洋内情

第三章 战争初期——一意作战时期

第一节 主战派之政治攻势

第二节 中枢之争议

第三节 前敌人事摩擦之影响军事

第四章 和战并进时期

第一节 中枢人事之重要更动与主战派之作为

第二节 和议之酝酿及其成熟

第三节 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

第四节 军事上之难题与新式陆军之创始

第五节 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

第五章 和议之成与主战派之挣扎

第一节 议和时期

第二节 和约之批准与互换

第三节 和后余波

第六章 战后政局新形势

第一节 北洋局面

第二节 中枢政况

第三节 新兴势力之崛起

结论

(参考书目)

海军方面，中国之开始讲求，亦在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后。恭亲王、曾国藩等首倡购外洋船炮，同时亦谋仿西法自造。同治五年，福建船政局由左宗棠、沈葆桢等创立于马尾，规模颇具。并附设学堂，习西语及工程诸学，后来海军人才颇由此出。以后逐渐改进，成船颇多。初犹全赖洋人，后乃渐能自为。次年，李鸿章亦于上海创设江南造船所。规模虽不如闽厂，而亦有其成就。此两厂自造诸船虽样式陈旧，不堪与欧美军舰相比拟。然亦颇增海上交通运输之力。军需民用，多所利赖。后来轮船招商局设立，亦颇取给于此焉。

中国之购置西洋军舰，最初颇零星散买，多属小型炮舰。光绪初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始渐议筹巨款，购大舰，成立舰队。于是始派遣学生出洋肄习。沈、丁寻卒，遂由李鸿章专主，而中枢亦颇加支持。光绪五年，始向英定造超勇、扬威两艘小巡洋舰(当时称“快船”)。皆铁壳木质者，战斗力不强，然在当时中国，则为最有威力者矣。次年，两舰到华，于是北洋海军乃渐积极创立。一方面修建军港、要塞、船坞等等必需设备，同时开始向德国订购主力战舰(当时称“铁甲船”)二艘(即后来之定远、镇远)、巡洋舰(当时称钢甲快船)一艘(济远)。以淮军将领丁汝昌任统领，聘英国海军上校琅威里任教练，设海军学堂于天津。于是海军规制始具雏形。光绪十一年，铁舰修成到华。海军衙门(简称海署)随以成立。醇亲王奕■为总理，庆郡王奕勖(甲午年升亲王)、李鸿章等佐之，而实际筹办指挥则仍为李鸿章。以后又续在英、德定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新式快船及鱼雷艇船等，皆于光绪十四年到齐。于是海军章程立，北洋舰队成军。海防力量颇具规模矣。此外，南洋闽、粤亦各添置船舰，惟以国力集中于北洋，故虽有舰队之名，而实力则颇不足道也。

陆海两军之外，与富强大计密切相关之交通事业亦有建树。其主要者轮船、电报、铁路是也。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由李鸿章、盛宣怀等创立。虽经艰困，仍能规模日展，以与外轮相抗衡。下迄甲午，有船数十艘。码头、仓库，一应俱备，为当时官督商办事业之巨擘。电报始于光绪五年，亦由李鸿章、盛宣怀等创办。最初试行于津沽之闻；甚有成效。次年，李鸿章遂于中、俄伊犁争议紧张之时，以军事上必需为理由，奏请设立南北洋陆线。并开学堂训练电务学生。以后渐次扩展，由沿海以至内地，下至甲午，全国各大城市间，几皆可以电讯联络矣。初，外人颇侵越国土，私设电线。至是皆交涉收回。此亦当时官督商办事业之卓有成效者。铁路之由国人自建者，最早始于光绪三年唐山胥各庄间之八十里运煤线。当时识者颇议大举兴修，以便军运，通商利。终以阻力过大，不果。光绪十三年，始由海军衙门王大臣之主持，逐渐修成天津至榆关一段，下至甲午开战时，此一段铁路，乃成为直隶海防与夫接济关外之大动脉。

与轮船、铁路有密切关系之煤矿，当时亦颇由地方督抚试以新法开采。其卓有成效者，则以光绪七年由李鸿章创办之开平煤矿为最。北洋海军、招商轮船以及津榆铁路、天津机器局所需之煤，皆取给于是。此外，如海关，则自咸丰年间，即因事实需要，开始聘用洋人，代办洋商征税事宜。以后商埠增开者日多，而海关之组织亦日庞大。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久居斯位，才力甚优，海关一应制度，皆其手定。效率甚佳，税收剧增，遂渐成国库大宗。赫德本人与中国官方亦相处甚得，常活动于名公巨卿之间，多所献替，对于中国之洋务工作贡献亦甚大焉。

以上所举，皆内政方面洋务建设之荦荦大者。其开创多出于李鸿章，而成就亦以北洋为最。以此种种，在当时中国所造成之改变，与夫咸丰庚申以前相较，其进步诚亦不可忽视。然而此等进步与当时列强日新月异之发明相较，与日本维新之大刀阔斧，突飞猛进，以从事全面改革相较，则相形见绌，固远不足以应付外力之侵凌也。当时从事于洋务运动之健者，如李鸿章等对此亦深自知，试检阅甲午以前三十余年来之李氏奏牍、书札，对于中国处境之危，实力之不如人，与夫彻底以西法求自强之不可缓，皆屡屡痛切言之。然而终不能畅行其志者，则当时一般认识之不足，守旧势力横加阻碍牵掣，实为一要因也。

守旧势力实代表根深蒂固之传统思想与作风，而以大多数科举正途出身之士大夫为中心。此辈熟谙章句旧学，经国家历年培养选拔，人数极多，全国官绅多由此出。向受国家社会之重视，亦全国才智之总汇。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之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师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在全国有极大之潜势力。

迨欧风东渐，洋务继兴，此辈人士遂亦大受刺激。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

P8-10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是石泉教授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所写的研究生论文，完成于1948年，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历经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得以问世，是一件值得庆幸、令人欣慰的事。石泉教授命我赘序，非我学力所能胜任，但也不敢固辞，谨将读后之所感所得，述其概要，借以应命。不当之处，望石泉教授和读者指正。

据作者自序，这部书稿开始构思于1944年。这一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国民党政府军在豫湘桂大溃退之后，日军兵临贵州独山，云南震撼，川康不保，作者仍力学不辍于炮火声中，所深入周密审视研析者，乃半世纪前如斯一段历史，而所欲探明者则是：“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仿效西就，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以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诸问题，作者对此“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引文见作者自序)。可见，在作者心目中，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从这里，我们看到，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和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学风，远承屈子“忧国问天”、史迁“疾世著述”的优良史学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下面谨举数例，阐明石泉教授对寅恪先生学术之薪火传继。

人所共知，寅恪先生早年以治唐史著称。所以如此，固自有受往日留学诸国(日、美、德等)汉学界学术风气影响一方面原因(这一点这里不能展开)，然而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先生认为，近代中国国势与唐代极为相似，因而治唐史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这样一番道理。这一点，先生曾在1944年向学生讲授“隋唐史”课程时有所说明。当时听课学生李涵有记录云：“应将唐代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而“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战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又说：“近百年来中，国之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而唐代的变动也极为剧烈迅疾，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便大不相同。”(以上引文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34页)唐代与近代这般相同的变动，又共同地为受外力及外部与内部相互影响所致，

抗日战争中期(1940至1942年间)，寅恪先生居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先生困居于此，闭门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将港岛沦陷后之种种情状与书中所记汴京屈降后之各种异象，两相印证，忽觉自己过去读此书时“不甚可解者”，忽“豁然心通意会”。先生曾于《陈述(辽史补注)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一文中记其事云：

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由此可见，先生之治史读史，无不时时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从现实的感受、现实的需要出发求对历史与现实的通观通解通识。“立足现实、回应现实”以治史，才能将世事与史籍两相会通，交融互释，得出深切之体认。细读先生的著作，便可看出，不仅对唐、宋史的研究如此，对魏晋清谈及其人物的评价研究，或是对陈端生、柳如是等杰出女子之着力表彰等，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感受和着眼于现实的求索。研究的题目与对象似乎远僻，其实都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深切感受所驱动，与实际生活贴联得十分紧密。对先生著作的这种深层内涵，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极其透辟明快的论述：

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亡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怀旧集》第198一199页)

我认为，季先生此话为习读寅恪先生的著作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阅读石泉教授的著作作了指引。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可与寅恪先生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参阅并读，盖后书目前所残缺之篇章，如《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孝钦后最恶清流》等，其基本内容，当可于前书中得其概貌。是故，此书亦可视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书之传承联袂之作。但此书作于半世纪以前，史料条件与认识水平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论文衡事，岂得谓在在皆当，但可以断言的是，石泉教授这部少作、旧作，体现了中国良史之传统，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都有其历史性的价值和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即以学风一端而言，本书对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我相信，石泉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必将多方面地有助于我国优秀史学传统之火继薪传，亦将有益于史学工作之后来人，职是之故，遂敢于且乐于勉力为是书赘此一“序”。

刘桂生

1997年6月12日于北京大学

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