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借助明清十八家文章，呈现三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读者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全书即脱胎于课堂讲录，只不过由十八家缩减为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九家。以这些文人、学者的为人与为文为研究个案，分析其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不惟强调“知人论世”，抑且企求“尚友古人”。本课程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会、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夹叙夹议中的文本分析等；置身“讲坛”丛书，依然保留了原先的闲文与穿插。读本书，你会理解更多有关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认准“古文”该死。“白话”当活，把古文十八家列为“十八妖魔”。陈平原在北大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明清散文十八家”，也算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扫战场”，呈现当初情急之余，被当作脏水泼掉的“明清之文”的另一侧面。希望借助十八家文章，呈现三百年问(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发大家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

本书即脱胎于课堂讲录，只不过由十八家缩减为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九家。以这些文人、学者的为人与为文为研究个案，分析其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不惟强调“知人论世”，抑且企求 “尚友古人”。本课程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会、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夹叙夹议中的文本分析等；置身“讲坛”丛书，依然保留了原先的闲文与穿插。

由于采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支援的范式，既凸显了这九位散文大家的人生轨迹与文学世界，又会通勾勒出文学史脉络与风貌，同时对文学生产、社会背景，市民生活这些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因素也有精到的描述与阐释。

在作者看来，自周作人、林语堂始，直到当下仍为一般人推崇的晚明小品，乃典型的”文人之文”，独抒性灵。轻巧而倩丽，而不太被看好的清代文章，则大都属于”学者之文”，注重典制，朴实但大气。

开场白

第一讲 别出手眼与放胆为文

  ——李贽的为人与为文

才高气豪与祸逐名起

不能学与不愿学

童心与道学

识·才·胆

第二讲 文人的生计与幽韵

  ——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

异端与异人

著述与生计

热肠与幽韵

清言与文章

第三讲 阐扬幽韵与表彰声色

  ——袁宏道的为人与为文

为官与遗世

幽韵与声色

趣味与文章

第四讲 都市诗人的奇情壮采

  ——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自叙与自嘲

真性情与忏悔录

民俗与寄托

奇丑与不平之气

绚烂与平淡

第五讲 史家之文的阔大与人情

  ——黄宗羲的为人与为文

不必文人始有至文

党人游侠儒林

读书博杂与思想通达

深于情与工于文

第六讲 能文而不为文人

  ——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

以游为隐

文须有益于天下

古朴深沉的论学文字

第七讲 超越“江南之文”

  ——全祖望的为人与为文

经史文三合

表彰忠义与气节

大气与芜杂

第八讲 文派、文选与讲学

  ——姚鼐的为人与为文

桐城文派的建立

学统与文统

义理考证文章

讲学生涯与《古文辞类纂》

第九讲 志在述学与文艺其末

  ——汪中的为人与为文

自学成才与恃才傲物

述学与文艺

自序之得失

著书与抄书

参考书目

后记

一般史书上，只写到李贽通州被杀，准确地说，是下狱后自刎。作为史书，这样介绍也就行了。而在袁中道所撰传记里，这最后关头，也就是官兵到来时，马公怎样慷慨陈词，李贽又如何从容就狱，加上充满悬念的突然自刎，这一切都富于戏剧性，也很精彩。真是大手笔，否则，写不出这种文章。

李贽的被捕，罪名是妖言惑众。张问达弹劾李贽时，说他“以李斯为才力”，“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冯道为吏隐”等，最关键的，还是“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如此罪大恶极，该杀。诸位，推崇秦始皇，或者主张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今天之所以觉得这没什么，近乎“常识”，或是可以理解的“一家之言”，那是因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人的观念转化。

也正因如此，“五四”以后，对李卓吾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汉代王充的《论衡问孔》开始，历代文人学者中，对儒家学说或孔子思想提出某种质疑的，代不乏人。到了李贽，也只是反感“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强调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并非真正的“毁圣”。到了晚清，有三个人，章太炎、吴虞、易白沙，先后在东京和北京，公开站出来，对孔教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个思路，后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批孔”的先声。但章太炎和吴虞都再三说，要把孔子和孔教分开。一个是对中华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另一个则是挥舞着孔子的旗帜，将孔子作为棍子打人、杀人的真假道学家，这两者必须区分开来。这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基本思路。

胡适曾表扬吴虞“只手打孔家店”，那是因为吴虞所撰关于宗族制度、关于孔教的文章，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但请注意，胡适说的是“孔家店”，不是孔子。孔子、孔教、孔家店、孔老二，这四个词大不一样。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称孔丘为“孔老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产。此前，虽有王充的“问孔”，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及吴虞对于孔教的批评等，都是力图划一条线：即，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是伟大的，至于后世对孔子的阐发，以及借孔子营造意识形态，则颇有值得质疑之处。今天我来学校，在车上读鲁迅的手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讥讽的也是孔子死后的形象，而不是孔子本人。真正把孔子作为批判目标和打倒对象的，是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梁漱溟一直不能原谅冯友兰文革中的参与批孔。研究了一辈子儒家思想学说，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批孔教，那是很多人可以、也愿意做的，批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李卓老才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虽然主张独立思考，不一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对儒家思想体系，对于“圣教”，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可人家不这么看，世人多将孔子和孔教、孔子和道学，说成是一回事。其实，李贽和耿定向的争论，症结也在这里。至于说到为什么要抓李贽，除了“妄著书”，还有“肆行不简”。也就是说，行为很不检点。比如，“与无良辈游庵院”，还有“挟妓女，白昼同浴”。但这些指控，其实并不构成对一个退职官吏进行审讯的理由(学生笑)。即便这些指控都能落实，也不过是伤风败俗，构不成杀头大罪。因为，他不像现在的某些官员，嫖妓时用的是公款。说李贽与妓女“白昼同浴”，到底是真是假，后来也没有进一步追查，因这并非关键所在。

真正需要追究的，是他的言论。时人及后人都明白，李贽是因言而获罪的。所谓“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此类检举揭发，是很有成效的。正如袁中道所说的，像李贽这样喜欢而且擅长骂人，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为奴隶”，固然痛快一时，可曹操并非真的不懂事，更不是可以随便戏弄的孩子。所谓“祸逐名起”，古往今来，才高气豪、义薄云天的名士，大都没有好下场；而且名声越大，死得越快，越惨。把孔融、嵇康和李贽放在一起，确实可以看出魏晋名士和晚明狂生的不少共同点：都是因言论而被杀，而这个言论又恰好都是反对礼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汤武薄周孔”的人，很可能才是礼教的真正信徒。

P6-8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并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二年五月

两年前(准确地说，是2001年2月至7月)，我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204教室，为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课刚开讲，反应很好，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了，提议出版讲课记录稿。于是，请几位研究生帮助录音，并做了初步的整理。学生们工作过分认真，“有闻必录”；我则问心有愧，不好意思“带病(语病)出场”。既想保存讲课时的语气与神态，避免混同于一般论文，又不希望留下太多的纰漏，贻人笑柄，于是，只好略做“修补”。拿起放下，放下拿起，如此磨磨蹭蹭，直到非交稿不可，方才草草收住。

一开始没经验，有的课(归有光、王思任)没录上，有的(龚自珍)则换带子时缺了一大截；还有三讲(徐弘祖、刘侗、傅山)整理出初稿后，感觉不满意，自己压下来了。至于李渔、袁枚、章学诚三家，已做好准备，但没来得及开讲。这样七折八扣，原先设想的十八家，就剩下眼下的九讲了。需要说明的是，“开场白”只是讲授提纲，没有临场发挥，与其它各讲的风格很不一致。这自然有点可惜。而逝者不可追，除非重来一遍，否则，也只能保留这个遗憾了。

当初确定书名时，我脱口而出——“明清散文十八家”。其实，那时课刚开始，真不知道能讲几家。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是讲到那儿算那儿，有“计划”但难以“实现”。事后想想，这“脱口而出”背后，大有深意在焉。讲一学期的明清散文，可以是十六家，也可以是二十家，为何一口咬定十八?了解我的学术背景的，马上会联想到陈独秀的“十八妖魔”。确实如此，不是大家熟悉的十八姨、十八省、十八学士、十八贤人，也不是常被挂在嘴上的十八罗汉、十八层地狱、十八般武艺，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十八妖魔”。这“十八妖魔”四个字，在《汉语大辞典》里是查不到的，那是陈独秀创造出来的，见于其《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日后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除了大家熟悉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还有就是“与十八妖魔宣战”。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文学发展到元明清，本该大有作为，可惜给“十八妖魔”毁了，以至“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世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极力表彰元杂剧及明清小说，这我很赞同；但把同时代的文章一概斥为“无病呻吟”，“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则未免过分了些。搞革命的，需要理想与激情，认准“古文”该死、“白话”当活，胡适、陈独秀于是大声呐喊。至于明清之文是否真的如此不堪，以致必须彻底打倒，等日后打扫战场时再做商量。我原先学的是现代文学，对这“十八妖魔”说的来龙去脉及其利弊得失，自是了然于心。开这门课，也算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扫战场”，呈现当初情急之余，被当作脏水泼掉的“明清之文”的另一侧面。还是“十八家”，只不过不再是陈独秀想像的那“十八妖魔”。

课堂讲授不同于个人著述，不能不更多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往往清晰有余而厚实不足。跻身“讲坛”丛书，希望保留原先的闲文与穿插，更使本书显得不够严谨与丰腴。但借助明清十八家文章，呈现三百年问(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是这一课程的主要目的。计划虽未全部完成，但基本思路及大致面目已经出来，不妨就此打住。

最后，感谢修课的近百位同学，他们的掌声与笑声，是对讲课者的最大鼓励。至于帮助录音以及初步整理的几位研究生——魏泉、葛飞、杨志、吴献雅、陈丹丹、季剑青、陈洁等，更是给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2004年1月31日于圆明园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