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说话，人们把说话看作人的活动，并且相信人有说话的能力，但说话并不是一项固定财产。由于惊奇或者恐惧，人会突然失语。一个人无比惊奇，深为震动，这时，便不说话了——他沉默了。任何人都会因为一场变故而失语，这时，他不再说话，但也没有沉默，而只是喑哑无声。”——海德格尔这样说。

这本书是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一个演讲集。该书由孙周兴翻译。孙称：“海德格尔这本著作出奇的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有的是晦涩曲折的义理。海德格尔喜欢做的词语游戏固然颇多机智，时时体现‘思’的严格和‘说’的庄重，但译者如我，却往往要徒唤奈何。许多时候，译者被逼到了‘不可说’的边界上。”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其全集已被辑成102卷(根据全集编委会2000年计划书)。这里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头著作。其中所收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本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围绕着Ereignis和Sage两个核心词语展开。

语言

诗歌中的语言

——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

——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

语言的本质

词语

走向语言之途

说明

编者后记

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修订译本后记

我们的探讨仅限于思索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诗歌的位置。对于一个以历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热衷于赤裸果表达的时代来说，这样一种做法即使不是一条歧路，也始终有着归显的片面性。而我们这种探讨所思索的是位置。

“位置”(Ort)一词的原本意思是矛之尖端。一切都汇合到这卜尖端上。位置向自身聚集，人于至高至极。这种聚集力渗透、弥漫于一切之中。位置这种聚集力收集并且保存所收集的东西，但不是像一个封闭的豆荚那样进行收集和保存，而是洞照被聚集者，宁因此才把被聚集者释放到它的本质之中。

我们眼下的任务是探讨那样一个位置，它把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意道说聚集到他的诗歌那里——我们要探讨特拉克尔诗歌的位置。

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之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被托付给(anvertraut)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于其中。

一个诗人的独一之诗始终是未被道出的。无论是他的任何一首具体诗作，还是具体诗作的总和，都没有道说一切。可是，每一首诗作都是出于这首独一之诗的整体来说话的，并且每每都道说着这首独一之诗。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里涌出一股泉流，它总是推动着诗意的道说。但这股泉流并不离弃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它的涌出倒是让道说(Sage)的一切运动又流回到这个总是愈来愈隐蔽的源头之中。作为运动着的泉流之源泉，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蕴藏着那个最初可能对形而上学和美学的表象活动显现为韵律的东西的隐蔽本质。

因为这首独一之诗始终是未曾被道出的，所以，我们只能以下述方式来探讨它的位置：我们试图从具体诗作之所说出发来指示这个位置。但为此，每一首具体诗作就已经需要一种解释了。这种解释使得那种在一切诗意地被道说的东西中闪光的纯粹性首度显露出来。

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真正的解释已然要探讨为前提。惟出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些具体的诗作才得以闪亮、发声。反过来讲，一种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首先就需要有一种对具体诗作的先行解释。

与诗人的独一之诗所做的一切思想对话，始终保持在上面这种探讨与解释的交互关系中。

与诗人的独一之诗的本真对话不外乎是诗意的对话：诗人之间的诗意对话。但也可能是——甚至有时必须是——思与诗的对话，这是因为两者与语言之间都有着一种突出的关系，尽管是各各不同的关系。

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

思与诗的对话何其漫长。它几乎尚未开始。对于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独一之诗，此种对话需要有一种特别的节制。思与诗的对话只能间接地效力于这首独一之诗。因此，这种对话始终含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很可能扰乱了这首独一之诗的道说，而不是让它在其本己的安宁中歌唱。

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便是一种与诗的运思的对话。它既不是描绘一位诗人的世界观，也不是考察诗人的工作环境。首要地，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绝不能取代对诗歌的倾听，甚至也不能指导对诗歌的倾听。此种思想探讨充其量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可置疑，在最佳情形下，它也只能使我们的倾听更有深思熟虑的意味。

           P29-P3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00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360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4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其全集已被辑成102卷(根据全集编委会2000年计划书)。这里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头著作。其中所收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

本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围绕着Ereignis和Sage两个核心词语展开。译者在这里须得对这两个词语的汉语翻译作一交代。

Ereignis一词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海德格尔努力超出形而上学传统，一直十分谨慎地想摈弃“存在”(Sein)这个形而上学范畴，而终于思得Ereignis一词。这个词几不可译。据了解，日本的学者们已提供出七种以上的译法．笔者所见的有关英译本译之为“事件”(event)、“居有”(appropriation)或“居有之解蔽”(the disclosure of appropriation)等等。此类译法中，有的本着义理，有的是解释性的翻译，听来未免别扭。如“事件”一译，就是海德格尔自己所反对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一方面总感觉到语言本身的限度，同时也觉得汉语的弹性实在要比英语之类的语言来得强大。

基于下面要讲到一些理由，我将Ereignis译作“大道”。此译有拿老子来此附海德格尔的嫌疑，或有把海德格尔的Ereignis弄成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的危险。但关键恐怕在于，我们是否必得从形而上学上来观解汉语思想的“道”(“大道”)呢?譬如，海德格尔所释的“道”就不是(西方)形而上学上的。在本书的“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建议把老子的“道”译为“道路”(Weg)，而反对以往的德文译法(译之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和逻辑等)。“道”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已经是一个至高的形而上的“范畴”了，而今被海德格尔以日常的“道路”译之，反倒令我们诧异了。

诚然，要为Ereignis找到一个适恰的中译，是很困难的。在稍后的《面向思的事情》一书中，海德格尔讲到Ereignis是“有存在”(Es gibt Sein)中的“给出者”，因此我们本来亦可把它译为“本有”，把动词ereignen译为“居有”。正是由于Ereignis含有“居而有之”和“相互照亮、揭示”(指天、地、神、人的世界“四重整体”的运作)的意思，所以英译者才把它译作“居有之解蔽”。不过，“本有”和“居有”的译法较难以适合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的相关语境。因为在这里，海德格尔所着力阐发的Ereignis的主要意思是“道路”、“道说”等。

海德格尔主张以德文的“道路”来译老子的“道”，显然很好地领悟了汉语思想中的“道”与“道路”的意义联系。“道”就是“道路”。“道”这种“道路”高于理性、精神、意义等形而上学的规定性。“道”产生出一切道路。海德格尔专门讨论了“大道”的“开路”或“铺设道路”(Be-wegen，Bc-wegung)。“大道”实即给予一切以道路的那个东西，或干脆就可以说是“开路者”(das Be-wegende)。“大道”开启一切道路。在这一开启道路的过程中，世界诸因素(海德格尔归纳为天、地、神、人“四方”)得以进入光亮之中，得以敞开出来；同时也即“居有”自身了，各各获得“成就”了。此即“大道”的“成道、居有”(ereignen)，相类于老子所谓“道”的“成功遂事”了。

“大道”的“开辟道路”就是“大道”的运作和展开，也就是“大道”的语言——亦即“大道”自行“道说”出来了。海德格尔用Sage一词来命名“大道”的语言。海氏明言，“Sage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Sage译为“道说”，亦可作“大道之说”。对动词性的Sagen，我们也以“道说”译之。海德格尔认为，西文中的“语言”(Sprache)一词也在形而上学上被用滥了，需以“大道之说”意义上的Sage取而代之。

翻译上的理由简说如上。这里需补充一点：对于Ereignis一词，我们要细细地体会它的丰富的、乃至日常的含义，而且要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具体对待。海德格尔明显不想把它当作一个“范畴”来使用，故其意义便不可固定。我们在本书中一般把Ereignis译为“大道”，把其动词ereignen译为“成道”、“居有”；但在有些语境中，我们也把Ereignis译为“居有事件”。

不待说，我们这种译法也只能是一种“强译”，不能是定译。此外，我们恐怕也应承认Ereignis一词的不可译品质。海德格尔自己说：这个词“就像希腊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Tao)一样不可译”(《同一与差异》，德文版第29页)。而反过来讲，凭海德格尔这句话，我们也许更加有理由把他的Ereignis译为“大道”了，因为□是往往被中译为“道”的。

海德格尔这本著作出奇的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有的是晦涩曲折的义理。海德格尔喜欢做的词语游戏固然颇多机智，时时体现“思”的严格和“说”的庄重，但译者如我，却往往要徒唤奈何的了。许多时候，译者被逼到了“不可说”的边界上。

海德格尔的著作一般是少见有注释的。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有较多的“原注”，多半也是注明可参考的书目而已，而且据说海德格尔是反对人们对他的著作加注的。尽管如此，译者还是笨拙地加了一些注释，多数也还是为了说明翻译上的困难和理由。书后的“人名对照表”也是译者做的。

我所采的版本是纳斯克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第8版。翻译时参考了D．海尔茨(Peter D．Hertz)的英译本(On the Way to Language，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

书中第二篇文章“诗歌中的语言”曾由倪梁康学兄译成中文，我译时亦参照了他的译文，且多有掠美。第三篇文章初稿译出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廖立文先生十分认真地审读了前面一部分译文，并且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对于学术的虔诚态度令我感动。文中一些希腊文请教了陈村富教授。谨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我的衷心的谢意。

值此机会，我要特别向已故的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表达我的感激和纪念的心情。熊伟先生生前给予我的不断鞭策，乃是我进学的基本动力之一。

事隔二年以后，又承张庆熊博士相助，对拙译作了认真的审校工作。商务印书馆的武维琴先生和陈小文先生给予许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3年2月10日凌晨1时记于西子湖畔

   1995年6月26日晚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