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即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独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并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风流女子争风吃醋，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体现了作家一生的最高艺术成就。

小说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即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独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并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风流女子争风吃醋。一天黑夜，德米特里疑心自己的情人去跟老头儿幽会，便闯入家园，一怒之下，差点儿把老头儿砸死。他仓皇逃离后，躲在暗中装病的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悄然杀死老爷，造成了一桩震惊全俄的扑朔迷离的血案，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体现了作家一生的最高艺术成就。

作者的话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第二卷 不该举行的聚会

第三卷 酒色之徒

第四卷 咄咄怪事

第五卷 正与反

第六卷 俄罗斯修士

第七卷 阿辽沙

第八卷 米嘉

第九卷 预审

第十卷 大男孩和小男孩

第十一卷 伊万

第十二卷 错案

尾声

译后记

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一位地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卡拉马佐夫神秘地横死于十三年前，笔者将在以后叙述的这件血案，当时曾使此人大大出名，而且在我们那儿至今仍有人提到他。关于这位“地主”(我们那儿都管他叫“地主”，虽然他一辈子几乎从不住在自己的田庄里)，眼下我只想说，那是个奇怪的主儿，不过这号人也颇不少见，其特点是不仅品性恶劣、道德败坏，而且冥顽不灵，——偏偏此等冥顽不灵者非常精于理财敛财，不过此外看来一无所长。例如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就差不多是白手起家的。他这个地主简直小得不能再小，老是东奔西走吃人家的白食，涎皮赖脸充当帮闲，可是到他死下来竟有十万卢布家产。与此同时，他一辈子却过得始终像一条最最冥顽不灵的浑虫，这在我们全县都是数得着的。我再说一遍：那不是愚蠢，这类浑虫大都相当聪明和狡猾，——可就是冥顽，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国粹。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为前妻所生；另外两个——伊万和阿列克塞——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前妻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名门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本县地主。一位妆奁颇丰、长得也漂亮的小姐，外加聪明能干——如今这一代中间固然不少，但在上一代也并非没有，——怎么会嫁给这么个没出息的“孱头”(当时谁都这么叫他)，我不想过于细述。不过我知道，有位属于更早时期所谓“浪漫”一代的小姐，她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顺顺当当地嫁给自己所爱的一位先生，然而经过若干年神秘的恋爱之后，她自己臆想出种种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一个风狂雨暴之夜，从悬崖状的高高陡岸上纵身投人水深流急的河中，纯粹死于她自己的怪念头，只是为了仿效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她早已看中的那堵岩壁不那么峭拔入画，而只是一道缓坦的寻常河岸，那么自杀也许压根儿不会发生。这是真人真事，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最近半个多世纪里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事情想必发生过不少。同样，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此举无疑也是受人影响、思想被俘所致。她也许想显示一下女子的独立性，置门第观念于不顾，准备冲破自己家族的专制束缚，而善于迎合的幻想使她相信(大概只有一会儿工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卑为食客，毕竟属于那个奔向美好明天的时代，不失为那个时代最大胆、最具讽刺性的人物之一，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小丑，此外什么也不是。这段姻缘中特别够味儿的一点还在于，它是以私奔的方式实现的，这可太合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胃口了。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即使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当时也完全会来这一手，因为他一心一意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攀一门好亲，又得到嫁妆，那可太诱人了。要说两人之间的爱情，看来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女方还是男方，尽管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容貌姣好。这也许可算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例外。此人一辈子是个无出其右的好色之徒，随便哪个娘们只要向他一招手，他立刻会趴在对方裙下。然而唯独自己的原配夫人居然没有引起他特别强烈的情欲。

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在私奔之后，立刻就明白，除了鄙视以外，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别的感情。于是，结婚的后果以惊人的速度表现出来。尽管女家对这一事件甚至没过多久便认了，并且分了嫁妆给出逃的姑娘，然而这对夫妇之间却开始了最不堪的生活和无休止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这期间表现得高贵大方，很有风度，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绝对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妻子的钱在她刚得到的当时便一下子让做丈夫的全给偷走了，从此这笔数额达二万五千卢布的财产对她来说犹如石沉大海。作为陪嫁，她还得到一个小村庄和一栋挺不错的城里房子，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某项适当的手续把它们转到自己名下。他一刻不停地厚着脸皮胡搅蛮缠、软磨硬逼，惹得妻子对他鄙夷至极、讨厌透顶，以致心力交瘁，只想摆脱。老实说，单单由于这个缘故，他本来十拿九稳可以达到目的，但幸亏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亲属出来干预，那个贪心鬼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尽人皆知，他们夫妻之间经常打架，不过据传，并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打老婆，而是皮肤浅黑、敢作敢为、火爆性子而又天生强壮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倒过来揍老公。后来，她终于离家出走，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跑了，把三岁的米嘉丢给丈夫。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即在家里养起了一大帮女人，成日价纵酒狂欢。在放荡的间歇中，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所有的人哭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何把他抛弃，同时还叙述种种细节，一个做丈夫的居然好意思细说自己婚后生活中的这些事儿，也太不识羞了。主要的是，他似乎乐于在所有的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这么一个可笑的角色，还要添油加醋地着意渲染自己如何受尽委屈，这样做甚至使他感到满足。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尽管您遭到这样的不幸，可是看上去那么洋洋得意，旁人还以为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做官了呢。”许多人甚至还说，他对于自己能以翻新的小丑面目出现感到高兴，而且假装并没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滑稽，那是故意让人觉得更加可笑。不过，这也许是他的天真使然亦未可知。后来，他总算发现了出逃的妻子的踪迹。原来这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已一起迁往彼得堡，她在那里无拘无束地过起彻底解放的生活来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马上大起忙头，准备动身前往彼得堡，——去干吗?——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也许真的就这么去了，可是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立即认为有权再肆无忌惮地痛饮一番为自己壮行。就在这个当口儿，他妻家获悉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死在彼得堡。她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在某处的顶楼上死了，有的说死于伤寒，而另一种说法好像是饿死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在酒醉状态中得到妻子死讯的。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兴奋地高举双手，仰天大喊：“现在放开了。”①

P3-5

我在动笔为本书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之时，心情有点儿困惑。事情是这样的：虽则我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称做本书主人公，可我自己也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大伟人，因而我能预见到读者必然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尊驾所写的那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竟被选作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谁知晓此人?此人因何而出名?凭什么要读者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末了那个问题最是切中要害，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您读了这部小说，也许自会明白。”可要是读完小说仍不明白，仍不认为我写的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便如何是好?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已经伤心地预见到会这样。在我看来，他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本人极表怀疑。问题在于他可以说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尚未确定、有待澄清的人物。不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以明确求之于人，那也未免奇怪。有一点恐怕大可不必怀疑：那是个奇人，甚至是个怪人。但是，奇也罢，怪也罢，在引人注意这一点上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在人人力图把个别化为一般，总想从千奇百怪的现象中找出哪怕一点点共同之处的时候。而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难道不是吗?

如果读者不同意如上的论点，说“不是这样”或“不总是这样”，那么，笔者在对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的看法上倒是比较胆壮了。因为怪人不仅“并不总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而且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身上也许还具有整体的内核，倒是其余和他同时代的人全都像遭到狂风袭击似的，不知为何一时间纷纷脱离了他……

其实，我本不想作这一番极其乏味而又模棱两可的解释，干脆免去开场白就写正文算了，读者如果喜欢的话，好歹会把它读完的。但糟糕的是，我虽然只给一个人立传，可要写的小说却有两部。主要的是第二部，那是本书主人公在我们的时代亦即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十三年前的事，它几乎算不上一部小说，而只是本书主人公青年时代初期的一个瞬间。我不可能把第一部小说略去，因为那样的话，第二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便会令人莫名其妙。但是本来已在犯难的笔者却由此而越发捉襟见肘了：倘若为他立传的我自己认为，用一部小说来写这样一个不足道、不明确的人物已属多余，那又怎么能写上两部，我这种狂妄的做法又该作何解释呢?

由于想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决定索性不去解决它们，而是绕道而行。洞察幽微的读者自然早已料到我一开始便有这样的倾向，只是恼恨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些废话，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倒可以确切地回答：我一直在说些废话，浪费宝贵的时间，这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也是为了耍个花招——反正不能说我事先什么也没有交代。尽管如此，本书“在基本上保持整体的统一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分成上下两篇，这甚至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读者了解其上篇之后，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值不值得继续读它的下篇?当然，任何人都不受任何约束，即使上篇只看两页就把书一扔也可以，并且从此不再打开它。但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颇具涵养的读者，他们肯定要把全书看完，以免在作出不带偏见的评价方面出现失误，例如俄国所有的批评家都属于这一类。不管他们多么有始有终和不偏不倚，我还是要向他们提供十分顺理成章的口实，好让他们开卷不久就把此书撂下，这样，我在这些人面前毕竟可以少几分内疚。好了，开场白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这是多余的话，不过既然已经写下，那就让它留着吧。

现在言归正传。

“《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恶魔》——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最具有倾向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显得最不自由，同时跟反动倾向结合得也最密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①

以上这些毫不含糊的毁灭性评语，见诸苏联文学界一位理论权威1956年出版的专著。需要指出的是，当年苏联一贯大量出版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师的作品，尊之为国宝，而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巨匠总是怕扎手、烫手。1956年以后，在特定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苏联文坛出现了像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一批爆炸性文学现象，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断数十年之后开始出版十卷本的陀氏文集(1958年出齐)。似乎是生怕读者进入“误区”，理论家出来重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尤其是几部“卡脖子”之作)形成已久的定评。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撒手人寰已整整七十五年。

在陀氏出生之前九年，拿破仑率他的“王者之师”入侵俄国遭到致命的重创，铩羽而归。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与法国议和的条件，基本上是由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当时的俄国自以为凌驾于整个欧洲之上。然而，农奴制在俄国一直延续到1861年，冥顽残忍的贵族阶层统治着国家，权力很大的教会死抱住黑暗的过去不放，人民无法挣脱愚昧、贫困的状态。在西欧早已确立的人身自由观念刚刚开始东渐。

那是一个酝酿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动荡时代。在最终引发与过去彻底决裂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还得在躁动与困惑中度过一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生活在变革中的俄国，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对他的影响至深至巨。他提炼了此阶段形形色色的思想，没有哪位作家曾像他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本国人民从里到外展现得如此全面充分，淋漓尽致。尽管从陀氏初登文坛算起，历史已翻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俄罗斯人的灵魂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改观呢?要了解俄国和俄国人民，陀氏的书被认为是这方面最好的材料。极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

费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生于莫斯科马利亚医院。父亲是这所贫民医院的医生。费尧多尔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次子，全家人挤在仅有两居室的医院左耳房内(后改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1837年，商人家庭出身的陀氏之母去世。次年，费尧多尔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他的父亲于丧妻后不久便从医院退职，接着迁往图拉省置有一份薄产(两个小村落)的乡下居住，恣意纵情酒色，残暴虐待农奴，以致1839年6月被十余名忍无可忍的农奴群起而杀之。在酗酒、淫乱、集人类恶劣品质之大成的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就有陀氏父亲的影子。1841年，费尧多尔成为工程兵准尉。他在部队里待了四年，染上了轻狂、挥霍的习气，老是盼着家乡把十分有限的田产收入寄来帮他缓解债务麻烦。我们从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所作所为中不难发现作者还是一名青年军官时的性格痕迹。他以中尉军衔从部队退役后，于1845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立刻赢得以别林斯基为首的评论界一片赞扬声。此后他又发表了几部颇有争议的心理小说。1848年末，《祖国纪事》杂志刊出了诗意盎然的《白夜》。这个抒情小中篇在充塞陀氏几乎全部创作的阴暗氛围中构成了一抹罕见的亮色。

1849年发生了一连串影响陀氏一生命运的事件。此前他已开始结识以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激进革命青年小组某些成员。4月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小组一次集会上朗读了著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年7月)，一周后即遭逮捕并被解往第三局(即暗探局)。11月，军事法庭宣布判处陀氏死刑。旧历12月22日清晨，陀氏与其他被判死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批三名囚犯已被蒙目绑在柱子上(陀是第二批)，这时当局宣读了沙皇的圣旨(其实尼古拉一世早就在军事法庭大法官报批的判决书上作了批改)，陀的死刑判决改为四年苦役并在四年后贬为士兵。事态的这一剧变造成两名囚犯从此精神错乱。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名囚犯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要塞服四年苦役，经常与杀人越货的囚徒及其他罪犯为伍，但他从这种频繁接触中也获益匪浅。西伯利亚对于一位小说家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学校。服刑期满后仍得留在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转解到塞米帕拉金斯克编人第七营当兵。在那里他结识了十二等文官伊萨耶夫夫妇，为他们十来岁的独子授课。伊萨耶夫是个肺痨病人，又嗜酒如命。伊奉调迁往库兹涅茨克后不久便去世。1857年，准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萨耶夫的遗孀玛丽亚结婚，还恢复了被剥夺的贵族身分。1859年，陀氏以少尉衔获准退役后，携妻子玛丽亚、继子巴沙离开西伯利亚西返，在距莫斯科不太远的特维尔住了四个月，经沙皇“恩准”，于年底迁往彼得堡。次年初，陀氏的两卷本作品集在莫斯科出版。

但是，伴随着失而复得的自由(尽管内务部仍对他实行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套上了癫痫、赌瘾和债务的新枷锁，直至生命的终结。自幼潜伏在他身上的癫痫症如今频频发作，而且来势趋凶。赌博成了他无法戒绝的恶癖。由于债台高筑，他老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拼命写作，把手稿交给期刊连载。一部小说往往已发表三章，第四章才发排，第五章正在邮寄途中，而第六章以后压根儿还没写好，顶多只有一个梗概在作者的头脑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于短短数年内写出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损害的》，以及好些中短篇。

陀氏第一个妻子玛丽亚患肺结核久病不愈，于1864年去世，这也标志着陀氏一生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他已人到中年，处境窘迫，前景暗淡。除了自己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和命运多蹇外，他还面临第二次当囚犯的危险——这一回是债务官司。1865年夏，黑心的出版商斯捷尔洛夫斯基乘人之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订了一份条件十分苛刻的合同，仅以三千卢布购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权，还规定走投无路的作家必须在1866年11月1日前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否则将交付高额违约金；如到12月1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氏的全部著作将永久转归出版商所有。可是，1866年拖着有病之身埋头于写作《罪与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哪有时间另写一部规定必须达到若干印张的新作。在只剩下个把月的危急关头，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姑娘安娜·斯尼特金娜出现了。她经人推荐于10月4日开始为陀氏当速记员。10月29日，陀氏以口述方式完成了小说《赌徒》。11月1日，他把书稿送至出版商家中，因未遇斯捷尔洛夫斯基，便交给当地警察署长签收。11月3日，陀氏第一次登门造访安娜和她的母亲。11月8日，他向安娜求婚。婚礼于次年2月举行。

在续弦后即陀氏生命的最后十四年间，他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四部长篇巨制，即《罪与罚》、《白痴》、《中邪者》(或译《恶魔》、《鬼》)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貌不出众，没有超群的才华或可观的财富，但对丈夫无限忠诚，虔信他的天才，理解他的创作热忱，以深情和关怀帮他克服种种困难——经济拮据、癫痫的经常性发作、内心的痛苦以及沉重的负罪感和自卑感。安娜为他生儿育女，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家。可以说，没有安娜，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嗜赌如命，对妻子一贯不忠诚，很难与人相处。屠格涅夫说他是“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陀氏逝世后，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曾写道：“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对仆人的态度可恶至极，以致受辱的仆人愤而发出‘我也是个人’的怒吼。”然而安娜对这一切断然加以否认。她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四年使她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纯粹的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旷世奇才和他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别的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1880年6月6日，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普希金的盛大节庆活动也随之开始。6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的集会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演说，公开号召“桀骜不驯的”、属于阿乐哥(普希金长诗《茨冈》的主人公)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类型的俄国知识分子“顺从吧”。1881年1月，陀氏喉部开始出血。公历2月9日晚上8时38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长辞，终年不足六十周岁。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连载了将近两年(自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并于1881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它的主题和哲学在米嘉向阿辽沙自白的一章里已经点明：“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陀氏认为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魔鬼。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万一上帝不存在怎么办?那么，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闹剧，别的什么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无所不可”，干什么都是合法的了，甚至犯罪。

为了形象地诠释这一主题和哲学，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卡拉马佐夫一家，包括道德败坏的老子和他的四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老二伊万和老三阿辽沙分别象征人的肉体、理性和精神这几个不同的方面，而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则代表被侮辱、被损害和被剥夺继承权者。这些人物统统给粘在一张道德哲学的网上，谁也休想挣脱。上帝与魔鬼为争取控制他们的灵魂而厮杀。小说从头至尾弥漫着这场拼死搏斗的硝烟。所有的人物都卷入了一起凶杀案，他们在舞台上走过的时候，无不以怵目惊心的清晰度表露各自的感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第五卷第五章《宗教大法官》无疑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个案。基督亲临可悲的尘世，却遭到教会的质疑和挑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能不能靠基督的教诲过活?魔鬼，那个旷野里聪明而可怕的精灵，能不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支持人类?为什么人非得在自由和面包之间作出抉择?这一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以文学形式写就的历史哲学。上帝和魔鬼在此短兵相接。结果看来是上帝落荒而走，魔鬼趾高气扬，基督精神败得很惨。这一主题到了第十一卷第九章《魔鬼。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梦魇》中重又出现。这两章文字胪列了否定上帝的种种论点。肯定上帝的论点则包含在写阿辽沙和佐西马长老的那些章节中。在那里，作者试图表现圣贤的形成过程和基督式博爱的力量。陀氏相信基督精神最终将高奏凯歌。但他能加以证明吗?在剖析罪恶和人的畸形心态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得起最高级的赞美。然而他在表现以阿辽沙和佐西马神父为象征的善的那些笔墨中是否取得成功，读者自己会作出判断。在错案面前，胜利者究竟是谁——上帝还是魔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者的话》中开宗明义表示要“为主人公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而且“虽然只给一个人立传，可要写的小说却有两部”。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就这一宏大的创作计划没能实现而言，似乎应该为作者赍志而殁扼腕跌足。然而正像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的《b小调第八交响曲》只写了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只有几小节残稿)一样，“未完成”不一定是遗憾，人类也许反倒因祸得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未完成”以及书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悬而未决，显然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张力，读者也被深深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哲学迷宫，早就不再“隔岸观火”，而是变成了卡拉马佐夫世界的一部分。读者以置身事外的“看官”始，却以热切地关注上帝与魔鬼之间这场恶斗的胜负终。我们读这本书的体验是什么滋味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掩卷时的感受与开卷时相比，恐怕已判若两人。读者不得不对许多问题进行思考，争取解决，因为这也是读者自己的问题。卡拉马佐夫们的所言所行之所以撼人心魄，因为他们毫无顾忌地展示了深藏在非个别的人心中、而这些非个别的人又拼命想否认的许多特征。

俄国还是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有人把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孜孜砣砣地苦心探索的专题概括为四个R，即揭示人的心灵隐秘(Revela—tion of Man’s secret heart)、革命(Revolution)、俄罗斯(RLissia)和宗教(Religion)。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卓越成就，走在后来得到专业心理学家们确认的许多原理前头。比弗洛伊德早生三十五年的陀氏，在小说中记录了他观察人类感情活动的惊人发现。他曾详细地写到过人的表现狂、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变态心理，他认为梦是由潜意识心理活动引起的，并非源于理智，而是发自欲望。陀氏指出，笑可以显示一个人个性中隐秘的一面，笑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面具卸了下来。在他所描写的“偶然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户人家。陀氏观察到人身上有专横跋扈的倾向，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他发现爱的因素中包含着对所爱者行使权力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爱者就可能同时被既爱又恨。这一原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精妙人微的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对自我折磨的癖好以及把惩罚作为摆脱负罪感的手段，比现代的“死亡本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准则都早得多。陀氏甚至作过“分裂人格”心态细节的记录。在他的作品中，简直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属于分裂人格。《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也罢，爱与恨同样火辣辣的卡捷琳娜也罢，“魔崽”Lise也罢，尤其是在与魔鬼对话一章里两个自我猛烈碰撞的伊万……分裂人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陀氏关心的第二个R是革命，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生前死后遭到的抨击最多。他笔下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大概无例外地都是目无神明、唯恐天下不乱、蔑视一切道德准则的虚无主义者，《白痴》中的病态少年伊波利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与阿辽沙一起当过见习修士的拉基津，也应归人此类。但集中浓墨重彩表现这种思想的无疑要数《中邪者》一书。西方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发表于1871—1872年的小说几乎提前半个世纪“预报”了后来爆发的俄国革命。此前一般都相信革命将席卷全世界，但陀氏却预料革命仅在俄国发生，它最早的一批领袖并不从工人中产生，认为俄国革命始发于无限制的自由，将发展到无限制的专制云云。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俄国的一切都是美妙的，俄国农民的灵魂是美丽的，伴随着受苦人的眼泪将从俄国的土地上涌出新世界的甘泉。这便是陀氏魂牵梦萦的第三个R——俄罗斯。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变质，欧洲似乎只是一具死尸，而莫斯科乃是他心目中的圣城，他的“新耶路撒冷”。陀氏骨子里是个君主主义者，他爱沙皇。他讨厌欧美，憎恨波兰人、犹太人，觉得俄国无须向西方学习什么，而俄国的一切都值得西方学习。

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四个R，渗透到另外三个R的方方面面。他笃信宗教，其虔诚的程度在所有大作家中很难找出可与之颉颃者。从狭义上说，除了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俄国正教，他认为此外一切宗教都是旁门左道。从广义上说，占据他脑海的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人与救世主之间关系的大问题。他热烈地信奉基督式的博爱。针对“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佐西马长老回答道：“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

四十多年前，这篇后记一开头提到的那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刚到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把俄文原书寄来约我翻译。我在阅读过程中，偶遇前辈翻译家满涛，获悉他已经在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翻译这部专著，这才避免了不必要的“撞车”。回想起来，那时自己确实不知天高地厚。世事沧桑，到了九十年代初，虽然我与陀氏已打过一百万字以上的交道，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面前长期趑趄不前，甚至有弃置约十万字译稿的“断杼”之举。偏偏有些曾在“五七干校”风雨同舟的朋友，尤其是倪亮、慎微两位同志，苦口婆心地力促我把这部书译出来，前后劝说阅数年不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给我的信中，甚至用“功德无量”来比喻这项工程。1995年暮春，我拗不过来自各方面的规谏，终于重新拾起旧稿，硬着头皮于同年孟冬把初稿译全。我怕译这部书，除了面对如此庞大的篇幅、没完没了的大段说教、晦涩玄奥的哲学思辨缺乏自信以外，还担心从小说字里行间透出的旧俄小城市那股令人窒息的霉味，会把任何一个真正投入的译者憋晕过去。出于这种考虑，我不敢在此书的气氛中滞留太久，于是把它跟萨克雷的《花花世界》(Vanity Fair)“花搭着”译，就像某种药必须与另一种药一起服用似的，好赖算是翻过了这座山。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徐汝椿先生，《新民晚报》美国版记者潘玉鹏为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远在美国的谭玉培、程定华夫妇好不容易从北卡州的宁静小城中觅得一张封面，赶在这个译本成书前寄来。在此要向这对贤伉俪特别志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读起来很不轻松的书，但译者必须千方百计让人读得下去，而且尽可能读懂。在此我不敢侈谈什么形似神似：原汁原味之类的高境界。许多读者知道这是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一颗明珠，但尝试阅读又半途而废的大有人在。如果这个译本的读者中坚持读完的人数比重较之过去有所增长，那就意味着我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

荣如德

1998年7月于酷暑中的上海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