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等。本书用年谱的方式展现了老舍的一生，包括他的著译作品、文学活动和生平事迹等，内容详实而全面，是全面了解老舍的好书，也是老舍研究中的重点课题。

一、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老舍的一生，本书将老舍的著译作品、文学活动和生平事迹等综合起来，分阶段系年编谱；有关的重要历史背景材料，随本事介绍，不另行列出。

二、本书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老舍著译作品全部入谱。其著译时间确切者，按著译日期列目；其著译时间无法确定者。则按发表日期编排。另外，对部分作品的体裁、主要内容或写作背景等加以简介或摘录。

三、老舍著译作品发表后又出版单行本或结集的，列目时一并叙述，一般不再单独列出；多次结集或修订再版的，只注明影响较大的版次；重印、盗版及国外译本，暂不入谱。

四、老舍一生中曾经先后使用过十余个姓名、字号、笔名、化名，其中凡署笔名老舍者，一律从略；凡使用其他名、字、号者，均加以注明。

五、对老舍的文学活动，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刊杂志的原始报道，藉以保留历史的真实记载，并力求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对老舍的生平事迹说法不一的，经考证后采取一说；凡无法考证具体日期者，冠以本时期、本年、本季度、本月、同期、春、夏、秋、冬等字样。

六、书中所引老舍著译作品，绝大部分系直接录自最初发表的报刊、杂志或书籍。暂时未能查到原件者，只好根据《老舍全集》等版本转录。

七、本书在摘录或引用老舍著译作品或其他有关资料时，只订正个别错排字、繁体字和标点，一般不加评述，不做删改。但由于年代跨度较大，引文的语法可能与现代汉语语法不尽一致，特此说明。  

八、凡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注明出处。首次引用时，标明作者、篇名或书名，发表或出版时间，报刊、杂志或出版社名称；重复引用时，只标明作者、篇名或书名，不再注明其他事项。其中所涉及到的中外人名、地名和事件，一般不注；只对少数不易看懂者随文简注，仅供参考。

上  册

例言

序

一、青少年时代(1899年2月3日至1924年夏)

1899年

1900年

1902年

1905年

1909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二、异国生涯(1924年9月14日至1930年2月底)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正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三、齐鲁岁月(1930年3月至1937年11月17日)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四、抗战风雨(1937年11月20日至1946年3月20日)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五、赴美之行(1946年3月20日至1949年12月6日)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下  册

六、建国以后(1949年12月9日至1966年8月24日)

1949钲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初版本后记

修订本后记

        三、齐鲁岁月

   (1930年3月至1937年11月17日)

      1930年  31岁

3月 到达上海，在郑振铎家中小住，写完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据郑振铎夫人高君箴《一个难忘的人》说：“那是一九三。年初的事了，老舍先生刚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小住了约半个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个勤奋的人，天夭埋头写作，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来就发表在当时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l辑)

本时期在郑振铎家结识赵景深。据赵景深说：“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当时在振铎的书房里幽绿的灯光下，看到一位精神饱满、面容活泼、略带黝黑的穿西装的人。在席间他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想蕹(同‘剃’——编撰者注)头，在酒馆的门口经过，看见酒馆的门上，这一面写BAR，那一面也写着BAR，合拢来念，以为是Barbar，便跑进去薤头。’”“老舍听我说起，要在一九兰。年四月十九日与李希同结婚，他就毛遂自荐，要替我做司仪，他说他自己的喉咙很好，不用未免可惜。的确，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人物。’的个性。他那激讳慷慨的声音真可以说是响遏行云呢。”(《我所认识的老舍》)

4月4日 致赵景深信(之一)。署名舍予。载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5月初版)。初收《老舍书信集》，现收《老舍全集》第15卷。信中说：“家中叫我早早回平，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指英文版的《歌德传》，系德国Ludwig的名著——编撰者注)，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接收我那点诚意!”“书托友人贾君奉上，他与我同船北伐。他是在法国读文学的。”

又据赵景深说：“他曾写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先写我的姓名，再写我的住址。本来就可以完事了，他还添上海、中国、亚洲、地球上等字样。幽默的老舍真有点像他自己所创造的王德!”(《我所认识的老舍》)

5月25日 刚从天津回到北平，住在西城机织卫淹通胡同6号白涤洲家中。因正在睡午觉，故《学生画报》记者陈逸飞来访未晤，陈逸飞便留下一封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封王”信而去。(陈逸飞：《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载《芒种》1981年9月号)

5月26日 致陈逸飞信(即《辞王启》)(之一)。署名舒舍予。载陈逸飞《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初收《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2月北京第l版)，现收《老舍全集》第15卷。信中说：“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来叫我一声，我还能一定抱着‘不醒主义’吗?”“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也明矣。”“我星期三(廿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口庶!”

5月28日上午，接待陈逸飞来访。据陈逸飞说：“隔了一天，我按他指定的时间去看他。一见面，他就打破了陌生人初次见面应有的寒暄，对我说：‘账条又飞来了。’

P65-66

《老舍年谱》是老舍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已经出版了一批专著，张桂兴先生所编撰的《老舍年谱》是这个领域里最新的一种，也是最好的一种。

我们对它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与众不同之处是：

一、信息量大。年谱本是可粗可细的，不一定都面面俱到，要看用途的不同，可以有提纲挈领型的，也可以有事无巨细型的。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属于后者。此种年谱讲究“全”，尽量搜罗一切细节，将可能找到的线索尽行收集。这种年谱很像数学的微积分，将微细的单元集合起来，无穷尽地接近无限大，力图完整地再现谱主的生命轨迹。

这种年谱的信息量必然是大的，而且，越大越好。

当然，难度也就随之而来。

它必须以积累为基础；

它必然是个“慢功”：

它一定是“笨活”，无捷径，无近道，无技巧，无窍门，只有死拼。

信息量大，不等于容量大。不是说，字数越多年谱就一定越好，书越厚年谱就一定越优秀，不，不是这么回事。信息量大是指涉猎的事件多，条目多，内容丰富，这比死啃一些事，哪怕把它们描写得很详尽，要更吃功夫；对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恐怕也更有用。

二、新。它利用了近年来各种领域里涌现出的一大批科研成果，不光是老舍研究界。譬如，它利用了不少位新出版的或刚公开的名人日记。移植了那里面的与老舍先生有关的部分。这就使这部年谱关注的视野大大扩展了。出版得晚必然会有这种优势，这是以前的年谱不如它的地方，是它沾了时间的光。当然，光有时间优势，而不懂得利用和不会利用，也是枉然。能够把眼光放宽，能够利用已经出现的机遇，毕竟是年谱著者的聪明，而且能够把功夫用足，全部挖掘出来。这么一来，年谱便增添了许多新的枝叶，从总体上看，它更加新颖，更加完美，更加有整体感。

三、工具性强。这是由第一个和第二个特点派生出来的。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的最大价值恐怕也在于此。它可以当“老舍百科全书”用。一册在手，要查找与老舍先生有关的资料，包括生平和著作，即“人”和“文”的各个方面，都能找到，有字典的性质。这当然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的方便。查找也比较方便，年谱必然是编年史，按年录找就可以了。

总之，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是最详细的，是最新的，是最具工具性的，因而，迄今为止，是最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是这么个理儿，一点不错。

盼着它早日问世，而且，千万不要删节。

1996年11月2日于北京

《老舍年谱》出版八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老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舒乙和舒济两先生的《(老舍年谱)序》(载本书上册)；舒乙先生的《(老舍资料考释)序》(载1998年9月16日《中华读书报》)；舒乙先生的《考证老舍》(载1998年5月19日《中国文化报》)；王晓琴先生的《“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冯亚飞先生的《丰厚的成果，扎实的学风》(载《中国图书评论》1998年第ll期)；王连仲先生的《老舍研究的新突破》(载《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王连仲先生的《另辟蹊径，别具洞天》(载《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日本]杉本达夫先生的《根据老舍未完成的长篇而创作的剧作在上海首次公演》(载2001年1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日本]平松圭子先生的《关于老舍研究的三种工具书》(载[日本]《老舍研究会会报》1999年7月21日第13号)；[日本]日下恒夫先生的《宏大而细心的“老张的治学”》(载[日本]《老舍研究会会报》2001年7月27日第15号)等等，对本书都给与了充分的肯定，有的还做了过高的赞誉。与此同时，本书还曾经分别获得了山东省社科、山东省教委的科研奖励。所有这些，都给笔者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然而，正如舒乙先生在《(老舍资料考释)序》中所说的：“资料研究几乎不可能有终结和极限，也很难由谁来画一个完整的句号，说不定，此时此刻，又会蹦出几篇老舍佚文和资料的新发现或补充来……”实事也正是这样，自从本书定稿至今的四年来，又先后披露了一批老舍的新材料，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老舍根据川剧改编而成的歌剧《拉郎配》手稿的发现，以及部分老舍日记的披露。在老舍资料研究和整理方面，则有《老舍全集》19卷本的问世。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老舍年谱》的修订是理所当然的事隋。

这次修订的要点如下：

(一)在检索体系上，《老舍年谱》初版本是以《老舍文集》为蓝本的，而《老舍年谱》修订本则转换为以《老舍全集》为蓝本了。这样，无疑是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二)在资料运用上，《老舍年谱》修订本吸收了近几年来所发现的一大批新材料，重新改写了部分篇章。例如，老舍的内蒙之行，初版本主要是根据叶圣陶的《内蒙日记》等资料来撰写的，而老舍《一九六一年日记》的发表，则与叶圣陶的《内蒙日记》相印证。进一步加大了信息量，也提高了资料的准确性。同样，老舍《一九五〇年日记》和《一九六三年日记》的公布，也为修订这两年的老舍年谱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老舍两次《访苏日记》的发表，也使这两段年谱的修订有章可循。对老舍的南国之行和日本之行等，编撰者也同样根据老舍的《一九六二年日记》和《一九六五年日记》等新材料，重新进行了撰写。总之，《老舍年谱》修订本力求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三)在文字表述上，《老舍年谱》修订本对所引述的绝大多数资料都进行了再次核对，除订正个别显系误置字之外，其他一律以最初发表或最早出版的原始资料为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本书资料的准确性。  

(四)在全书结构上，鉴于本书已经做了较大的修改，故将原来编排在下册的《赴美之行》一章移到了上册。这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来划分本书的上、下册，似乎显得更为妥当。

当然，尽管笔者做了最大的努力，力图使本书的学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但这并非是说《老舍年谱》修订本就已经完美无缺了。修订本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妥和遗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专家学者和海内外朋友及时函告笔者，以便于下次修订时补正。

此外，在修订过程中，笔者曾参考和借鉴过国内外老舍研究的许多最新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学校领导、科研处、研究生处和中文系等部门十分关心本书的修订工作，在时间、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对笔者鼎力相助，毅然决定再版；史承钧先生和孙絮博士不辞劳苦，应约仔细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王任同志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从头至尾认真地校正了书稿，指出了诸多讹误之处；本书获漳州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谢意!

张桂兴

2005年4月

于漳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