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杜甘的小说《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叙述了一个年轻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平凡的经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荒诞和残酷，也通过战争显示了人性的美德和弱点。小说探索了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的价值，表明了对于战争的厌恶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法国无数反法西斯小说中的一部风格独特的杰作。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2002年度法国文学入选作品。“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是一句古老的德国习语，颂扬法国人过着神仙般快乐逍遥的生活。而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了法国。书中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故事。

主人公加尔米埃是个善良的青年，但是命运却使他身不由己地介入了这场战争，成为出色的情报员，使盟军得以击沉德国的潜水艇，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内心也深感不安，因为那些德国水兵对他都很友好，他们其实也是法西斯统治的受害者。小说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和生动感人的情节，描写了一个普通人的冒险生涯和感情经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荒诞，体现了人类对和平、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法国反战文学中一部不同凡响的杰作。

出版说明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致中国读者

译者前言

正文

我的父母住在一所用粗砂岩建造的小房子里，属于三十年代那些不值什么钱的房子。一九一四年那场战争证明了什么是毁灭，应该承认从那以后，新的建筑物似乎在向被扰乱的时代气氛表示歉意，于是郊区的小屋就千篇一律地蔓延开来，这是它们主人的骄傲，也是对高雅趣味的损害。那是一座老式的砖石建筑，房间又高又窄，里面的各种气流就像在烟囱里那样混作一团。在房子前面的一条宽敞笔直的街道那边，尚皮尼赛马场营造着一种使我着迷的气氛。后面的厨房对面是一个装扮成小资产- 者模样的工人的小花园，几步之外的花园边上有一条道路，它在其他一些小花园里穿越，一直通到马恩河畔。

父亲禁止我到赛马场去。他憎恨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认为在这里与讨厌的大富翁们混在一起的，是ZJ，群无能为力的人，他们对一头愚蠢而危险的畜生进行打赌，指望以此在金钱的赌博中拯救自己的灵魂。我非常尊重我的父亲，他是个讲原则的人，是一九一四年战争的光荣的幸存者，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他的一生都在旅行，因为他是葡萄酒业的代表。他只在一些大型的葡萄酒和烈酒公司，以及并不捍卫工人阶级的饭店老板之间来往，这就使他有了资产者的风度。

我的母亲在铁路上工作，是一个雇员。她是阿尔萨斯（法国旧省名，二战期间曾被德国占领。）人，做事很有条理，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惹我的父亲生气。

我记得自己像一个年轻人越墙而过那样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看起来会很不错的外表从未信守诺言，它让我长了一副在当时算是很高的身材，目光敏锐但身体软弱。双肩下垂，因此尽管在马恩运河上受过一些划船比赛的训练，我还是获得了圣加尔米埃（法国卢瓦尔省首府，以出产碱性的矿泉水和玻璃器皿闻名。）的绰号，意思是把我比作这种牌子的酒瓶。从此我对任何形式的体育活动都抱着一种彻底的反感，我的性格就是由不从事体育活动一的偏见造成的。在我这个设防的小世界里，信仰没有任何位置。我的小世界包括在商业学校里的课程，想闯入女性世界的种种不幸而又执着的企图，以及我不顾家里的斥责在赛马场度过的星期，因为我恰恰非常喜欢这两种人的混杂：戴大礼帽的富人与戴贝雷帽的、赌输后在红葡萄酒中寻求安慰的工人。凡是为了普天下的伟大事业而在内心产生的光荣冲动，我全都留给了我的父亲。考虑之下，由于我不是一个自我欺骗的人，我知道我并不怎么渴望着使别人幸福，我只喜欢快乐，只是随时准备为了让自己的官能好好享乐一番而奋斗。我很眷恋我的家庭，当然也眷恋我的父母，他们关切地使我既无兄弟又无姐妹。还有我的舅舅和舅母，他们和独生女儿、我钟爱的表妹生活在离此两条街的地方。我喜欢我们六个人聚在一起的星期天。

我无比钦佩我的舅舅，在一九一四年被一颗炮弹毁容之后，他穿着带条纹的、前面有双排扣的西服，带着手杖和帽子，按照规定退役了。吞咽困难并不影响他的胃口和愉快的心情，人民阵线（法国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成立。一九三六年六月组成人民阵线的第一届政府，不久因内部件分裂而消亡。）在我们家里并未引起纠纷。我的舅舅曾是火十字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一个极右政治组织）的成员，当了很长时间，他一向嘲笑我父亲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父亲尊敬这位杰出的反动老战士，因为知道他其实比许多共产党人都要宽宏大量，但他们还是在星期天整个下午吵得不可开交，吵到吃晚饭、也就是把中午的剩饭重新热好的时候才逐渐停止。不管怎样，一种深刻的默契都会使这两个男人言归于好：勃艮第（法国东部地区）葡萄酒不如波尔多（法国城市名，纪龙德省省会）葡萄酒度数高，但是味道无疑更加醇厚。

我记得一次激烈的争吵，确实使表妹和我感到担心，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家族当中持久的不和，那是苏联人和德国人签订德苏条约（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内容为互不使用武力和交换情报等，该条约在西方左翼阵营中引起了思想混乱。）的时候，舅舅指责我的父亲站在叛徒那一边。

宣战的时候，父亲站在俄罗斯人一边，他参加了一次法苏友好协会组织的旅行，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他的消息。他们为了回国不得不绕过整个中欧，经过北欧直到挪威，舅舅就把我的母亲和我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父亲回来后变得矮了一大截，政府开始驱逐被控与敌人同谋的左翼分子，从来不介入政治讨论的母亲，请求父亲让人家稍微忘记他。于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和所有未被动员的法国人一样等待着，远远地躲在马其诺防线（法国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在东北边境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的后面，那是法国人的天才的表现，是竖立在那里对付德国人的笨手笨脚的军队的。

与所有经历了三次战争还能活到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一样，我的祖父于勒喜欢说些格言。在三十年代，我还看到他在韦兹雷（法国约纳省首府）的小农场里，目光锐利、身材矮胖，刷子般的小胡子垂在嘴唇上，像屋顶上的一把茅草，由于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半吸半嚼，衔香烟的那个位置已经被熏得焦黄。有一天，在为镇上的一个死于结核病的年轻人守灵回来之后，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一个死人的脸上是没有自尊的。”第二天送葬归来，他在村民的集会上又说了一句：“要是活着的人还是这么愚蠢的话，死了又有什么用处。”

我又想起这两句的时候，死亡正在窥视着我，却又装作对我视而不见。我没有受骗上当，也并不怎么害怕，觉得死亡就像在非洲殖民地里睡上一个长长的午觉。如果死亡真是如此可怕的话，那么早就会有一大堆人回来抱怨了，尤其是在法国，这是个发明了申诉局的国家。

几个月来，我读的书籍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由此回想起那些我应该写出来的经历，那是给人留下忧伤回忆的时代。我像黑暗来临时沿墙行走的小鼠那样无声无息地穿越了那个时代，人们有时很晚才说出有关它的一切，那么现在我也来努力写一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