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取材于1642年至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海丝特·白兰,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

爱的悲剧和爱的追求

红 字

海  关

第二版序

第一章 牢门

第二章 市场

第三章 认出

第四章 会面

第五章 海丝特的针线手艺

第六章 珠儿

第七章 州长的厅堂

第八章 小淘气和牧师

第九章 医生

第十章 医生和他的病人

第十一章 内心秘密

第十二章 牧师的夜游

第十三章 海丝特的另一面

第十四章 海丝特和医生

第十五章 海丝特和珠儿

第十六章 林中散步

第十七章 教长和教民

第十八章 一片阳光

第十九章 溪边的孩子

第二十章 牧师的困惑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

第二十二章 游行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露

第二十四章 尾声

故事与小品

哈钦森夫人

一个老媪的故事

布利旺医生

尖塔览胜

鬼迷心窍的江湖医生

孀妇

温顺的男孩

一群胡子拉碴的男人，穿着色泽黯淡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尖角帽，聚集在一所木建的大厦前面，他们中间混杂着一些兜着头巾或不兜头巾的女人。大厦的门是用厚重的橡木做的，上面缀钉着许多粗大的铁钉。

新殖民地的建设者们，无论当初他们可能如何谋划着人类美德和幸福的乌托邦，可从最初的实践需要出发，总是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认定，要将一部分处女地划为墓地，而将另一部分处女地夯成监狱的地基。循此惯例，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波士顿的祖先在谷山附近建设第一个监狱与在艾萨克·约翰逊领地上围绕艾萨克墓地圈出第一块葬地想必是同一时期。这以后，艾萨克之墓在整个王室教堂的古老墓地中成了众墓供奉的中心。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这城市建立约十五年或二十年后，此木建监狱便已烙上了气候毁坏和岁月消逝的印记。那橡木大门沉重铁件上的锈垢比这新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都来得古老。像一切依附于罪恶的东西一样，它似乎从未有过青年时代。在这丑陋的大厦前，在它与街心车辙之间是一片丛生着牛蒡、茨藜以及各种乱草的草地。这草地与如此早即产生“文明之花”——监狱——的土地显得特别意气相投。不过，在入口的一边，几乎就扎根在门槛上，有一丛野蔷薇。映着六月的时光，它那娇艳地宝石般的花朵撩人遐想，仿佛它的芬芳和柔媚就是奉献给锒铛入狱的囚徒和跨出牢门受刑的罪犯似的，以表示大自然从内心深处对他们的怜悯和温存。

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机缘，这蔷薇丛竟能永葆青春。仅仅是因为那遮盖在它身上的松树和橡树早已倒落，故使它得以从古老严峻的荒野中侥幸存活下来，还是像人们言之凿凿地所说的那样，是圣徒安妮·赫钦森迈进狱门时，从她的脚下蹦出来的呢?对此，我们殊难言必。我们的故事将从这不祥的门廊开场，而一上来就发现了它，我们很难不摘下一束花敬献读者诸君。我们希望：一路上所发现的甜蜜的道德花卉由她来象征；而这个讲述人性脆弱和悲哀的故事的悲惨的结局也将由她来抵消。P27

  爱的悲剧和爱的追求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独具一格。他把严肃的道德和历史内容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天赋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技巧融为一体。他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与创造力的作家，因而一直享誉英美和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

霍桑同时代的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在一八五。年写的一篇题为《霍桑和他的(古屋青苔)》的评论文章中，深情地表达了他对霍桑的崇敬和赞颂，甚至认为霍桑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不分轩轾。他对美国的读者大声疾呼：“同胞们，提起与我们有血肉之亲的优秀作家，除了霍桑之外，还有谁更值得我向你们推荐呢?霍桑不模仿他人，而他人也模仿不了霍桑。”次年(一八五一年)，麦尔维尔把他刚写就的长篇小说《白鲸》题献给霍桑，“以表达我对他的天才的仰慕”。值得注意的是，麦尔维尔在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见到过霍桑，也还来不及对剐发表的《红字》做深入细致的评论。

十九世纪后期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霍桑也赞美不已，说“他的作品将世代相传……他的名字将流芳百世”。

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日趋成熟，涌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这些作家无不从霍桑那里深受教益，无怪乎有人称霍桑是“作家的作家”。

那么，是什么使霍桑及其作品具有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魅力呢?

一百多年来，许多传记家和评论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几乎涉及他的生活和作品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很多评论家指出，他的力量的源泉是他对新英格兰地区生活的深切了解。有人说他是“从新英格兰土壤中土生土长起来的——从那里坚硬的花岗岩的裂缝里发芽、开花”。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等主编的《美国文学：作家和作品》在评论霍桑时这样写道：“霍桑是美国文学中第一位这样的小说家，我们在其作品中能够充分意识到生活与小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小说远非只是一种高雅的娱乐、一种新闻报道或稀释了的历史记录，也不是在客厅里故作斯文的谈天说地。”霍桑用他激越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使自己同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故事和探究的问题息息相关、血脉相通，从而感染了读者，打动了读者的心。

《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的主编罗伯特·斯皮勒明确指出：“要研究霍桑的艺术，必须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因为两者是因和果的关系。”要读好他的重要作品《红字》，也完全有必要知道一些有关作家的生平。

霍桑一八0四年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镇。塞勒姆镇是殖民地时期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清教徒势力张狂猖獗之地。他的家庭曾是名门望族，几代祖先都是狂热的清教徒。据说他的五世祖约翰·赫桑是审判一六九二年声名狼藉的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大法官之一。这一事件在霍桑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痕。他在写完《红字》后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为《海关》，用作小说的序文。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羞愧。我祈求，这些由他们招来的诅咒——如我听到的诅咒，也如多少年前人类凄凉悲惨的境况充分说明其存在的诅咒——从此以后消除殆尽。”这种负罪感还促使他在上大学时在自己的姓氏Hathorne里加进一个w，变成Hawthorne，以示有异于不光彩的祖先。不难理解罪恶问题成了霍桑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也是《红字》的主题之一。

到了霍桑的童年时代，家道中衰。一八0八年，霍桑四岁时，当船长的父亲患病死于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于是，他在十二岁之前一直跟母亲和两个姐妹住在舅舅家里。九岁时，在一次和同伴玩耍时扭伤了腿，致使他的足有点跛。足疾使他增加了一份自卑感，以读书自遣，并决心当一名作家。显然，家境的衰落、父亲的去世、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及身罹足疾对霍桑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还特别要提及的是，他母亲把它译出来使这部名著在我国有一个较完整的译本，聊复尔耳。

姚乃强

一九九五年十月 洛阳失去丈夫后，一直落落寞寞，离群索居，甚至与家人极少交往。正如霍桑描述的那样，“她的忧伤至死犹存，成了一种顽症，痛不欲生。”霍桑深受母亲这种心情的感染，也养成了“可恶的孤寂独处的习惯”。这种孤寂感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创作中随处可见。《红字》里的海丝特·白兰就是一个被摒弃、被孤立的牺牲品。

一八二一年，霍桑进入鲍登学院就读。这是一所很小的学校，但在他的同学中有一些后来成了知名人物，如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富兰克林·皮尔斯、霍雷肖·布雷奇、乔纳森·西利等。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后来成为美国第十四届总统的皮尔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霍桑在学业上表现并不突出，但是他的文学才能已初露锋芒，颇得赞扬。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成为作家的决心。

一八二五年，霍桑从鲍登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塞勒姆镇，与母亲和姐妹住在一起。尔后的十二年，即常常被称为“幽室时期”，引起了传记家和评论家的极大兴趣。霍桑本人也竭力标榜自己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士生活，说他自己只在晚间才下楼散步，甚至不跟自己的家人交谈。但是，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这期间，霍桑虽然苦心孤诣于练习写作，埋头钻研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而不甚关心当时的政治问题，但是他还是参加了塞勒姆的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有过几次认真的求爱的经历，并与皮尔斯、布雷奇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几个夏天还外出旅行，考察新英格兰的山山水水、风俗民情。这十二年实际上是他写作的实习时期，表明他蕴藏着旺盛的创造力，写出了不少作品。一八二八年他自费付印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范肖》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令人费解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霍桑便把所有的书收回并销毁。这期间他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但几乎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它们。直至一八三七年，经过他老同学布雷奇的帮助，一家出版社才同意结集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该书的出版引起了美国和英国评论界的注意，从而给他打开了“与世界沟通的通道”。他在一篇手记中写道：“终于在这间昏暗寒伧的幽室里赢得了声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霍桑表现出对于象征手法与心理描写的巨大才能，这成为他写作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在《红字》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重讲一遍的故事》的出版确立了霍桑的作家地位，标志了他写作生涯的正式开始，但同时也标志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生活的结束。一八三八年，霍桑遇上了索菲亚·皮博迪，坠入爱河。为了攒钱结婚，在富兰克林·皮尔斯等人的帮助下，他在波士顿海关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煤盐计量员近两年。接着，他入股参加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一八四二年，时年三十八岁的霍桑与皮博迪建立了家庭。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当一个男人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时，他就不再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生活。”确实，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作品不多，仅在一八四一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新英格兰的儿童历史读物，直至一八四六年才出版了他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集子中的大多数故事是他婚后迁至康科德镇，住在爱默生祖先传下的一座老宅里写的。这些故事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也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前面提及的麦尔维尔的评论文章就是明显的一例。

霍桑长期为之效劳的民主党于一八四六年在选举中获胜，任命他担任塞勒姆海关的督察员。尽管工作占去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使他无暇写作，但是也解除了长期困扰他的经济上的忧虑。不过，好景不长，辉格党的卷土重来使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他对此愤愤不平，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件大好事，他可以专心写作了。一八四九年夏，他经受了因失业以及母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强烈痛苦和沉重打击，全身心地投入到《红字》的写作中去。他原来计划把它写成一个篇幅较长的故事，加上几篇未发表过的故事，再出一本短篇小说集。但是，他新结识的出版商詹姆斯·菲尔兹对他说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集要好卖得多，倒不如把《海关》一文加在《红字》前面当作序凑成一部长篇。于是，霍桑不得不适当加长《红字》的篇幅，以满足出版商的要求。虽然《红字》于一八五。年出版后经常受到谴责，说它诲淫纵欲或表现病态，但它在英美文学界确实引起了一次轰动。在《红字》之前，美国已经产生了不少小说，后来又有不少小说问世，但它始终不失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小说。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情趣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红字》对于读者的魅力依然不变。

继《红字》之后，霍桑很快又完成了两部“罗曼史”：《七个尖角顶的房子》(一八五一年)和《福谷传奇》(一八五二年)。此外，他还为青少年写了几本读物，以及为皮尔斯参加竞选写了传记等，其创作的势头真是一发而不可收了。这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一八五二年，皮尔斯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作为对他的好友和传记作家的报偿，他任命霍桑为美国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在利物浦，他住了四年，其间很少创作。皮尔斯于一八五七年期满卸任后不久，霍桑也辞去了总领事的工作，转去意大利，在那里生活了两年，直至一八六。年才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美国。

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积累了一些素材，并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罗曼史”《玉石雕像》(一八六。年)。霍桑回到美国后住在康科德，继续从事写作。他同时写四部“罗曼史”，但是在他一八六四年五月逝世时，一部也未完成，只留下一堆零乱的书稿。他被葬在康科德的睡谷公墓，与爱默生、朗费罗、洛厄尔等作家长眠在一起。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它以主题思想深邃、想象力丰富、写作手法独特而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集中表现了霍桑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红字》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九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故事一开始的场景发生在该镇监狱的门前，而这个场景的中心人物是海丝特·白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在故事开始之前几年，出身英国破落贵族家庭的白兰嫁给了一个畸形的年老学者。婚后，两人决定移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途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时，丈夫因有事留下，妻子先行独自来到波士顿，一住近两年。其间丈夫杳无音信。据传他在赶来的途中被印第安人俘虏，生死不明。在独居生活中，海丝特·白兰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了那个女婴。显然，她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一戒，即通奸罪，为清教的教义所不容。她被投入监狱，法庭判她有罪，令她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并终身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A(英文通奸Adultery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惩戒。当局一再逼她说出通奸的同犯，但她断然拒绝。这天，她失踪的丈夫正巧赶到，目睹了这一场面。在场的人中只有白兰认出了他。为了隐藏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他更名为罗杰·齐灵渥斯。而此时，白兰的同犯、年轻而受人尊敬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在场。当晚，齐灵渥斯以医生的身份在牢房里与白兰相见；他要她保证不暴露他真实的身份，并决心要追查出她的同犯以报仇雪恨。他很快怀疑起丁梅斯代尔，假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牧师的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孽，健康每况愈下。不久，齐灵渥斯搬到丁梅斯代尔那里与他合住在一栋房子里，表面的理由是更好地观察他的病情，给予更好的治疗，实际上是为了折磨他，削弱他的精力和体力。最后，海丝特觉察到了齐灵渥斯的罪恶图谋，向牧师提出携珠儿一起私奔，逃出这块殖民地到欧洲去建立新生活。珠儿这时已七岁了。七年来，海丝特一直执著地爱着牧师，并把这种爱完全倾注在养育珠儿和服务社会公益上。她虽过着十分清苦孤寂的生活，但她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同情和敬爱。一次她与牧师在森林中会见时，表白了她对他的感情，并摘下红字，把它丢弃到小溪里，以示其决心。牧师却受清教意识的束缚，认为私奔是罪，罪上加罪，故而犹豫不决，但是他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计划在他做完庆祝上帝选择日的祷文后离开。霍桑把出逃安排在选择日是有用意的，他要通过牧师的口来说明加尔文教的教义，即一个罪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愿望获得赎罪，他灵魂的拯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选择”。同时，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坚持要在这一天履行他最后的职责，进一步揭露了他本人和宗教的伪善。他使出全身解数讲完了娓娓动听的布道。然后，他与镇上的政要名流一起上街游行。经过市场时，他双手紧抓住海丝特和珠儿的手，跟她们一起走上刑台。这个刑台正是七年前海丝特手抱珠儿身佩红字当众受辱的那个刑台，也正是七年前他曾假意规劝海丝特说出同犯，而自己却隐瞒罪责的那个刑台。现在他站在上面终于袒露了自己的罪责，并因心力交瘁倒在台上死去。至此，把复仇作为生活中唯一目的的齐灵渥斯，其图谋也告结束，一年后郁郁而死。死前，他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珠儿。珠儿随其母亲去了欧洲，与一贵族结婚，过着美好的生活。海丝特回到波士顿，继续行善，死时，她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红色的A字。

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批评家和读者很自然提出许多问题：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小说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究竟如何看待小说中的另外三个主要人物——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和珠儿?作为书名的红字，也是全书的中心线索的字母A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的寓意是什么?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又是什么?是象征主义，还是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如何看待小说的结尾?白兰的回归是妙笔，还是败笔?《红字》是“罗曼史”还是“小说”?两者究竟有何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举不胜举。对于这些问题，自《红字》问世以来，在读者中，在各派批评家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有关《红字》的评论文章或专著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大在美国文学史上虽还不能肯定首屈一指，也至少名列前茅。随着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迅速发展，对于霍桑及其《红字》的研究和评论也变得更为活跃，更为深入。什么女权主义批评，什么弗洛伊德批评方法，什么新历史主义观点，什么新文化论等等，都被用来对《红字》进行剖析与评述。译者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对各派意见给予详细的介绍，更不可能对上述提出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满复杂矛盾的作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他对这种变化迷惑不解，加之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这种保守性还因受到他世界观中强烈的清教徒意识(加尔文主义)、超验主义(爱默生的自助哲学)以及神秘主义等的影响而盘根错节。他思想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含混(ambiguily)，意义纷呈，时隐时现，难以捉摸。

就主题思想而言，霍桑在《红字》中宣扬的是什么道德观或宗教观呢?有的批评家认为，根据小说提供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霍桑要表达的正是清教的教义，那就是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于亚当犯了原罪，人生来皆有罪，理应受到惩罚，而要得到拯救则完全靠上帝的宽恕。《红字》中的人物都有罪，只是各人对罪恶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如海丝特是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苦行赎罪，终于把胸前罪恶的标志变成了德行的标志，成为圣者、“天使”；丁梅斯代尔是隐藏自己的罪，备受折磨，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最后拿出勇气忏悔认罪，在道德上得到自新后死去，成了一名殉道者；齐灵渥斯开始企图揭露罪恶，结果一心复仇，害人及己，反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恶魔，一个真正的罪人。一些评论家认为，霍桑通过书中主要人物的遭遇，表达了他的罪恶观，探索谁是真正的罪人，什么是罪恶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罪恶论”。但是，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作品的主题思想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海丝特的形象上。她是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争取真正的美好爱情的典型。她对自由幸福和纯洁爱情的追求代表了霍桑浪漫主义的理想。也有的人认为在珠儿的身上表达了“自然人”的概念，认为人的自然存在是道德存在的前提，人生来具有的自然部分是实在的，而精神部分是潜在的，需要个人通过努力和机会才能培育和发展。至于用女权主义观点或弗洛伊德观点来分析评论《红字》，尤其是分析女主人公海丝特的，更大有人在，而且褒贬毁誉不一。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关于主题思想的几种不同的观点，为的是启迪读者的思路，但从中也可看出《红字》思想内涵的丰富多彩。

再如，红色字母A的象征意义究竟为何，霍桑也留给读者自己去解读。有趣的是，当局罚海丝特终身佩戴A字，显然是指她犯了通奸罪(Adultery)，以此来羞辱她，但“通奸”一词在《红字》一书中自始至终未曾出现过，霍桑反而通过其他人的口来说，A可能代表“能干”(Able)，代表“可敬佩的”(Admirable)，代表“天使”(Angel)，等等。而有的评论者则认为它代表“爱情”(Amorous)，代表“艺术”(Art)，代表“前进”(Advance)，甚至意指“美国”(America)，不一而足。《红字》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比比皆是，如监狱门前的野玫瑰、竖立在教堂屋檐下成为“教堂的附属建筑物”的刑台，等等。这些含义深刻的象征充分展露了霍桑运用象征比拟手法的独具匠心与神乎其技，无愧为现代文学象征主义的先驱。

限于篇幅，以上仅举一两例对《红字》的主题思想和象征手法做了一些讨论，挂一漏万，但它们多少可以印证美国乔治·珀金斯教授对霍桑及其《红字》的评价：“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中很少有人能用如此少的字表达出像《红字》所表达的那么多的内容……象征寓意的手法在散文中很少有人能像霍桑那样运用得如此挥洒自如。”它们也使我们再次想起麦尔维尔在《霍桑和他的(古屋青苔)》中的一段话：“光是批评家的铅垂线是量不出他的深浅的。检验这样一位作家仅仅用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你的心灵。单靠观摩考察，你不能了解何为伟大，除了用直觉之外，你从他那里看不出什么东西；你无需叮当敲打，只要用手触碰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真金了。”

《红字》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韩侍桁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把它译成中文。建国后分别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八一年经修订后出版。近年来，据我了解又有几个译本问世。那么，为何我还要承诺重译呢?《红字》是我年轻时接触外国文学以来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尤其这十多年来因教学需要反复阅读，每读一遍，我的心总会受到一次震颤，对作者“丰富、复杂和深刻的想象力”叹为观止；每读一遍，我也总感到有一点新的理解，真可谓“百读不厌，开卷有得”。因此，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把自己的理解通过翻译与读者交流。可是，翻译伊始，翻译界和出版界对于当前外国文学名著重译问题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讨论。我认为一种翻译代表着译者对原作的一种理解，对于像《红字》这样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几种译本是一件好事。只要译者是严肃认真的，重译名著的努力应该肯定，因为正如最近的调查表明的那样，读者的审美习惯和要求是多元的，多种译本就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有鉴于此，译者坚持把《红字》译完了。现在不揣拙纳浅陋，把它奉献给读者，愿它能对读者理解这部美国文学的经典著作有所帮助。

最后，附带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译本与我所见到的其他中译本略有补充，那就是译者把霍桑于一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为《红字》第二版写的序，以及题为《海关》的前言全文译了出来。前言原文有一万五千多字，译成中文约三万多字，相当于小说本文的五分之一，占的篇幅确实不少，但是小说原文的各种版本，包括各种选读本，都照收全印。遗憾的是，历来的中译本均略去不译，因为有人认为前言与小说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其中有几个段落讲述了《红字》一书的起源。事实不尽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这篇前言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写作风格和技巧，以及小说的背景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是研究霍桑与《红字》不可或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