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是弗吉尼亚·吴尔夫于一九三七年完成的一部编年史小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尔夫曾给妇女服务协会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使她情绪激动，随后她决定写一系列探讨社会问题的随笔。于是，从一九三二年起，她开始写一部“随笔小说”，决定让随笔中的论辩性文字和小说中的场景性描述相互阐发。但是随笔部分后来被放弃了，小说部分则继续写下去，就成了现在的这部《岁月》。

　　《岁月》是吴尔夫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在吴尔夫最后的岁月里，意识流的写法技巧纯熟，时间的变迁不再限制人物的瞬间感受，历史的轮廓魅力突显，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到地铁的出现，帕吉特家族三代人的历程，充分揭露了人的内心世界。

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春天。天气乍暖犹寒，阴晴不定，大地上空总有蓝云紫雯飘荡。在乡下，农民瞅着田野，忧心忡忡；在伦敦，人们望着天空，雨伞时而撑开，时而合上。然而，四月份，这种天气倒是在意料之中的。在惠得利商行，陆军商行，海军商行，成千上万的店员这么说着，便把包得整整齐齐的商品递给站在柜台那边、穿着荷叶边衣裙的太太小姐们。西区是无穷无尽的购物大军，东区是络绎不绝的办事人员，他们在人行道上招摇而过，宛如行进不止的旅行团——对那些有理由驻足，比方说，寄一封信，或者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一家俱乐部窗前盘桓一阵的人来说，情况似乎就是这样。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有活顶四轮马车，有维多利亚马车，有双轮双座出租马车，因为春季才刚刚开始。在僻静一点的街道上，乐师施舍一点微弱的、多半是忧伤的曲子，于是在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的树林里应和或滑稽模仿之声随处可闻：麻雀嘁嘁喳喳，画眉突然啼啭，脉脉含情但又时断时续。广场上的鸽子在树梢上扑腾，碰落了一两根细枝，反反复复哼着那支总被打断的摇篮曲。下午，身穿五彩缤纷的带裙撑的衣裙的淑女们，身着礼服、拄着手杖、别着康乃馨的绅士们，把大理石拱门和阿普斯利宫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公主来了，她经过时人们纷纷举帽致敬。住宅区长街两边的地下室里，头戴便帽、腰系围裙的女仆们在准备茶点。银茶壶从地下室曲里拐弯爬上来，搁在桌子上，童贞女和老处女用自己曾经消除过伯蒙德西和霍克斯顿广场的伤痛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出量茶，一匙，两匙，三匙，四匙。太阳一落，千千万万的小煤气灯，样子宛如孔雀的翎斑，在玻璃罩里打开了，但人行道上却留下大片大片的黑暗。灯光与霞光融为一体，同样都辉映在圆形池与蛇形池平静的池水里。出门用餐的人们，坐着双轮双座出租马车，趁车小跑过桥的当儿，把那迷人的夜景尽收眼底。月亮终于升起来了，它那锃亮的银轮尽管不时地被一丝丝云彩遮暗，但依然宁静地、严厉地、甚至冷漠地闪现出来。日轮月转，岁岁年年，犹如探照灯的光，连连掠过天空。

午餐过后，埃布尔·帕吉特上校坐在他的俱乐部里聊天。既然坐在皮扶手椅里的同伴都是他的同道，也就是当过兵、当过文职公务员、现已退休的一些人，于是他们便说起昔日的笑话，说起从前的故事，回味他们在印度、非洲、埃及的过去，随后，便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现在。那就是有关某项任命，有关某项可能的任命的问题。

突然间，三个人当中最年轻漂亮的一个俯身向前。昨天和他一起吃午饭的是……这时说话者的声音变小了。其余的人都向他凑过来；埃布尔上校随便挥了一下手，把正在撤咖啡杯的仆人打发走了。有几分钟光景，这三个有点歇顶、有点灰白的脑袋～直凑在一起，后来埃布尔上校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埃尔金少校开始讲他的故事时，那股曾经闪现在他们三个人眼睛里的好奇的光，已经完全从帕吉特上校的脸上消失了。他坐着，凝视前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似乎有点儿迷糊，仿佛东方的光辉犹在其中；眼角皱着，仿佛那里的灰尘仍未消失。突然有个想法袭上心头，使他对别人的话兴趣全无；说真的，他都有点讨厌这些絮叨了。他站起身来，向外望着窗子下面的皮卡迪利大街，他把雪茄悬在手里，俯视着形形色色的车顶，有公共马车的，有双轮双座出租马车的，有维多利亚马车的，有货车的，有活顶四轮马车的。他完全是个局外人了，他的态度似乎在说：他再也不会染指那些事务了。他站着凝神注视，阴云开始笼罩他那红润英俊的面庞。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他有个问题要问；他转过身去问；但他的朋友已经走了。这一小撮人已经散开了。埃尔金正从门里急匆匆地出去；布兰德过去跟另一个人攀谈。帕吉特上校闭上了嘴，对他要说的事儿只字不提，又转向窗口俯视皮卡迪利大街。街上熙熙攘攘，似乎人人都有个目标。个个都急匆匆地前去践约。甚至坐在小跑过皮卡迪利大街的维多利亚马车和布鲁厄姆轿车里的太太小姐们，也有什么事干。人们正在返回伦敦；他们正要安顿下来，安度这个季节。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季节可言；因为他无所事事。他妻子快死了；但还没有死。她今天好一点；明天坏一点，新来了一名保姆；情况一直就这样。他顺手拿起一份报纸，一页一页翻了个遍。他瞅着科隆大教堂西边正面的一幅图画。他又把这份报纸扔到别的报纸中间。过些日子——这是对他妻子死亡时间的委婉说法——他就要扔下伦敦，他想，住到乡下去了。但这里有房子；这里有孩子，这里还有……他的脸色变了；不满情绪少了点；但还是有点儿诡秘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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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弗吉尼亚·吴尔夫于一九三七年完成的一部编年史小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尔夫曾给妇女服务协会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使她情绪激动，随后她决定写一系列探讨社会问题的随笔。于是，从一九三二年起，她开始写一部“随笔小说”，决定让随笔中的论辩性文字和小说中的场景性描述相互阐发。但是随笔部分后来被放弃了，小说部分则继续写下去，就成了现在的这部《岁月》。小说写成之前，吴尔夫曾担心它会失败，这一度几乎使她的精神陷于崩溃。但是等到该书出版以后，人们给予了它较高的评价，才让她感到担心纯属多余。

《岁月》是吴尔夫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倒数第二部小说。实际上，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写成后还没修改完，她就投水自尽了。因此，《岁月》这部经过她反复修改的作品，在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吴尔夫后期在小说理念上的成熟，也是她在长篇小说写作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成功实践之一。以时间为背景，来捕捉人的瞬时经验和表现人的心理状态，一直是她所苦苦追求的。吴尔夫在阐述她的创作观点的重要论文《现代小说》中这样说：“任何方法，只要表达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作者)，或使我们更加接近小说家的意图(如果我们是读者)，它就是正确的。”而在小说中采取编年史的形式，对她来说正是为了接近她心目中“生活的本来面目”。吴尔夫从很早的时候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并且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对她来说，历史并不仅仅是由重大的事件(如战争、灾难和特殊的庆典等)构成的，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应该只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活动方面，相反，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样是构成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更强调关注历史本身的连续性，而主张将突发性事件置于历史记录的边缘。但是毫无疑问，构成这种连续性的必然是具有建设性的家庭生活和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是在《现代小说》中，吴尔夫又说：“看看一个普通的心灵在一个普通日子里的经验。心灵接受无数的印象——琐碎的、奇妙的、易逝的，或是刻骨铭心的。它们来自各个方面，像无数原子不断地洒落；当它们降落下来，形成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重要时刻来自这里而不是那里；因此如果一个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写自己选择的东西，而不是他必须写的东西，如果他能依据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常规来写作，那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常规形式的爱情、利益或灾难，也许没有一颗纽扣是照邦德街的裁缝的习惯缝上的。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直到意识终结。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无论它表现出何种反常或复杂性)，尽可能少混杂外部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所以打破传统的框架，避开习惯性的概念，顺着意识的层面去捕捉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瞬问，就成了吴尔夫后期创作所极力追求的东西。正是这种追求赋予了她这些作品一种现代特征，同时也成就了她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地位。

……

除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生活的关注外，吴尔夫还对这一时期的男性价值观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男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和夸夸其谈等方面。小说塑造了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性格受到扭曲的青年男子爱德华的形象。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把对表妹吉蒂·马隆的自然感情强压在心中，并试图通过顽强的工作和学习来转移它，这样发展的结果，最终使他变成了一个对女人缺乏吸引力的感伤的理想主义者。当爱德华在读书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的表妹的形象中，甚至都羼和着书本中的安提戈涅的影子，而不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女人。他这种因训练而形成的感情特征在本质上是自我反射、自我崇拜的。所以，若干年以后，当他功成名就地出现在迪莉娅主办的家族晚会上时，侄子诺思却觉得“他有副身子已被吃掉、只剩下翅膀和外壳的甲虫的神情”。他的表情，他说话的语气，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训练形成的，没有一样代表着他自己。“他把头一扬，活像一匹马在咬马嚼子；但他是一匹老马，一匹蓝眼睛的马，他的嚼子不再给他带来苦恼了。他的动作是习惯使然，并非由感情左右。”他虽然和晚会上的其他人不同，不谈政治和金钱，但他“身上有种终极性的东西……有种密封起来、确定了的东西”，这使他的生命不再具有活力。同时他所受的教育和所获得的成就感，把他变成了“一个有了固定态势的人，他再也不能从中脱身，放松放松”了。这种生活使他变得虚荣、敏感，只要有别人的赞扬、教授的头衔和院长的职位，就足以补偿他长期单调乏味的辛苦劳作了。

除此之外，吴尔夫还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仪式进行了批评。小说对生活仪式的描写态度十分暖昧，在吴尔夫看来，它既是生活的内容，又是生活的表象，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真实的似乎只是人们的感受。所以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人们对岁月艰难的感叹：在一九o八年，当成年后的萝丝向她的哥哥马丁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一次割腕的经历以后，马丁便感慨道：“孩子们过的生活多么可怕!”同样，在一八九一年，当他们的父亲埃布尔探望他们的婶婶欧仁妮时，欧仁妮也曾对他说：“人们好苦啊!”这才是生活本身的滋味。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佩吉在晚会上的一段心理活动很有深意：“她听到伦敦的夜声从远处传来；一个喇叭在嘟嘟地叫，一声汽笛在河上哀鸣，那些遥远的声音，它们引起的对这个世界漠然置之的其他世界的暗示，对黑夜里在黑暗的中心劳苦的人们的暗示，使她把埃莉诺的话重复了一遍，在这个世界上很快乐，与活人在一起很快乐。但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她问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快乐’呢?每个街头的每一张海报上都是死亡，或者更有甚者——专制；残暴；折磨；文明的没落；自由的终结。我们在这里，她想，只不过靠一片叶子庇护，它也难逃毁灭的厄运。”这多少动摇了我们对生活仪式的看法。

那么，在分析了上面的这些质疑和批评以后，我们不禁要问，生活本身到底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呢?小说中尼古拉斯的几句话也许就是我们惟一的答案：“各人就是各人的蜗居，各人有各人的十字架或《圣经》；各人有各人的炉火，各人的老婆……”这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袭人说过的一句话：“从此以后，各人各得眼泪。”所以人生是没有固定的套路的，我们只能像吉蒂一样，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这也许是我们从《岁月》应该读到的内容。

周绚隆

二00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