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生平除了爱书,没有别的爱好。晚年作品,也是读书随笔类散文居多,且写得颇有风骨,自成一格。而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他晚年的散文多篇幅简短,却意蕴弥深。“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他在为文上甚至刻意要像欧阳修一样,“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抑于后世。”
采蒲台的苇、回忆沙可夫同志、楼居随笔、我的读书生活、我的绿色书、托尔斯泰、与友人论传记、谈读书、谈爱书、散文的虚与实、风烛庵文学杂记……本书收录了孙犁的多篇经典散文。
孙犁的为文之法,为人之道,其实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归结——“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他认为,“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家成功的主要规律”。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对于作家的重要:“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一九四七年春天,冀中区的党组织号召发动大生产运动,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一过了正月十五,街上的锣鼓声音就渐渐稀少,地里的牛马多起来,人们忙着往地里送粪。
十九这天晚上,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到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家里去。秋阁的爹娘全死了,自从哥哥参军,她一个人带着小妹妹二格过日子。现在,她住在年前分得的地主曹老太的场院里。
曹蜜田到了门口,看见她还点着灯在屋里纺线,在窗口低头站了一会,才说:
“秋阁,开开门。”
“蜜田哥吗?”秋阁停了纺车,从炕上跳下来开开门,“开会呀?”
曹蜜田低头进去,坐在炕沿上,问:
“二格睡了?”
“睡了。”秋阁望着蜜田的脸色,“蜜田哥,你手里拿的是谁的信?”
“你哥哥的,”蜜田的眼湿了,“他作战牺牲了。”
“在哪里?”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走到油灯前面去。她没有看信,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流下泪来。
她趴在桌子上,痛哭一场,说: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很单薄。”
“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曹蜜田说,“我们从小好了一场,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我是来和你商量。”
“那敢情好,可是谁能去呀?”秋阁说。
“去就是我去。”曹蜜田说,“叫村里出辆车,我去,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
“五天?村里眼下这样忙,”秋阁低着头,“你离得开?我看过一些时再说吧,人已经没有了,也不忙在这一时。”她用袖子擦擦眼泪,把灯剔亮一些,接着说,“爹娘苦了一辈子,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眼看地也有得种,房也有得住,生活好些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又去了。”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说,“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
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就走了。秋阁坐在纺车怀里,再也纺不成线,她望着灯火,一直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见,才睡下来。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把二格叫醒,姐俩到碾子上去推棒子,推好叫二格端回去,先点火添水,她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
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材。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宝局一开,如同戏台,不光是赌钱的人来人往,就是那些供给赌徒们消耗的小买卖,也不知有多少。这个女孩子起了个名儿叫大器。她从小在那个场合里长大,应酬人是第一,守家过日子顶差。等到大了,不知有多少人想算着她,父亲却把她嫁给了郭忠。
谁都说,这个女人要坏了郭家小店的门风,甚至会要了郭忠的性命。娶过门来,她倒安分守己和郭忠过起日子来,并且因为她人缘很好,会应酬人,小店添了这员女将,更兴旺了。
可是小店也就成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聚处,整天价人满座满,说东道西,拉拉唱唱。 郭忠有个大女儿名叫大妮,今年十七岁了。这姑娘长得很像她母亲,弯眉大眼,对眼看人,眼里有一种迷人的光芒,身子发育得丰满,脸像十五的月亮。
大妮以前也和那些杂乱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近来却正眼也不看他们;她心里想,这些人要不得,你给他点好颜色看,他就得了意,顺竿爬上来,顶好像蝎子一样螫他们一下。
大妮心里有一种苦痛,也有一个希望。在村里,她是叫同年的姐妹们下眼看的,人们背地说她出身不好,不愿意叫她参加生产组,只有秋阁姐知道她的心,把她叫到自己组里去。她现在很恨她的母亲,更恨那些游手好闲的整天躺在她家炕上的那些人,她一心一意要学正派,要跟着秋阁学。
秋阁来到她家。在院里叫了一声,大妮跑出来,说:
“秋阁姐,到屋里坐吧,家里没别人。”
“我不坐了,”秋阁说,“吃过饭,我们去给抗属送粪,你有空吧?”
“有空。”大妮说。
大妮的娘还没有起来,她在屋里喊:
“秋阁呀,屋里坐坐嘛。你这孩子,多咱也不到我这屋里来,我怎么得罪了你?”
“我不坐了,还要回去做饭哩。”秋阁走出来,大妮跟着送出来,送到过道里小声问:
“秋阁姐,怎么你眼那么红呀,为什么啼哭来着?”
“我哥哥牺牲了。”秋阁说。
“什么,秋来哥呀?”大妮吃了一惊站住了,眼睛立时红了,“那你今儿个就别到地里去了,我们一样做.”
“不,”秋阁说,“我们还是一块去,你回去做饭吃吧。”
严格说来,孙犁是以小说家著称的,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奄铁木前传》,以《芦花荡》、《荷花淀》为代表的传诵已久的短篇名作,都以富于浪漫主义的抒情基调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尤其擅长以浓郁隽永的诗意笔触,通过细腻白描女性人物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孙犁被誉为是“诗人型和音乐型的小说家”。但凡说到他的语言,评论家常常不吝惜把优美如诗、鲜明如画、悠扬如曲之类的形容词奉献出来,深沉、含蓄、抒情、秀雅、隽永、清丽、自然、蕴藉、淡远、俊逸、简洁、遒劲……诸如此类的词汇可以罗列一大堆。
人们惯用“行云流水,明丽天然”来比喻孙犁的小说,说它们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和隽永的诗画情境。他的小说,还被当成是“独具特色的时代风云录”。茅盾评价“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孙犁早期着力在小说,散文写得不多,也不如晚年写得那般淳朴老到。读他早期散文的感觉,似乎是他把写短篇小说的素材边角料随手编就成的副产品,远没有“正品”的短篇小说出色,也没有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当然,散文里他一贯的情致韵味是少不了的,如《采蒲台的苇》、《张秋阁》、《保定旧事》、《在阜平》等。
在古代的中国散文作家中,孙犁喜欢韩非、司马迁、柳宗元和欧阳修。他欣赏柳宗元用以表达“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他尤其称羡欧阳修“最善于变化文章的句法,力求使它新颖和有力量”。
从孙犁所写《欧阳修的散文》一文,不难看出他对于散文的艺术境界是怎样的一种追求。他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人情人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他说欧阳修“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文章的真正功力,在于写实;写实的独到之处,在于层次明晰,合理展开;在于情景交融,人地相当;在于处处自然,不伤造作。”
在外国作家里,他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作品里的浪漫主义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于美的追求”。他们的作品,“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他像契诃夫一样,重视单纯、朴素、简练、真挚,痛恶庸俗和做作。
但古今中外作家对他精神影响最大的是鲁迅。他在青年时代喜欢鲁迅达到狂热的程度,“省吃简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他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先生的散文,就永远是人民手中制敌必胜的锋利武器。这就叫不朽的著作。”我想,孙犁写人物用到纯熟的白描技法,无疑是师承鲁迅的,就是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
孙犁的为文之法,为人之道,其实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归结——“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他认为,“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家成功的主要规律”。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对于作家的重要:“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孙犁生平除了爱书,没有别的爱好。晚年作品,也是读书随笔类散文居多,且写得颇有风骨,自成一格。而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他晚年的散文多篇幅简短,却意蕴弥深。“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我想,他在为文上甚至刻意要像欧阳修一样,“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
对作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性情,成就什么样的创作。孙犁说自己“余性孤僻,疏于友道”。平易、诚恳,与世无争的性情,使他推祟“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所谓作家之德,就是为人要坦率真诚,有高尚的道义,在逆境中洁身自好。这在已经常常文不如其人,人不如其文的今天,尤显出了可贵。
在谈到散文创作时,孙犁认为,写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惟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是因为“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因此,他看不惯“近来我们的散文,多变成了‘散文诗’,或‘散文小说’。……文章题目,多如农村酒招,华丽而破旧,一语道破整篇内容。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
孙犁极不赞成散文即是“松散的文章,随便的文体”的提法,认为随笔“和散文并非一回事”。而且,散文的生命,亦不在加强“诗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散文,其取胜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
他始终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予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孙犁仙逝,好比文坛倒下了一棵参天大树,但他却以文人的纯洁心灵和高贵精神,耸起了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